“陈范集团”筹备

　　1970年前后，湖北咸宁干校，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范用在一起聊天，彼此商定，出去以后还是 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陈翰伯提出，杂志的名字就叫《读书》，简单明快。

　　8年后，当时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

　　陈翰伯出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成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这时的范用已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而三联书店隶属于人民出版社。

　　1978年12月，“文革”刚结束，范用等人马上开始筹备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 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但这在当时十分敏感，范用提出，《读书》杂志由他担任 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

　　也有人担心，思想理论的严肃刊物发行量少，不好生存。“再少也要坚持住宗旨。”陈原、范用坚信，好书好刊一定 会有读者。

　　1978年下半年，董秀玉被从三联书店编辑室抽调参与杂志筹备。最初半年时间，编辑部具体工作落在史枚和董秀 玉两人身上，主编要求创刊时手上必须要有三期稿件，杂志不能开天窗，这可是个难题。

　　幸运的是，很多大家听说后积极支持热情供稿。这里面哪个名字都足够分量：巴金、施蛰存、聂绀弩、钱钟书、傅雷 、费孝通、吕叔湘、李洪林、李泽厚、张隆溪、朱虹、钱理群……从第5期起，丁聪给《读书》画漫画，一画就是二十多年。

　　发刊首篇文章引争议

　　读书无禁区

　　“陈范集团”筹备

　　1970年前后，湖北咸宁干校，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范用在一起聊天，彼此商定，出去以后还是 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陈翰伯提出，杂志的名字就叫《读书》，简单明快。

　　8年后，当时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

　　陈翰伯出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成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这时的范用已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而三联书店隶属于人民出版社。

　　1978年12月，“文革”刚结束，范用等人马上开始筹备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 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但这在当时十分敏感，范用提出，《读书》杂志由他担任 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

　　也有人担心，思想理论的严肃刊物发行量少，不好生存。“再少也要坚持住宗旨。”陈原、范用坚信，好书好刊一定 会有读者。

　　1978年下半年，董秀玉被从三联书店编辑室抽调参与杂志筹备。最初半年时间，编辑部具体工作落在史枚和董秀 玉两人身上，主编要求创刊时手上必须要有三期稿件，杂志不能开天窗，这可是个难题。

　　幸运的是，很多大家听说后积极支持热情供稿。这里面哪个名字都足够分量：巴金、施蛰存、聂绀弩、钱钟书、傅雷 、费孝通、吕叔湘、李洪林、李泽厚、张隆溪、朱虹、钱理群……从第5期起，丁聪给《读书》画漫画，一画就是二十多年。

　　发刊首篇文章引争议

　　1979年4月10日，《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带来不小的“麻烦”。

　　范用与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熟悉。“知道他的思想水平”，因此在《读书》创办之初，范用约 他写篇稿子。李洪林写了篇《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

　　范用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惹麻烦。此前多年为毛泽东专门购书，范用心想“毛泽东读书都没有什么禁区”，遂动笔改 之。

　　创刊号出来后，李洪林的文章受到了很多读者关注。上级主管部门一位领导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 妥。从那位领导的言语中，范用判断该领导没有仔细读完文章，因为文中明确指出：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 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范用跟该领导说，他个人认为，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读者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 方。

　　辩解没有起到作用。随后，《读书无禁区》受到批评和一些人的攻击，《读书》不得不连续刊发好几篇批评文章。

　　胡乔木来信

　　1983年前后，社会思潮有反复，那时开始批判自由化。《读书》总被批评宣传马列不够，出版社内部因为压力， 也有停刊或者改刊的说法。

　　1983年7月29日，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大会上，胡乔木发表讲话，对《读书》表示支持。胡乔木说，希 望仍然把《读书》杂志办下去。

　　“看来，乔公已经知道有一种声音要停办或对它做‘大的改变’，而他显然并不支持这意见。”后来执掌读书的沈昌 文终于松了口气。

　　1983年，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沈董两人到了会场，大家正在讨论《读书》杂志的问题， 不料，有另一家更重要的杂志出了问题，领导急于处理。于是会议取消，后来也没有再追究。

　　由于《读书》的影响扩大，很多领导也给杂志投稿，《读书》刊发过胡乔木的文章。

　　1987年某日，杂志社忽然收到“胡乔木办公室”送来一信，其中有胡乔木写给沈昌文和董秀玉的亲笔信，信中很 客气地说，要给《读书》投稿，是他为自己的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写的后记，“如何是好，诸希裁夺”。

　　沈昌文看后大惊，请教了一下朋友，说看来只是投稿，并无别故，敬请放心。于是沈昌文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件提 出一些修改意见。胡乔木全部采纳，并说，“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没有平等就没有 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此后，沈昌文到上面汇报工作时提及此事。沈昌文回忆，从此没有人再嚷嚷《读书》不 听话了。

　　人文精神讨论引向全国

　　时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张柠记得，上世纪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学者有人下海，有人出国 。“当时上海股市很热。”“华东师大虽然走了一些人，但是，王晓明、夏中义、李劼等人在维持这种氛围。我们很少上课， 主要是参加大小沙龙。”张柠认为，能够产生后来的大讨论决非偶然。

　　1992年暑假刚过开学不久，在徐麟的9舍625室，王晓明、张宏、徐麟、崔宜明等准备进行一场对话———从 文化角度进行现实批判，毛尖做笔录。

　　原本参加的陈福民迟迟没有返校，正在这时，张柠走了进来。徐麟说，来得正好，就让张柠补上。张柠撞上了这场讨 论。

　　几人的讨论内容在1993年第六期的《上海文学》上刊登，名字定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其中对当时的文艺界风头最盛的张艺谋和王朔进行了批评。

　　文章发表后，张柠收到了一二十封读者来信。接着，《上海文学》第7期和第9期继续刊发了陈思和、郜元宝、王宏 图、张新颖的对话《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陈平原、钱理群、吴福辉、赵园的对话《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对人文 知识分子的现状以及“在现时代如何做一名知识分子”进行了探讨，但这种探讨只限局部。

　　《读书》的加入使讨论引向全国。

　　1993年冬，华东师范大学要开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王晓明事前把消息告诉了老朋友、时为《读书》杂志编辑 的吴彬，请她支持。不久，吴彬回复说，她将和沈昌文一起去上海参加讨论。

　　“我们白天开会，晚上大家约在一起，集中在华东师大的一个教室讨论，教室大概坐了七八十人。大家七嘴八舌。沈 昌文和吴彬坐在角落里听，一言不发。第二天，他们回到北京。”大讨论发起者王晓明回忆。

　　两人很快写信称，《读书》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发表系列讨论稿。王晓明收到信后，确定了要讨论的话题，然后根据 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给《读书》。从1993年第三期开始，《读书》以连续五期的形式刊发了五场对话。

　　《读书》以前很少刊登纯粹的讨论稿，这一次打破惯例，而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王晓明说，由于《读书》的参与， 讨论从上海走向了全国。

　　在《启蒙的自我瓦解》一书中，学者郑国庆认为，这场人文精神论争或许可视为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重建公共性 的一次努力，当然论争也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性思维倾向。

　　王晓明认为，大讨论中知识界和学界的分化开始暴露出来，大家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同。

　　读书引发的争论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至少三个事件缠绕着《读书》。“长江读书奖”中汪晖自己获奖引发质疑，刊发高默波 “文革”反思文章引来批评，哈贝马斯访华的编辑手记事件让《读书》处境尴尬。

　　虽然主编汪晖至今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代表，但他1997年发表在《天涯》杂志的文章《当代思想状况与现 代性问题》还是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第一次交锋。此后，汪晖陆续撰文写了一系列文章，拉开了“新左 派”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

　　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而他所主编的《读书》也顺带被自由主义学者看成是“新左派”的阵营。有人认为 《读书》丧失了包容性。

　　争论另一个爆发点是2000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美国学者高默波的文章《 书写历史：〈高家村〉》，在这篇文章中，高默波写自己的农村老家在“文革”取得了进展，而且还说到农民对于“文革”时 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文章发表，立即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甚至还有批评说汪晖和《读书》发表此类文章是为 “文革”翻案。

　　尽管很多人批评，但汪晖却表示高默波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文革”的历史。

　　如果说高默波事件仅是学术争论而已，那么“长江读书奖”事件将争论引向另一个层面。

　　于1999年启动的长江《读书》奖，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读书》杂志承办。2000年 ，结果评出，《汪晖自选集》获得了其中的一个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对“长江读书奖”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此后众多的批评者认为，汪晖作为主编，应该 严格回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到中国和中国的学者交流。其后不久，学者雷颐发文称，哈贝马 斯在谈到中国的“新左派”学者时，说他看过一些汪晖的文章，也和汪晖交谈过，他感觉到中国“新左派”的观点有为极权、 专制服务，为“文革”辩护的倾向。

　　雷颐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汪晖等人的不满，汪晖在2002年第五期的《读书》编辑手记中，否认自己和哈贝马斯见过 面，并且称雷颐在散播不实际的流言，也不能接受哈贝马斯对自己的评价。

　　不久，徐友渔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汪晖，认为汪晖利用《读书》的公共空间和身为主编的公共身份为自己做辩护。

　　《读书》在争论中处境尴尬。但争论双方都不太愿意被贴上“新左”或自由主义的标签。

　　2007年7月10日，三联书店宣布，汪晖、黄平不再担任《读书》的主编。

　　“我力求让《读书》好读起来。”现任执行主编吴彬低调回应。

　　□本报记者张弘北京报道

　　-新观察

　　当代中国学术地图标尺

　　顾颉刚曾经说过，民国史上每一时段总有与时代呼应的报纸和杂志，记录知识界的心路历程。在我看来，《读书》杂 志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地图的标尺，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中的活化石。《青年论坛》、《走向未来》、《东方》、《方 法》杂志，虽能领一时风骚，但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中，没能像《读书》那样，坚守文化的担当，虽然后者有些磕磕绊绊。

　　蓦然回首，居然有那么多的风波伴随着《读书》。

　　创刊时的《读书无禁区》，差一点惹恼理论界的权威，风狂雨骤，但幼苗侥幸存活。《读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 对于摆脱文化蒙昧主义，可以说功莫大焉。

　　《读书》搭建了中国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沟通的稀有公共平台，从1979年4月10日创刊，坚定立足于思想 启蒙，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读书的主事者精准地摸透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脉搏，当代学术地图中的佼佼者往往通过《读书》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梁治平、谢选骏、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郑也夫，比如赵一凡、葛剑雄、葛兆光、吴方、尹吉男 、何光沪，比如刘小枫、朱学勤、许纪霖、吴岳添、雷颐、夏晓虹。这些百年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者，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现在想来，第五代学者大多具有上山下乡的底层和草根体验，政治风暴和清明期，他们都赶上了。

　　他们胸怀问题意识，喜欢与师友聊天，适逢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尚未踏上“轨道”，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也成了 新知识、新学术、新思想的弄潮儿。

　　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第四代学者真正出活的并不多，但陈乐民、资中筠、王蒙、李欧梵、柳鸣九、龚育之、董乐山 皆非等闲之辈，常有醒世箴言。

　　更让人称奇的是，《读书》能够获得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第三代学者的认可和击赏，冯亦代、张中行、金克木、费孝 通、徐梵澄、谭其骧、启功、黄裳、金性尧等老辈学者，经多见广，参透社会和人生，不仅文笔老辣，文字清通，而且处处散 发出智慧和灵性。

　　《读书》的主事者似乎多是读书的种子，范用、沈昌文长期在出版界打拼，文凭不高，但具有百科全书的胸襟，从1 979年到1989年，整整十年，他们守护着这个中国思想学术届的公共沙龙。漫画家小丁乐此不疲地为《读书》配发漫画 像和插页漫画，难以想象，离开小丁漫画，《读书》是否还那么有趣？

　　事实上，1995年之后，改革的共识，引发了知识界的断裂，在所谓“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氛围中，重建学术 规范、提升学者专业理念，正好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课题费用大规模上涨、大学量化评价机制疯狂扩张，不少知识分子丧失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具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忙于获得收益，不少人成为课题包工头。

　　具有知识分子担当的学者，这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平台，比如《东方》、《方法》、《战略与管理》。

　　2000年以来，随着报纸时评版的创设和扩展，具有公共知识分子品质的学者，在其中找到了位置。

　　而这些，不是《读书》杂志所能提供的。

　　互联网和博客兴起，拓宽了言论的公共空间，尽管《读书》更换了主编，尽管《读书》试图改变，但难免不淡出知识 界的视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说出这句话，内心深处对《读书》，依然保持一份同情的理解与温情的敬意。

　　□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

　　民间记忆

　　到海南第一单生意赚了20多万

　　1988年初，我代表绍兴政府到海南办公司，公职身份。每天只拿2元钱的驻岛补贴，但物价飞涨，吃饭油水不足 ，加碗米饭2毛钱，还得下个决心。

　　那时，有人倒彩电，有人倒橡胶、白糖。这些生意我都谈过，账上没几个钱，谈起来跟真的似的，口气很大。实际上 那时谁都没货，谁都没钱，但大家谈得都很热闹。几个月下来，一单生意没做成，继续为加不加2毛钱一碗的米饭下决心。

　　几个月后，改变思路，去找海南当地的企业，最后还真谈出了生意。

　　当时海南物资局有一批电解铜，约有二三十吨，积压多年。海南普通话实在不好懂，我们立着耳朵瞪着眼和海南物资 局的业务经理聊了半天，知道这批电解铜他们的报价比浙江每吨少近万元。我和手下两人心里一阵狂跳，以为听错了，直到把 业务台账翻出来看到价格，才知道真要赚了。

　　出了海南物资局我们就算计价款，账上的钱不够，叫绍兴汇钱又怕来不及，心里怦怦地跳。一是近半年了，终于有单 业务了，一是怕钱不够，海南物资局不让提货，消息一走漏，被别的有钱单位抢了先。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海南物资局，要求全部吃下这批电解铜，但只付一半货款，另一半装船后再电汇过来。我们担 心对方不同意这样的付款方式，没想到，海南物资局因货积压太久，碰到我们这个买主，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又见我们同是物 资系统的，业务员稍作请示就获批了。

　　买卖达成，赚了20多万元，照现在的标准，有200多万利润，我们有10%的提成。打那以后，荤菜随便吃，还 常去大排档吃点海鲜喝点小酒。

　　□潘跃新(北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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