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97期[1979年5月25日国家六部门确定8家国企改革试点单位]

　　一日三十年——5月25日

　　●1978年中国与阿曼苏丹国建交

　　●1979年首钢等八家企业被定为国企改革试点单位

　　●1984年邓小平强调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

　　●199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命名一小行星为“杨振宁星”

　　●2002年5月25日台湾华航一客机在澎湖附近海域坠毁，机上225人全部罹难

　　首钢1979，厂长扩权

　　1979年，作家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里，机电厂新任厂长乔光朴，对全厂近万名职工进行大考核，把不称职人员撤离岗位，使生产局面迅速改观。但 在他进行改革的同时，也遭到了各种阻挠，一度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然而，在领导和群众支持下，他对改革依然充满信心。

　　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乔厂长”一时间成为“英雄”的代名词。

　　绝非巧合。那一年，和“乔厂长”一样，打破禁锢、推行改革的企业家，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中。

　　当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联合发文。确定京津沪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 首都钢铁公司，成为其中之一。

　　厂长无权

　　请缨改革

　　首钢退休职工陈生志告诉记者，首钢当时是主动申请参加第一次国企改革试点的。

　　他回忆，在此之前的首钢，虽然厂区很大，但实际规模很小，只有一个炼钢的高炉。

　　另一位首钢退休职工张积武也说，那个时候首钢效益不是很好，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企业没有额外自主获 取利润的权力，工人的积极性也不高。

　　而为了企业发展、对于企业自主权的追求，在当时的首钢领导层，更为迫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虽然管理20万职工，但他却没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 厕所。

　　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陶友之，曾对国企扩权改革进行专题研究。他认为，当时周冠五“没权改造厕所”的说法，“很 有可能”。

　　他介绍，没有扩大自主经营权之前，国企的厂长实际上只是一个车间主任，完全听国家的，企业的生产销售都是国家 计划好，按部就班地做就可以了。就算要盖一个厕所，也要国家的计划中有专项的使用资金才能去盖。

　　1978年10月开始，四川省率先对省内部分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

　　1979年初，敏锐的周冠五亲自组织报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单位。

　　当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确定京津沪8个企业为国企改革试点，周冠五的申请，成功了。

　　两个月不到，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一口气印发五个文件，对扩权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 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周冠五的改革，有了“尚方宝剑”。

　　“三个百分之百”

　　员工爱恨交加

　　周冠五推出的第一项改革举措，便令当时的许多员工“爱恨交加”。

　　他迅速推行“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 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新的制度实施后，大家的奖金扣得比较厉害。”陈生志说。

　　张积武透露，当时推行的岗位责任制“太严了”。比如说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奖金。一般 的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严重的则要罚去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

　　此外，最严重者，还会被降职、撤职。

　　尽管有个别员工抱怨，但这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很成功”。据首钢石钢铸造厂原总工程师高伯聪回忆，这种责任、考 核，奖惩三者结合一体的管理方式，使首钢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很快恢复。

　　此外，周冠五还集中所有大修基金，来修建首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1979年12月15日，一座国际 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并且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计划经济时代’，专项基金必须专项使用，就算账面上有钱，没有计划，根本不能动 用。”陶友之称。

　　改革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

　　利润包干

　　被逼出来的方案

　　“承包制”，是首钢获得企业自主权后，实行的另一项政策。说起来，这项政策的推出，有些“被逼无奈”。

　　1981年，国家对钢铁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然而几乎同时，北京市政 府又下达了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当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

　　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 留成一分钱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市领导也很坦白地说，要保证北京市的财政收支，必须完成2.7亿 的上缴利润。

　　无奈之下，周冠五提出了“利润包干”，即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的利润由首钢按4∶3∶ 3比例(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自主分配使用。

　　高伯聪说，“利润包干”方案提出后，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同意。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减产增收运动展开了，职工们 一方面增加工作效率提高产量，另一方面，也为了节约每一滴油、每一把棉丝而努力。

　　当年，首钢的利润达到了3.1649亿元。在上缴2.7亿元后，首钢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万元 。

　　尝到了甜头的首钢，随即在“利润包干”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的新的承包方案：以1981年上缴 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2%上缴国家，超额归首钢。超额部分按照60%用于生产发展、20%用于职工集体 福利、20%用于工资奖励的方式，自主分配使用。

　　这一方案，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

　　对此，高伯聪认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的突破和改革。”从此，首钢由在计划 经济体制中一个小有自主权的生产厂，转变为相对独立、有一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企业。

　　苛刻追效率

　　周冠五被贴小字条

　　和“三个百分之百”的政策一样，承包制度，在当时，同样遭到了部分员工的不理解。

　　陈生志回忆，当时首钢推行了一个口号：“承包为本”，“完全是追求纯粹的效益”。

　　张积武介绍，那时候，首钢的干部每天都要写工作日记，每天给自己打分，每月还要填考核表。而每个工人岗位都要 签承诺书，保证达到一定的生产量、质量，有一项没达标的就要扣奖金。

　　“工人都没日没夜的干活，工作下班都不按正点”，陈生志说，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很羡慕附近石景山塑料八厂的 口号“以人为本”。

　　周冠五对于效率的苛刻追求，也为部分员工所诟病。

　　陈生志叙述了当年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司机给周冠五家送东西，本来应该是6个小时的运程，为了提高效率，被要 求4小时送达。结果司机为了赶时间，路上出了状况。周冠五知道了之后，又把这个司机的当月奖金给扣除了。理由是“叫你 加快速度，没让你出差错。”从大锅饭中刚刚走出来的职工们，显然还不适应这种“苛刻”的制度。“那时候有不少人反对他 的做法，但也都是私底下的。”陈生志说，在古城二小的巷子口，曾经看见有人贴小纸条骂他，说他太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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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鲍颖北京报道

　　-新观察

　　约束机制缺失改革试点陷入泥潭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始终让人们时喜时忧。

　　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住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把企业变成一个社会产品供给的“车间”，因此改革国有企业最直接的方 法就是让企业自主经营。

　　然而在具体路径上，中国的工业企业改革最初复制了农村改革的模式，也就是采取类似“包产到户”、“大包干”的 形式，实行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管理者只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指标，就可以获得相对宽松的盈余处置权。

　　这样的模式较之于计划经济体制，是市场体制的一大进步。因为它引进了市场体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激励机 制。正由此，在经济利益追求的推动下，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内众多的国有企业都取得了之前无法想象的“业绩”，充分 印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经济成效。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的“包干”式改革模式遭遇到难以逾越的挑战。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中，除去“包干” 制度带来的激励机制外，约束机制的建立同样也是市场经济必不可缺的内容。激励制度解决了经济利益创造的问题，而约束机 制要解决的是利益合理分配的问题。恰恰是因为约束机制的缺失，最终导致首钢等国有企业改革先锋陷入到难以自拔的泥潭之 中。

　　市场约束机制包括内外部两个内容。外部约束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让企业经营者始终战战兢兢，不敢有些许放松； 而内部约束则是通过科学的管理权力架构，让企业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合理化，不至于出现内部分配不均的问题。遗憾的是 ，包括首钢在内的改革先行者，因其改革模式的简单化、历史发展的局限性等原因，在这两个领域都出现了重大失误。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大型工业生产，且由于行政保护的作用，完全阻断了新进竞争者 出现的可能。由此，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改革先行企业的经营业绩就能够迅速提升。然而，这样的效益提升究竟是因为管理 者才能使然，还是因为行政垄断保护所赋予的制度溢价？关于这一问题，无论是考核国企的财政部门，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无法 准确说清楚。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超额利润分配的边界根本无法厘清：财政部门不断提高指标标准，要求企业上缴更多 的利润，而企业管理者则认为这是侵占企业经营利润。

　　而在企业内部，“大包干”制度导致对于管理者的约束机制付诸阙如，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因此而很难保证公平。准“ 皇权”式的管理体制，让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人唯亲、公饱私囊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消失，反而因为利益分配差距的 扩大、利益表达渠道的丧失，进一步打击了基层员工的工作热情。

　　时至今日，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依旧在摸索推进中。只是当下企业内部约束机制伴随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等制度的构建而逐步完善，而外部约束的矛盾却依旧存在。如何辨别国有企业利润的源头，如何考量国企经营者的企业家才能 ，并据此给予市场化的奖励，至今依旧未能破题。

　　□马红漫

　　温故知新

　　产品自销不再滞销

　　本报讯成都无缝钢管厂今年七月下旬开始实行部分产品自销，把一批钢管直接投入市场，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两个多月来，这个厂已同各地用户签订了七百二十多份供销合同，目前还在继续签订。一向比较滞销的大口径钢管， 各地已订购了一万二千多吨，其中，农业、轻工业、手工业部门的一些地方企业订购的数量占三分之一左右。

　　成都无缝钢管厂是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百个试点单位之一。试点的内容之一，就是企业可以自行销售一部分计 划外增产或国家不收购、不分配的产品。今年以来，这个厂的生产形势很好。

　　上半年，全厂钢管产品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六，预计全年计划可以提前两个多月完成。因此，这个厂有可能拿出 一部分钢管投入市场，适当满足一些用户单位的需要。

　　成都无缝钢管厂还注意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设计制造了合金钢管、薄壁管、石油套管等二十多个新品种和 新规格的钢管，尽量做到产品适销对路。

　　——摘编自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0日电《成都无缝钢管厂实行部分产品自销》

　　那时流行

　　皮皮鲁、鲁西西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

　　流行指数：★★★★☆

　　皮皮鲁和鲁西西，中国童话大王郑渊洁笔下的一对双胞胎兄妹。皮皮鲁淘气、胆子大、成绩差但有正义感；鲁西西则 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但和哥哥一样，爱冒险。在郑渊洁充满想像力的笔下，兄妹俩一道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奇妙冒险。

　　1985年，《童话大王》创刊，皮皮鲁和鲁西西作为杂志的“主打人物”，正式和读者见面，并且每期都有连载。 此后的20年间，随着这本杂志的畅销，兄妹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连许多成年人也被吸引。

　　郑渊洁自称，以皮皮鲁为主角的童话书刊售出了5000万册，在中国“至少影响了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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