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08期[1999年6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

　　一日三十年——6月5日

　　●1986年国务院通知，严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任何名义的非法酬金。

　　●198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1996年江泽民主席在河南省考察工作，要求引导农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199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

　　●200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

　　“中关村照搬硅谷模式行不通”

　　-对话人物

　　赵慕兰

　　原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中关村科技园条例》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关村科技园园区志》主 编

　　科技“二道贩子”冲动创业

　　背景：1980年，中科院研究员陈春先3次去美国硅谷，目睹美国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巨大财富。

　　10月23日，他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办起第一个民营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 部。同时，他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皮包，一只脚穿着黑袜，一只脚穿着白袜，向社会各界游说要将中关村办成中国硅谷。

　　新京报：中关村从兴办最初就以硅谷为榜样，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关村是不是已如陈春先当初设想的那样办成了 一个中国硅谷？

　　赵慕兰：中关村与硅谷没有可比性，两者存活的土壤不一样，是不同经济体制的产物。中关村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 情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道路。

　　新京报：但陈春先同样是将中关村定义为“技术扩散区”，目的也是要将科技转化为财富。

　　赵慕兰：两者概念相近，但具体生存环境不同。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在美国根本不会存在。

　　当时中国不允许公职人员下海经商，中科院的研究成果档案上布满灰尘，就是无法向社会推广。人才不能流动，更别 说辞职下海，你是国家的科研人员，任务就是搞科研，怎么能做生意？

　　陈春先创业后被称作科技“二道贩子”，并被扣上“扰乱了科研秩序”、“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的大帽 子。

　　新京报：从现在角度来看，当时要建立中国硅谷的这一想法是否过于超前？

　　赵慕兰：中关村有很多观念都是超前的。以陈春先为例，当时不只是他的思想观念超前，国家都没有相应的法制环境 来保障他。

　　他的“服务部”为科研所，企业从事各种设计工作后，就开始不断被人举报，说其“挪用研究经费”，“中饱私囊” 。服务部一度被查账、封门。后来新华社的一篇内参挽救了服务部的命运，陈春先的做法才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首肯。

　　电子街被指骗子街

　　背景：在陈春先等第一批创业者的带动下，到1983年，“四通”、“信通”、“海华”等民营科技企业呈井喷状 态，“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逐步成形。但是也有很多公司以“科技开发”的名义走私、倒卖电子产品。于是电子一条街又被称 为“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

　　新京报：中关村从科技扩散的概念转变成科技产品的倒卖，这对中关村的整体形象有严重损伤。1986年，兴办中 关村试验区时，为何没有对此做有效清理？

　　赵慕兰：水至清则无鱼，我认为，早期门槛太高，许多企业就进不来，就形成不了规模，就形成不了产业群，就形成 不了足够的市场竞争，而竞争是中关村发展的核心动力，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坏的被淘汰，好的企业自然留下来了。现在国 家科技部正在研究抬高门槛，比如提高企业所得税。这样的措施在早期肯定不行。

　　新京报：当时建设中关村试验区时对入驻企业有没有具体规定？

　　赵慕兰：当时有一整套企业准入门槛，规定科技人员要占一定比例等。通过的可以享受减免税费的优惠。

　　新京报：可有些企业只是组装电脑、倒卖元件，为什么还让其进驻中关村？

　　赵慕兰：中国处于特定的历史转型期，一切百废待兴，能组装电脑的人才，我认为都算高新技术人才，市场需要什么 ，就要有人去卖什么，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新京报：但一些盗版及假冒伪劣产品会损害整个中关村的信誉和诚信。

　　赵慕兰：企业总是鱼龙混杂，我们一直在致力改善中关村创业的法制、人文等软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在1 999年的《中关村科技园条例》里明确规定禁止企业经营或使用盗版及假冒伪劣产品。

　　并且，优胜劣汰是个必然的规律。现在中关村每年都新增4000多家企业，同时也会淘汰2000多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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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黄玉浩北京报道

　　-新观察

　　三十年后中关村还未真正发迹

　　中关村的元老级人物之一、原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专职委员赵慕兰表示，中关村与硅谷没有可比性。这话缺少了下半 句，那就是，中关村如果以体制与发展阶段为名一直与硅谷缺少可比性的话，那这个中国中心城市的高科技园区可能无法壮大 。

　　中关村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科技产业从计划经济、萌芽状态向市场经济、有序状态的过渡阶段的特殊性。

　　中关村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形成的。虽然赵慕兰表示中关村从来都不是政府的，是企业的， 是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但是，如果没有政府在土地、税收、上市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很难想像中关村会 在短时期内成为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

　　创业者不易，从蛮荒中开拓面临违法的指控，并且个人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法无禁止不为过”，目前深入人心的概 念，在当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反过来说，开创期的从业者本身也存在种种有违市场规律、有违公司利益的行为。

　　以上市公司中关村为例，上市之初的核心产业是建筑地产，此后发展多种经营，从资本市场、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 等，无所不为，所谓高科技沦为股市的炒作题材。

　　无所不为最终的结果是无所作为，在股市“披星戴月”。而中关村2004年与联通交接CDMA项目时也暴露出巨 大的财务黑洞，最终不了了之，由投资者买单了事。改换股东之后，中关村更成为资本游戏的一个筹码。

　　无庸置疑，高科技产业是高风险高成本行业，具有特殊发展规律。从上下游链条紧密衔接的风险投资，到风险投资的 退出机制，从员工的激励机制到项目的筛选机制，都有独特之处。

　　通常而言，高科技产业的发达伴随着发达的投融资体制，伴随着对高科技项目进行筛选的中介机构，伴随着较为宽松 的激励机制。中关村显然还缺乏这样的机制。

　　中关村仍然是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一面旗帜，政府扶持与先行一步，使中关村具有产业集聚优势。

　　从“两通”“两海”到方正、四通、联想，再到新浪、搜狐，中关村一直是我国高新技术的代表和先驱；从电子产品 到电脑一条龙体系，再到多层次综合性软件园，中关村在信息产业余威尚存。

　　应该提醒的是，就投入产出而言，中关村尚未真正发迹。如果存活十年的企业就是奇迹，如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 样的烧钱场所迟早会丧失优势。

　　□叶军

　　温故知新

　　李开复：创新须满足市场需求

　　今天，我自认为已经成为中关村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而在一年半前，我也曾经作为硅谷的一员，在硅谷的典型代表苹 果公司工作了6年。这使我对中关村发展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硅谷的创新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其实，目前有许多十分成功的公司，并不拥有什么很 高深的科技，但也被称为创新的成功体，像雅虎。

　　在硅谷，有些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已不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市场接受了，技术就得到了承认； 市场不接受，再奇妙的技术也一文不值。

　　中关村时常有人抱怨，别人那个产品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但却被市场接受，而自己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则只能被较 小的市场和特别市场所接受。其实他应该认识到，这时候技术含量高已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市场创新的重要，在硅谷，企业必须由能够把握市场的企业家来管理，没有人会认为一个技术家应该持续地管理 一个企业。企业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领导人。

　　在中关村，这些观念并没有被接受，似乎不强调科技，就是不重视科技。

　　于是，人们做一些盲目的研发，而忽视市场需求。

　　———摘编自人民日报

　　2000年2月13日第4版《中关村怎样变成下一个硅谷？》

　　那时流行

　　跻身世界500强

　　流行时间：20世纪90年代

　　流行指数：★★★☆☆

　　1999年9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在上海举办财富年会，主题，“中国，未来50年”。那一天间，有40 多架最先进的私人飞机降落于浦东国际机场，有60多位“世界500强企业”总裁光临上海。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性的商业盛宴。跻身500强，成为与会的200多位中国企业家的热门话题。海尔的张瑞 敏作为中国公司的惟一代表，在会上阐述了他的国际化梦想。三九集团的赵新先对记者公布了进入500强的时间表。

　　一位媒体记者评论说，进入500强在美国仅影响公司股票和经理薪金，但在中国更是一种宗教情怀，包含着个人价 值和民族责任的双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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