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流传着一则顺口溜，“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所谓“大报”，就是“两报一刊”，代表着最高的 权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红旗》意味着什么。《红旗》上的文章，“字字句句是真理”，甚至只有原样照抄，才能 符合“政治正确”。

　　其实，创办《红旗》的初衷，本是为了加强理论研究，探求国家建设的规律。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我党的理论水平 ，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要培养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因为“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党 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在他的亲自提议下，中央创办 了理论刊物《红旗》，各省也都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理论刊物。

　　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红旗》的历史贡献，正如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大胆的理 论探索一样。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突破，在那个壁垒森严的时代，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当理论被僵化，当争论演变为“大批判”，当《红旗》被神化，又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灾难。

　　思想被禁锢，十亿人说话都是一个模子，都只有一个标准，这样的日子，当然不能再回来。

　　学术讨论的自由应该得到保护，独立的思考应该被尊重，即使在党内，也应该坚持民主原则，允许理论上的创新和争 论。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可能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减少施政的失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求是》创刊给予高度评价，也对创办《求是》时改革、创新、人性化的追求，表示认同 。这一变革，是80年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之一。

　　同时，《红旗》停办，《求是》创刊，也象征着政治向理性的回归，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就是“祛魅”。《红 旗》一度代表了对政治和领袖的神化，那种刻板僵化但是充满“大词”、以势压人的文风，是对人性、对理性的压抑，而现代 性表征的则是社会的理性化，一切传统都要经过自我确证与理性的拷问。

　　现代政治，必须保护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公民教育，培育宪政精神。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神，我们每个人都有 权利做出选择和判断，我们的政治，也必须尊重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甚至同时还必须竭力维护那些处于少数地位的群体的利 益。如果一个社会有“神”，那么就做不到“以人为本”。

　　□林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