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卢新华-身份：作家

　　要说起来我和你们报社还是有点缘分的。我大学毕业时，因为是党员，退伍军人，又是上海市青联常委，中国作协会员，就业前景很好。其中最诱人的去向就是《人民日报》社要我去做团委书记。

　　当时学校管分配的老师一共找我谈过三次话，前两次我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愿意去的态度。最后一次他动员我：卢新华，你知道《人民日报》社团委书记是个什么概念吗？如果外放，就是个地委书记！

　　这对我的诱惑力确实是很大的，我从部队退伍时不过是个侦察班长。但我思前想后，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当不了官。再说我希望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所以，最后去《文汇报》当了一名记者。

　　《伤痕》是我上大一时的一篇习作。作为响当当的红五类，我并没有《伤痕》主人公王晓华的经历，但我在现实中确实看到过、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伤痕”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的大学生，我那时刚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们意气风发，成立了几个兴趣小组，我写过诗，理所当然被分到诗歌组，后来才“跳槽”到小说组。

　　当时班级要办一期墙报，每人必须根据自己所在兴趣小组交一篇相应的作品。我之前没写过小说，写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写一个女青年，在母亲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后信以为真，选择与家庭决裂。在与家人断绝联系的9年里，她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由于她的家庭问题不能上大学，两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后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知道母亲蒙冤。在经历一番内心的忏悔和挣扎后，她赶回家中，不料刚获平反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这个王晓华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不过她的模样是根据我当时的恋人、现在的妻子描摹的，稿子最后也是在她家小阁楼上一台缝纫机上写好的。那天晚上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扔下笔才发现自己哭成了泪人。

　　后来，这篇习作经过我们小说组组长倪镳之手，贴到了班级墙报的头条。我当时把小说交出去后并没放在心上，两三天后的清早，忽然听见宿舍门口人声嘈杂，打开门探头一看，原来很多人正围着看我那17张稿纸的《伤痕》。

　　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同学边看边抄，泪水不断洒落在笔记本上。直到《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墙报栏前读者始终络绎不绝。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成了复旦一景。

　　《文汇报》记者听说这事后，就托人找我要稿子。但稿子4个月之后才见报，中间过程很曲折，当时发表这样的作品，报社也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作品。《伤痕》给我的命运带来的转折，却让我始料不及。

　　就在那一年，还在读大一的我，成了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随后，我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

　　那个时期，我频繁出席活动、参加会议，受到过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回到学校，还经常一周两次接待络绎来访的中外记者。

　　当掌声、鲜花、荣誉一齐涌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忘乎所以。我只不过是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中了一张“彩票”。

　　《伤痕》发表后，有很多文章说它突破了这个禁区，突破了那个禁区，陈荒煤啊、王朝闻啊，很多大理论家都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其实我想说，我什么突破都没有。

　　他们看到的突破是从文革这一段看的，文革时期把什么都弄得没法写了，三突出啊、高大全啊，纯粹成了八股，我对于文革时期确实是有许多突破，爱情的禁区、悲剧的禁区，什么都是突破。

　　可是要是对照二三十年代——鲁迅的年代，我一点突破也没有，对照19世纪契珂夫、莫泊桑的时代，也没有任何突破，充其量继承了他们一点文风。其实我写《伤痕》之前想的就是，我要回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鲁迅的传统。我在文革期间没写过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看了觉得不一样，很清新，其实还是很拙劣的，跟那些大作家相比，显得很稚嫩。

　　文学，远离80年代盛况之后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席卷中国。《人民文学》、《收获》这些纯文学期刊，都达到了百万份的发行量。

　　如果考虑到文革后，中国人贫乏的精神生活中，最先开禁的是纯文学，就可以理解，文学这种奢侈的精神生活为何变得如此大众。

　　多年后，当娱乐和大众传媒兴起后，当年文学的盛况不再已成必然。那些留下来的读者，也是真正的欣赏者，文学就此回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70年代

　　文学的匮乏时代

　　每天中午12点半，父母忙着张罗午饭，李敬泽拧开收音机，一个熟悉的男中音用煞有介事的语调，开始讲述村支书萧长春的故事。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经常出现在李敬泽家的一幅场景。

　　童蒙初开的李敬泽知道，萧长春是个好人，但他对这个严肃无趣的好人实在没什么印象。真正吸引他的，是这部名为《艳阳天》的小说里一帮被鄙视被贬损的反面人物：马小辫、弯弯绕、马大炮……

　　2008年2月，小说作者浩然辞世，身为《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将他早年这段文学接受史称作“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被严厉禁止，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李敬泽是幸运的，因为母亲在出版社工作，在《艳阳天》、《虹南作战史》等少数当时出版的“大路货”之外，他有机会看到母亲通过一些渠道搜罗到的别人难得一见的书。

　　李敬泽记得他上小学一二年级就看过《红楼梦》，那好像是母亲通过某种关系从造纸厂淘出来的，“那时要说谁家有套《红楼梦》，这事儿很大！”

　　上中学后，母亲供职的出版社那个大得像书库的资料室让李敬泽大开眼界，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基本上都有。这导致李敬泽上大学前没怎么认真上过课，大部分时间都在“乱看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在必读书目之列，他曾把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名言抄下来：“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然而多年后，他说自己一闭眼就能想起来的，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树林里像个小妖精一样奔跑的冬妮娅。“当时看这部小说在思想上肯定不靠谱，可我后来问过好多同龄人，大家提起来都是一拍大腿：呀，我记得也是这个！”

　　“那时谈个恋爱都要正襟危坐，李敬泽同志，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可以怎么怎么样了——都僵硬到这个程度，但你在冬妮娅身上看到什么叫人性之美，什么叫生动，什么叫生命。”李敬泽说，即便在那个年代，人们凭直觉最容易领悟的，仍是那些最富人性的东西。

　　回顾早年阅读经历，李敬泽说文学之所以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至深，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文学可能是惟一的一道光：“那时对一个孩子来讲，他知道世界有多么大，他知道世界有多么丰富，他知道世界上除了自己的生活还有多么广阔的可能，几乎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偶尔落到他手里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