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收获》发行过百万

　　1977年底的一天，已经读初三的李敬泽走在街上，回荡在城市上空的高音喇叭正在讲述一个名叫谢惠敏的“好孩子”和一个名叫宋宝琦的“坏孩子”的故事。

　　李敬泽记得那时一开会，高音喇叭就宣读社论、播报重大新闻，有时也会播一些小说，他正是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了刘心武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以此为发轫，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的纪元正式开启。

　　十年浩劫十年噤声，重获新生的人们有太多话要说。然而失语太久，那最初的呐喊艰难沉重、探头探脑。

　　将近一年后，才从上海传来一声呼应：1978年8月，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习作《伤痕》，在《文汇报》发表。据当事人回忆，无论《人民文学》还是《文汇报》，刊发这两篇作品都有过长时间的犹疑和争议。

　　闸门一旦开启，洪水滔滔势不可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之堤。

　　在这接踵而至的浪潮中，文学期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短短几年，先后复刊、创刊且有全国影响的期刊就有《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诗刊》、《星星》、《世界文学》等数十家，省级以上期刊超过200种。

　　据《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这本老牌文学双月刊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这让当时的主编巴金颇为担忧，“巴金有非常丰富的办刊经验，他知道这个现象不正常，满大街全是你的杂志，这是很可怕的。他说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大学校园同样是这股文学热潮的重要阵地，文学社团遍地开花。诗人徐敬亚称，到1986年他策划“现代诗群体大展”时，全国光诗社就有2000多家，“自谓诗人”百十倍于此数。校园之外，人们对文学也是热度不减。由建筑工人北岛、待业青年顾城、纺织女工舒婷等人支撑的油印本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校园内外都受到追捧。

　　1984年，北岛前往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实实在在领教了一把四川人的疯狂：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他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了灯，缩在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

　　多年之后北岛写道：“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这种狂热就不复存在了。”

　　正是在这样的狂热气氛中，1980年夏，16岁的李敬泽考入北大中文系，从石家庄北上一脚踏入燕园，发现同学个个都是“诗人”。

　　不惟中文系如此，在其他专业，文学青年亦比比皆是。与李敬泽同龄的诗人海子比他早一年来到未名湖畔，这名来自安徽乡下的天才少年，就是从北大法律系出发，划出了一道炫目而转瞬即逝的生命弧线。

　　80年代中后期稿子用否都是大事

　　李敬泽说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北大四年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大伙文学热情高涨，几乎每个人都在写诗，就他不是文学青年。

　　虽然看了很多书，那时他没想过自己要干文学这一行，没写过诗，连散文都没写过，“我在宿舍睡上铺，晚上经常听他们在下铺争论，这诗应该这么写，那诗写得好，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李敬泽将个中原因归结于自己年龄太小，那会儿他们班长40多岁，完全两代人，“我当时基本上就是一小孩儿，懂什么呀？就是跟着混的那一拨。”

　　1984年大学毕业时，李敬泽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解放军某总部，一个是去《小说选刊》做编辑，一想到穿上军装每天要出早操不让睡懒觉，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在地安门附近一个院子里，20岁的李敬泽开始学做“二道贩子”。李敬泽说，那时某个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了，政治上有没有问题，艺术价值如何，《小说选刊》的取舍，常常是一个风向标。

　　1986年3月，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发表，李敬泽看后觉得很好，但当时的领导决定不选。正巧那时杂志换帅，小说家李国文走马上任，李敬泽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一下。这名新主编马上开会，决定把其他稿子撤下来，重新把《红高粱》选上去。

　　那是一个令李敬泽回想起来仍兴奋难抑的年代，不断有新东西出现，都是你以前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所达不到的东西，“经常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作品往那儿一放，哇！爆炸性的。好嘛，然后就是激烈的争论。当时觉得一个稿子用还是不用都是大事儿。”

　　的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坛奇峰迭起的年代，在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兴起的同时，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等年轻作家以鲜明的先锋姿态登台亮相。“写什么”不再那么重要，“怎么写”被突出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

　　禁锢太久，人们求新求变的热情超乎想象。短短几年间，西方一二百年来各种现代、后现代文学流派，几乎无一遗漏都被学习、操练了一遍。

　　乱花渐欲迷人眼，每天在热闹非凡的文学刊物间寻寻觅觅，李敬泽在《小说选刊》待了六年，“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