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51期[1995年7月大学毕业生就业开始全面实行双向选择]

　　一日三十年——7月18日

　　●管志诚贪贿被判死刑

　　1991年，原首都钢铁公司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因犯受贿、贪污罪一审判处死刑。法院经核查后确认，管 志诚于1989年6月至1990年2月间，单独或合伙受贿共计人民币141.83万余元，贪污公款人民币8.21万余 元。

　　●大学生就业“双向选择”

　　1995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开始全面实行双向选择。

　　●中国队首次无缘亚洲杯复赛

　　2007年，亚洲杯C组末轮上演焦点战，朱广沪领军的中国国家队在只要战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以0-3完败乌 兹别克无缘八强。这也是自1980年后27年来中国队首次无缘亚洲杯复赛。

　　毕业生：从“包办分配”到“双向选择”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不管好坏，人人都有一个铁饭碗。”不过，在清华毕业分配办公室的王筱颖老师看来 ，这并非完全是一件好事，与现在毕业生能在不同单位之间轮番挑选不同，那时候的毕业生在工作前经常不知自己的“婆家” 是什么样子，而他们却有可能要在那里工作一辈子。

　　这种状况在80年代后期很快得以改变，作为这一变化最早的亲历者之一，人民大学1990届毕业生孙娟当年通过 自主择业进了外企，这位如今已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集团财务总监看来，过去的毕业生没有太多的选择，而现在选择多了，但 是参加选择的人也多了，就业便成了问题。

　　计划分配

　　“父母包办”“亲家”面谈

　　对大学毕业生计划包分配的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后延续到80年代，195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王筱颖回忆，大学毕 业生无需为毕业分配操心，“按照计划分配，一个萝卜一个坑。”王筱颖毕业后留校工作，那时候学校人事处下面有就业分配 办公室，而且每个系都有负责毕业分配的老师，“原则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学生很难按照个人兴趣或者价值观来选择单位 ，甚至有因技术性的失误导致学生去错地方的。譬如学微电子的学生分配到收音机厂，学计算机的学生被要求去某工厂，只是 因为这个厂需要学生来做半导体，或者某厂里有一台计算机要操作。

　　“这是浪费啊”，出错的原因经常是分配和用人单位对专业“望文生义”，即使是负责分配的也不了解学校的专业设 置，不了解这个专业具体是干什么的。

　　因此，恢复高考后，清华从各个院系抽调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充实到毕业办，“由内行来指导毕业分配”。王筱颖就 是这时候到分配办工作的。

　　铁板一块的分配方式在1983年开始松动，王筱颖记得，这一年，原国家教委决定进行毕业生的分配改革试点。清 华是最早进行分配改革的高校。

　　“学校和用人单位开始有了供需见面”，王筱颖说，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用人单位开始活跃。派人到学校，到部委 ，商量用人计划，争取更多的学生，因为毕业市场是“僧多粥少”。

　　同时，学校也开始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1984年5月，清华组织了三路人马到西北、东北、华南调研，看看企业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之前去的学生干得怎样。

　　但是，学生尚未参与，就业仍是“父母包办”，不过双方“亲家”能面谈了。

　　供需见面

　　“婆媳”首次见面仍绕不开“中间人”

　　学生能参与就业选择是在三年之后。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其中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是重点，允许学校有一定自主分 配权。

　　随后，原国家教委再次对毕业生分配进行试点改革，试点学校是清华和上海交大，要求学校用招聘、推荐与考核录用 相结合的方式分配毕业生。

　　文件出台后，催生了全国第一场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王筱颖说，寒假之前，几百个单位的邀请函都已经发出，约 请用人单位来学校摆摊，和学生见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举动，学生和用人单位反应都很热烈。”1986年4月29日，王 筱颖清晰的记得那一天的场景，在清华大学的中央主楼，前厅、后厅全部摆满了桌子，里面一个圆圈，坐着的都是各个系负责 毕业分配的老师，负责办理相关材料，外面一圈，都是用人单位，学生们上来，和单位一家一家谈。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用人单位”，当时参加的有185家单位，500多人，参加的学生有1000多人。

　　这是大学生第一次在工作前可以与“婆家”见面，这意味着在就业这个人生的最重大选择中，学生可以参与，不再是 旁观者。

　　这场见面会当场不签协议，但学生可以和用人单位达成意向，再将意向转达给学校，再按照计划进行分配，基本上只 要条件符合都能同意。

　　“那天很忙很忙”，22年过去了，见面会的场景王筱颖仍记忆犹新，当时尚不出名的海尔老总张瑞敏也带队来参加 见面会，招毕业生，王筱颖当时提醒张瑞敏，“你要记得给学生办户口啊”。

　　指导就业

　　外企争夺人才学校动员选择国企

　　这年8月，清华在毕业分配办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就业指导中心。此后每年4月，清华都要举行大规模 的供需见面会。这种形式随后在各地开花，成为高校毕业生找工作的主要渠道之一。

　　同年，北京161中学的学生孙娟正准备高考。她入学两年后，1988年2月，国家教委在分配改革的文件中提出 了双向选择，学生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

　　孙娟因此成了最早一批有自我选择工作机会的毕业生。

　　“如何选择？”这成了学生有选择自由后的第一个问题。

　　“那时的毕业生不是为找不到工作发愁，而是为在不同的机会中做选择发愁”，王筱颖回忆，当时清华毕业生的供给 与需求的比例至少在1比5以上。

　　就业指导中心在负责分配的同时，还肩负为毕业生答疑解惑的任务，那时候王筱颖一个学期至少要做十几场就业讲座 。

　　此后，又有了新问题，宝洁等外企加入人才市场争夺，开出薪水很高，对国企等“重点保障的用人单位”造成冲击， 因此，指导中心还要动员学生在就业选择时作出利于国家的决定。

　　但确实很困难，王筱颖说，有老师曾经这样感慨，有什么办法说服学生不做月薪5000元的工作，而做500块的 工作？

　　为了指导学生就业，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南》，这也是全国最早的指导大学生就业的书籍，清 华的学生还办起了就业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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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李立强北京报道

　　-新观察

　　你能看见多远的未来？

　　现在有些人很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就业观念是“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不过历史并没有让这些砖如愿以偿，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被用来建成牢不可破的大厦。怀念者说，那是因为决策者 的一些失误。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这些失误的话，这种就业观念就会大功告成。

　　但是，他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国家的决策中，砖的意见是否重要？如果他们不是任随搬移，而是有更多的博弈空间， 那样的决策失误是不是可以减少很多？

　　让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和自由，而且惟其如此才能促进社会资源更有效的配置，简而言之对自己对国家都 好，这是“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完美诠释。这项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以后，大学生们普遍拥有的却是一种告别“ 进了大学的门儿，就是国家的人儿”的被弃感。

　　人生漫漫，前途茫茫，何处是我的归属？好在当时竞争并不激烈，市场也日趋自由，很多人尝到了自主择业的甜头。 但是好景不长，收费和扩招使大学生就业几乎又变成了“单向选择”，又是一块任随搬移的砖：任好单位搬。就业意愿调查显 示，单一的功利性选择成为大学生的择业倾向，比如去大城市的高收入单位，广州的外贸与金融，上海的商业大公司，北京则 是国家机关。

　　从教育投资的角度看，追求快速的高回报无可厚非。但是，人们担心这种就业观念的单一会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均衡。 按照完全市场化的“一般均衡效应”理论，这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均衡。不过这 是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而就业是一个政策导向极强的市场。所以，这种对于不均衡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其实是对政府 干预下的资源分配的担忧。

　　我不知道次贷危机之后的经济不景气对美国大学生的就业观产生了怎样的改变，只记得几年前我在美国接触到的很多 学生，他们毕业后的第一选择是去国际NGO组织工作两三年，那真的是如今很多中国人怀念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世 界最需要的地方去”。更多的学生没有这样选择，但是也没有急匆匆地追求短期的高回报，而能够相对从容地对漫长的人生做 一个规划。他可以指着这个规划告诉你，十年后他在干什么，二十年、三十年后又在干什么。

　　如果他不喜欢拥挤的街道，他就不会把未来计划在纽约。如果他发现中国的潜力，他不一定马上就跑到北京去，而是 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每一步的状况都心中有数。从这里面，我看到的是对长远未来的期许。这种期许来自社会发展的秩序感和 安全感。

　　马斯洛列出的需求层次是：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如果前两者没有解决，后面的需求无从谈起。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什么是真正的秩序和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来自社会的深沉结构，而不是来自警察的日夜巡逻。在真正的和谐社会里，自主择业才能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老卡

　　温故知新

　　供需见面会挂牌“毕业生告罄”

　　本报讯杭城3月，细雨蒙蒙，春意料峭。而在这里举行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协调会却气氛热烈，一场“人才争夺战 ”正进入白热化。

　　136所高等院校和应邀的438家大中型企业代表一一赶到，还有上千家闻讯赶来的企业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3 00人，实际到会3000人，22日开供需见面会，人员竟增至5000人。

　　“有没有毕业生了？”来自东北一家机械厂的余英厚夹着公文包四处打听，他已挖到34名毕业生，但还满足不了厂 里的实际需求。

　　各大中型企业召开的人才需求发布会上传来一个个讯息：“首钢需求毕业生上千”，“大庆招募千名大学生”，“我 们一汽人数不限”……

　　在供需会上，一些工科院校的供求比例为1∶10.不少大学不得不高挂“免战牌”、“毕业生告罄”、“无人可供 ”。而企业仍缠住不放，“能不能预定几个明年的毕业生给我们？”同时，记者在会上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企业 不顾自身发展需求，一哄而上争抢人才。专家担忧，这可能造成新的人才囤积和浪费，对此应当引起警觉。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2年3月29日第4版，原题为《好一场“人才争夺战”全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协调会侧记 》

　　那时流行

　　疯狂英语

　　流行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伴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渐开，出国潮骤然兴起，国人学英语的热情高涨，“疯狂英语”因此应运而生。

　　1994年，李阳辞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组建了“李阳国际英语推广工作室”，着手整理疯狂英语突破法， 并开始举办讲座。

　　李阳还发明了一种叫做“疯狂英语”的教学方法，动辄在大广场或体育馆聚啸上万人，乃至数万人，在口号式的呐喊 声中狂学英语。“疯狂英语”影响之大，不仅动及全国城乡，据说以至于中央电视台，都曾打算把他的“疯狂英语”改编成歌 舞剧搬上春节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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