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厂长”与“送葬队长”恩怨20年

　　7月11日上午11时，81岁的石永阶和老伴并排靠在床头，吃着冰棍看着电视。见记者进屋，他和气地打招呼。

　　石永阶以前不是这样。

　　他有近20年的时间，拒绝任何媒体采访。他说，他不愿背负“新中国第一破产厂长”之名。

　　如今，他非但接受采访，在今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还和韩耀先合了影。

　　韩耀先被人称为“送葬队长”，起草了我国第一部企业破产规定，主持了沈阳140多家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破产。

　　1986年8月3日，韩耀先选择的第一家破产企业，就是石永阶担任厂长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

　　此后两人心生隔膜，多年不相往来。

　　李长春首提破产

　　韩耀先，69岁，现被沈阳市经济委员会返聘，负责为企业兼并、转制提供政策咨询。自从起草了《破产倒闭规定》 ，他的人生就和企业转制密不可分。

　　“破产的思路是李长春提出的。”韩耀先说。

　　1984年8月，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李长春交给市计委一个任务：调查严重亏损的企业，起草一个企业倒闭的规定。

　　两个月前，韩耀先刚调入计委集体经济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

　　“小韩从企业来，对企业了解，这个事情就交给你。”计委领导说。韩耀先此前是沈阳汽车配件公司总工程师。

　　“当时家里人很反对，砸人家饭碗的事会得罪人，弄不好再有什么运动可能要挨批。”韩耀先回忆说。

　　对“破产倒闭”的概念，韩耀先也十分模糊。

　　“破产、倒闭”这些词儿他在上学时的课本里见过，但那是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韩耀先想，社会主义怎么 也搞企业“破产倒闭”。

　　而在4年前，石永阶已亲身感受到什么叫破产。

　　当时他在一家生产水泵的集体企业，因产品卖不出去，企业长期靠贷款维生，“1980年，厂子黄了。”“黄了是 必然的。”石永阶说，“上面派厂长，一年派一次，做两天不行就被调回。

　　厂里光主任就有11个。仅1978年厂子亏损30万。“厂子黄了后，100多名工人被组成4个工作组，各自谋 生。

　　石永阶领导其中一个。

　　因为小舅子在防爆厂当厂长，石永阶揽活很顺利。

　　1982年，小组赢利。

　　领导找石永阶，让其把另外3个不景气的组也带起来。1983年，石永阶召集所有生产组，成立防爆器械厂，准备 大干一场。

　　韩耀先也在专注着自己的事业。他翻阅许多书籍后，开始撰写“破产规定”。

　　很快一份40多条内容、3000余字的《破产倒闭规定》初稿送交李长春。

　　一星期后，来了批示。

　　初稿被毙。

　　韩耀先清晰地记得批示着重强调了，“企业的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而不是人为的关闭。”因此必须突出，是竞争导 致破产。

　　韩耀先深感受挫。

　　“破产规定”没报纸敢登

　　“竞争中破产”成为韩耀先脑海中的关键词。此后3个月，他四处调研、去北京学习。

　　第二稿中，韩耀先制定了一个破产标准———企业连续亏损2年以上、亏损总额超过总资产2/3，就要破产。

　　韩耀先十分谨慎，破产对象主要针对人数少规模小的集体企业，不涉及大中型国有企业。“对破产企业职工，也不敢 提失业，只能说待业。”当时还提出给符合破产标准的企业一年缓冲期，亮黄牌警告，一年后无起色再破产。

　　一周后，李长春下发批示。“速提交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并试行。”1985年2月9日，沈阳正式通过“破产倒闭规 定”。

　　这就是事后舆论所说的共和国“首部”破产规定。

　　韩耀先去报社刊登破产规定，但沈阳几大报社都不敢登。

　　最后，《辽宁经济日报》以广告的形式刊登了这则破产规定。韩耀先为此支付了1万元。

　　韩耀先春风得意时，石永阶则遭遇到“莫名”的挫折。1984年，他出了趟差，回厂后，被告知不再担任厂长职务 ，领导要他提前退休。上面派新厂长接替他的工作。

　　“因为赌气，我有两年没去厂里。”石永阶说。

　　中国爆出首个破产厂长

　　登完“广告”后，韩耀先开始寻找破产企业。

　　当时沈阳市有1万多家企业，49%是集体企业。各区工业局上报了100多家经营不景气的企业。

　　考察筛选后，沈阳市政府确定3家。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是其中之一。“当时防爆厂总资产是二十万左右，欠债四五 十万。”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3家企业发布破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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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褚朝新沈阳报道

　　-新观察

　　“破产”利器凿开体制坚冰

　　中国的改革，常常实践快于理论。1986年，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在沈阳诞生，当时，不仅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连 起草破产规定的人，也并不了解企业破产法的重大意义，只是一步步揣摩上级的心思，制订出规则。

　　改革之前，企业是劳动者终身所托之处，政府调拨一切资源，没有盈利亏损的概念，紧缺经济下货物不愁卖，企业实 际上没有独立的法人身份，没有破产的必要，也产生不了破产的理论。

　　破产是随着企业性质多元化逐渐生成的，也是政府开始国企改革之前的准备工作。当国企、集体企业、民企、个体等 各种企业类型并存，自负盈亏的企业开始浮出水面，紧缺经济逐渐成为历史，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对所有企业大包大揽。

　　破产也是国企改革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利改税与拨改贷，这两项举措意在使国企与政府财 政彻底脱离，使国企与银行的盈亏分开，让国企初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让工人具有工薪族的身份，不再一辈子系于单位，是 国企改革的基础。

　　集体企业破产是政府减负的需要。国企改革启动之时，已测算政府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如果把中小国企与集体企业都 计算在内，政府需要花上万亿元人民币的代价。以当时政府的财政实力，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把亏损的集体企业从整体篮 子中剥离出去，是为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最终的攻坚战役降低成本。

　　最重要的是，这是社会总体改革中的一小步，企业改革需要社会配套措施，如融资渠道、社会保障等，企业改革是个 抓手，倒逼社会整体改革措施的出台，而破产法则是一根改革的引线。

　　不破不立。企业破产法体现了中国改革的特色，当最后“破产”形之于法，推广到全国，在心理上被广为接受后，国 企改革与社会整体改革也走出重要一步。破产法导致了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破产法催生了活力更强的民企，取代了以往无数 中小国企的地位，吸收了全国60%以上的就业人口。

　　破产法是经济体新陈代谢的重要链条，企业有退出机制才有重生机制与保护机制，我们理应再往前一步，将破产法理 念推广到自然人，推广到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在各个方面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叶檀

　　温故知新

　　沈阳揭开破产真相

　　沈阳制定企业破产规定有这样一个缘起，42岁的市委书记李长春，在担任一个工业公司经理和出任沈阳市市长期间 ，看到不少职工认为企业经营好坏与己无关。

　　沈阳郊区有一个直流电机厂连年亏损，职工嫌上班远，工作情绪不高，恨不得工厂早点关门。一个业务员积极跑外承 揽任务，工人们却指责他：你那么积极干啥？找不着活儿，厂子快点“黄”了才好呢，那我们就有希望调到市里的厂子去上班 了。

　　当时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工厂办不下去，就把人分散到其他厂，结果是穷厂吃富厂；关停并转，对职工无损，工资 照发，奖金照拿，干部照当，表面上看，亏损企业少了，实际上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经济上产生恶性循环。

　　李长春想到制订一个破产规定，将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连在一起。但有人说，破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查阅历史后发 现，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破产法。

　　中国宣统时代，就曾公布过《破产律》。

　　他曾在一个会议中说，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中，亏损甚至破产屡有发生，不过是被国家的补贴和关停并转掩盖着。力 排众议后，李长春将破产规定办法铸成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摘编自1986.05.11第1版《破产启示录》

　　那时流行

　　“宇宙牌”香烟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

　　流行指数：★★★★☆

　　“宇宙牌香烟誉满全球。”马季在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完这段单口相声后，中国10多亿人就记住了这 个头戴蓝帽、手拎黑提兜的人和他手中的烟。

　　黑龙江省烟草公司和穆棱烟厂后来生产了一款香烟，命名“宇宙牌”。

　　在相声中，马季温和地讽刺了弄虚作假的社会风气。当时有人说，这个相声记录了一段人们在失落感中寻找方向的岁 月。

　　2006年，这名师承侯宝林的相声大师与世长辞，享年72岁。

　　一日三十年8月3日

　　●集体企业破产

　　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集体企业

　　●海协会赴台

　　1994年落实“汪辜会谈”协议成果，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一行6人首次赴台

　　●“中国印”亮相

　　2003年北京发布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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