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

　　本报讯最近的文学批评界，有一种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斤斤计较着一些本不应该争论的话题。

　　这使人想起了傅雷先生。

　　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坛，腾空而起一颗耀眼的彗星，天才奇女张爱玲的出现，使当时的上海文坛喜出望外。一时间好 评如潮，各种赞美文章、吹捧字眼充满了报纸杂志。

　　就在此时，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一反众人之向，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犀利的分析。在这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评论 文章里，傅雷用详细的理论分析，高度评价了张爱玲小说艺术技巧的成就。尤其对《金锁记》，他称其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 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指责和批评。文章写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艺术感觉，既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又不失科学的艺 术分析，是对张爱玲小说批评最严肃、科学、认真的文章。

　　对傅雷的批评，张爱玲还是有被说中的不快。当时她沉默了一段以后，终于拿起笔发表了一篇随笔，实质上对傅雷的 批评说了一个“不”字。张爱玲详尽地表达了自己的文艺观甚至人生观。于是，她回答傅雷：“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 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批评的双方都是只对作品不对人，委实是文坛不可多见的诤文与诤友。

　　回顾这段往事，再联想到目前我们的文坛，想起了当年的傅雷先生。对于我们眼下开展健全的富有建设性的文艺论争 ，应该是有所启迪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5年8月8日第10版原题《想起了傅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