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新星》透视改革初期“官场现形”

　　“一颗清亮的新星在黑魆魆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它自信、冷静、倔强地闪烁着，在天穹中照亮着它应该照亮的一角 。随着天体的旋转，在冥冥碧空中划出它顽强磊落地升起的轨迹……那颗新星慢慢汇入满天星海之中。”

　　柯云路以此作为长篇小说《新星》的结尾，烙下了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烙印。

　　1984年，文学杂志《当代》增刊发表了这部作品，随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继而又改编成广播剧和电 视剧，一度家喻户晓。

　　作为20多年前风靡一时的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新星》把视角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县城的干部和百姓，柯云 路说，他“试图反映出官僚主义和守旧势力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改革新星’的进取决心”。

　　改革文学兴盛

　　人们对改革充满期待，作家被看做社会代言人

　　新京报：你写《新星》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柯云路：没有哪件具体的事情促使我写作，应该说就是时代氛围让我拿起了笔。上个世纪80年代跟现在不太一样。

　　新京报：有哪些不一样？

　　柯云路：80年代刚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百废待兴，人们普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政治情绪高涨，对社会改革 充满期待。那时候的社会问题经常令很多老百姓激动，更不要说作家了。作家一旦写了有关社会问题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改革 的，很容易引起关注，甚至被看做社会代言人。

　　新京报：怎样的代言人？

　　柯云路：举例说，那些年我住在山西榆次，写作时怕别人打扰，就往家门上贴个条子，谢绝来客。可是经常一开门， 就见门口蹲着几个人，是等了好长时间，要来找我反映问题的。因为我是个作家，他们觉得我有办法，把冤假错案的材料都往 我这儿递，跟上访一样。

　　新京报：所以你发现了不少问题？

　　柯云路：是的，我喜欢关注重大的社会变迁，而这种变迁往往是体现在日常生活里的，你只要敏感的话，很容易观察 到。

　　新京报：这跟你的经历有关系吗？

　　柯云路：有很大关系，我在动笔写作之前就有过很多年的积累，从“文革”开始，上山下乡，进工厂做工，接触三教 九流，所有这些都是文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总的来说，我发现官僚主义、干部腐败是很严重的问题，会影响到社会 的各个方面。

　　新京报：你的很多想法是来自鲜活的社会现实？

　　柯云路：我并不是只对文学感兴趣，更年轻的时候，我想当哲学家，念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关注思想层面的东西。对社 会走向的宏观关注和微观把握，是我写作的基础。我到基层去采访，根本不需要听官员们讲什么当地有几大问题，那些我都清 楚，我就直接问细节。

　　新京报：他们怎么信任你？

　　柯云路：人和人不可能只见过几面就掏心掏肺，是需要信誉担保的。我写《新星》之前就有一些改革题材的作品，人 家看了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信赖，话可以说到什么程度。作家需要有这种走进别人心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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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武云溥北京报道

　　-新观察

　　改革文学：突围思想困局

　　所谓“改革文学”，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比之“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朦胧诗”、“ 先锋文学”等，它或许不是最显眼的，但它同改革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之所以称其为纪念碑，是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已成 为历史———使命与野心达成，意义归于历史。

　　1979年前后，得意识形态的长期倚重，文字的分量一直很重(或者叫文学的分量)，在那个时候，它意味着能“ 说话”，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敏感的作家们站出来发言了。

　　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先声，一般文学史上称之为“改革文学”的写作拉开了序幕。之后，李国 文的《花园街五号》、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洁《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柯云路的《新星》等小说 发表，影视再发力，“改革文学”引起哄动，自不待言。

　　“改革文学”的路数基本一致：虽然官僚主义问题很大，但是英明的主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难，并取得阶段性胜 利，即使要面临更大的风雨，也要强调主人公那种打不倒的顽强精神。小说对“胜利”基本上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热情。这与2 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情绪，基本吻合。

　　应前文所说，文学也充当了判断责任的角色，它认定官僚主义应该对社会挫败负上主要责任，它热烈拥护行政资源的 再分配。当然，也可以理解，狂喜与谨慎是政策解冻下的本能反应。

　　“改革文学”在创作手法上，无疑也受这种基本判断的左右，仍然是大众文学的路子，比如打造乔厂长、李向南等典 型人物时，注意插科打诨，并突出了他们的英明果断，处理不合作、捣蛋人士时，仍然有脸谱化的毛病。他们小心地不脱离群 众，谨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令，有选择地批判过去。由整体用词布局来看，“改革文学”的写作者仍然偏爱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有些文史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应该说，“改革文学”，其思维方式是陈旧的，但其所含的“希望”是新鲜大胆的，尽管这种希望仍然由乐观历史进 化论所催生，但它至少表明了与过去决裂的勇气与决心，它能安慰那些劫后余生的心灵，它对官僚制度的批判也不无道理，它 为打破体制僵局营造了强大而积极的舆论。“改革文学”的作者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仍然当得起勇士的称号。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体制改革仍就需要探索，但最起码，它已不再需要由文学来引路或突围。情绪让步、理性登场 ———这对社会文明的进程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

　　□胡传吉

　　一日三十年--9月3日

　　●中英签署香港新机场建设备忘录

　　1991年中英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香港国际机场于1998年7月6日 香港回归周年之际投入使用。

　　●大陆记者首次组团赴台采访

　　1992年应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邀请，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团一行18人，乘飞机赴台采访。这是海峡两岸分隔 43年后，大陆记者首次正式组团赴台采访。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胡锦涛发表重 要讲话。

　　温故知新

　　《新星》热播农民欲出钱拍续集

　　反映现实生活，歌颂时代新人的电视连续剧《新星》播出后，全国广大观众反应十分强烈。

　　在2月27日中宣部文艺局和中央电视台为这部电视连续剧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交流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信息： 《新星》播映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门口，每天排着长队，争相购买柯云路的原著；许多观众来信，希望电视台接着 拍摄《新星》的续集。

　　有位农民对太原电视台的同志说：“李向南的名字在我们那里已经家喻户晓了，大家都想往下看。你们如果拍续集， 我愿出钱赞助。”演员周里京也收到不少来信，有些信封直接写“李向南收”，呼吁“李书记”不要离开古陵，一定要把改革 搞下去。

　　与会同志普遍称赞这部电视剧编、导和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回答了 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那时流行

　　朱建华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1983年，当刘翔在上海出生时，这个城市已经拥有了一位世界级的田径明星———朱建华。这位曾经三破世界纪 录、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田径奖牌获得者在退役之后，明星经济才开始在中国兴旺起来。

　　1984年6月，朱建华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国际比赛中，以2.39米的优异成绩第三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级 跳高明星，被誉为中国的“跳高王”。

　　1984年，朱建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国人期待的夺金大热门。然而，最后的决赛中，他跳出了2.31米摘 得铜牌，而冠军也不过2.35米。在一个奥运冠军必然是全民偶像的年代里，朱建华的失利令国人惋惜不已。

　　1990年朱建华退役，此后成立建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今年5月24日，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上海传递，朱建华成 为火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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