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乡村中国应向城市中国转变

　　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我们知道，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对大部分农村地 区而言，农村改革解决旧有矛盾的同时，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分散的小农参与市场经济面临着极大风险，正像美国学者R.H.托尼所描述的那样，单个的小农 生活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稍微有一个细小的波浪就会将他们淹没。这些问题和矛盾，一直在困扰着许多高参。直到农业税费取 消，才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仍有可能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再次凸现。

　　事实上，2500年的中国小农经济证明了，一家一户小农靠农业致富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还必须跳出农村本身 。对于这一点，其实已经有了共识，那就是必须通过城市化让绝大多数的农民变成城里人，让他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扎下根来 。

　　从国际上来看，二战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农民比例用了仅30年，就从50％以上降到10％以下，其城市化人 口的总规模并不低于中国农民人口规模。中国改革近30年，农村人口仍保持在60％左右，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显然是不 正常的。

　　我们常常惊叹日本韩国农民的富裕程度，那些以卖草莓为生的农民家庭收入竟达到了全国家庭中等收入以上。我们慨 叹他们的农民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和帮助，但其实还应该注意到，日本的农民人口只有7％。

　　参照国外的经验，农民协会同样应该是中国乡村未来的组织形式。但中国农民的谈判能力低下，根本之处还在于农民 的数量极其庞大，难以像日本韩国的农民以合作社或农民协会的方式那样组织起来。如果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难以获取很大的 利润空间，相反却要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将农民协会(发展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或称之为新农村建设)重点的思路，似 乎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常年在外打工参与城市建设，却依然背负着与生俱来的农民名分，背后却是福利待遇的大打折扣，这种歧视，与中国 的改革开放进程背道而驰。打破户籍制度的樊篱，给农民以公平的公民待遇，成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政府管理者必 须要以宽宏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它制约着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展开。如果实现不了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法治变革也难 以提上日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法治政府是城市化国家的需要。如果没有进城农民的公民待遇，中国发展的代价，仍然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通过牺牲农民和农民工的利益来承担和维系。这显然不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从第一个一号文件至今，我们获得启示，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不能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农村的硬件建设。只有积极的城 市化政策，才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最大支持。历史已经具备了条件，需要的只是与时俱进的推动者。

　　□张传文

　　1982，“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正名

　　“云破日出”

　　给农民吃了颗“定心丸”

　　1981年，杜润生执笔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长期不变，邓小平看后表示完全同意。

　　75号文件依旧有局限性，只规定了“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而群 众在实践中很快就突破了这个规定。

　　包产到户迅速蔓延。试验的结果是一包就灵，贫困地区第二年就有饭吃。

　　杜润生回忆说，当时万里曾告诉他，75号文件有的内容也给极“左”的人，给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

　　而且当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担心，过去的农村政策多变(广东农民怕“一年放，二年收，三年不认账”)，也有农民 听说包产到户只有“三靠”地区才可以搞，有“稳住中间地带，不要滑向包产到户”等提法，担心它又是一个“权宜之计”。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新当选中央主席。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文件起草工作。

　　1981年冬，杜润生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彻底地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称它是一项改革事业。

　　文件还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同时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允许群众自由选择。

　　杜润生记得，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

　　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12月2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从此包产到户30年的非法存在结束 了，它从此成为了中央予以肯定的一项重要决策。

　　杜润生向胡耀邦建议，文件最好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一号文件，以便全国、全党重视。胡当即表示赞 同。

　　杜润生回忆说，胡耀邦当时还表示：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4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 是谈农业问题，在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

　　更多内容请看新京报……

　　□本报记者钱昊平北京报道

　　一日三十年——8月27日

　　摆脱贫困国家行列

　　1987年新华社报道，中国改革开放9年来，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翻一番，中国开始摆脱贫困状况，进入中等 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

　　禹作敏被判20年

　　1993年天津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因率村民拘禁办案公安，被判窝藏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拘禁罪等，执行有期徒 刑20年。

　　落实“三个代表”

　　2000年江泽民在长春主持东三省党的建设和“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提出要狠抓落实“三个代表”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温故知新

　　“兰考大爷”买表记

　　“兰考大爷”是人们过去对讨饭的兰考人的戏称。在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后，兰考一年翻身，去年 全县分配水平由人均40元增加到80多元。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老汉在县城百货商店的手表柜台前转了又转，引起营业员注意。这位老汉看了半天，开口就要 最好的进口表，营业员看他穿着不整齐，说：“那表两三百元哩！”“你只管拿最好的”，营业员没法，拿了一块，老汉看了 看：“再拿一块”。营业员说：“这块没毛病。”回答是：“我要买两块！”说罢从怀里一把掏出一大叠拾元钞票，说：“同 志，过去俺是穷要饭的，人家看不起。现在党中央让咱富裕起来，你怎么还对俺斜眼瞧呢？”

　　老汉买了两块手表，高高兴兴地走了。

　　兰考一名农民对记者说，“去年，我光棉花就卖了三千多元，豆子又是一千多元，现在我家里有粮，银行里有钱，圈 里有牲口，屋里还放着几百元钱的化肥。

　　———摘编自《人民日报》

　　1981.08.02第2版原题《党啊，你真摸到农民的心了！———豫东人民庆丰收纪事》

　　那时流行

　　少年队

　　流行时间：1985年起流行指数：★★★☆☆

　　“少年队”，日本的偶像组合，1984年成立。1985年，他们大大小小的发型照片贴满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发 屋”、“发廊”，成为赶新潮中国少年的模仿对象。

　　对他们模仿最彻底的是台湾偶像组合“小虎队”，除了发型，还有扮相、台风，甚至歌曲都进行了完全的本土化。至 今还让人耳熟能详的《青苹果乐园》就是少年队《What''''syour name》的国语版。

　　很快，对“翻版”的热爱超过了对“正版”的模仿，发屋里的“少年队”照片也被“小虎队”的头像覆盖。

　　很快，在人们心中，“少年队”也被“小虎队”替代。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