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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作为“符号”和“神话”的小泽
小泽的“神话”三十年前便在中国流传。
1979年春天,在他如日中天的季节,他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次访华,中央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实况,“小泽旋 风”风靡大江南北。对于中国人来说,小泽因两个标志性符号而被追捧,首先他是一位来自东亚的指挥天才,相继受教于当代 最杰出的指挥家卡拉扬、伯恩斯坦和明希;其次是他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他在沈阳出生,儿时曾生活在北京。事实证明,小泽 与中国音乐家有高度的认同感,他与中国音乐界的情缘一直在延续和发展,直到今天。
1979年,我因小泽在电视里的表演,而对柏辽兹《幻想交响曲》展开幻想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部交响曲 演奏的影像,一个长发飘飘的亚洲面孔,竟能以近乎疯癫的舞姿,将交响的音符洒满天空。比起我听过的快转唱片,柏辽兹的 交响乐第一次汇成一股洪流,它是一个整体!音乐会加演的《卡门序曲》和《拉科齐进行曲》后来不断在电台里插空播放,几 乎每天都可以听到。从此我对法国音乐一往情深,它们与我读过的雨果、司汤达和梅里美缠绕一处,为我种下深深的“法兰西 情结”。这些是我永远不可能忘记的奇妙感受,一切都像是第一次,幸福的第一次。
经过二十余年的封闭与禁锢之后,欧美音乐的蓬勃发展景观最初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小泽征尔和卡拉扬,他们在同 一年来到中国,小泽在春天,卡拉扬在秋天。对于当年能够亲临音乐会现场并有幸与两位大师“零距离”交流的中国音乐人来 说,这两次烙印甚至深过苏俄乐派十年的熏陶。如果说小泽的风格是不守成法而挥洒无际的浪漫,那么卡拉扬带给中国音乐家 的就是标准化的权威,这种权威感以压倒性的强势,将那一代人的音乐观念牢牢锁定,至今未能挣脱。
小泽同样具有令中国音乐人心悦诚服的权威感,这种权威感因为小泽的平易近人而变得充满人情味儿。于是关于小泽 的传说有许多内容完全与音乐无关———他如何要求住在中国同行的家里,如何热衷于包饺子,如何溜出去吃小饭馆,如何为 二锅头垂涎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小泽确实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了大量事情,特别是对交响乐团的建设、音乐学院师生的培养 、中外音乐交流的牵线搭桥等方面,事必躬亲,无微不至。
小泽不仅改变和修正了当时中国音乐人的音乐观念,还使中国交响乐事业在西方有了指引。所以,尽管小泽后来在艺 术上少有新的进境,既无法使可塑性极强的维也纳爱乐呈现“小泽之声”,又不能将日本的“新爱乐”脱胎换骨,但他还是因 为多次训练中国的青年乐团卓有成效,而继续无损“点石成金”的音乐魔法师称号。
当今天的小泽站在国际乐坛的顶峰之时,他的光环其实已从众多乐迷的心目中褪尽。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的职 位并没有给小泽带来音乐艺术的新境界,他在歌剧演绎方面的力不从心也不再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
听说小泽身体已大不如前,不断因病取消演出,他确实已到达退休的时间线,现场聆赏小泽的机会已越来越不可求了 。在最近十年当中,我听过许多场小泽的音乐会和歌剧,却都不如我在录音里听到的小泽更具有音乐的亲和力。活生生的小泽 居然只是一个符号,唱片里的小泽才是深思熟虑、激情澎湃。所幸我珍藏了大量的小泽录音,这在二十余年前曾经是不二选择 ,而在今天却是感情的因素使然。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
小泽挥棒交响乐旋风“袭击”中国
位于北京月坛北路的红塔礼堂,30年来基本未改其颜。三层楼高,白灰与红搭配的墙面。
1979年的春天,就是在这里,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率领的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进行了演出。这是改革开放后首个访 华的交响乐团。
在对西方文化封闭了许多年之后,来访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带来的不仅是音乐。
当时中美刚刚建交三个月,这次演出更被视作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新的开端。
国际交流走进了中国音乐人的世界。而对于外国乐团来说,中国也不再陌生。
演出前,小泽曾几次来访
1978年初夏的北京,中央乐团(后改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常任指挥韩中杰家里,来了一位留着怪异长发的客人 ,他就是小泽征尔。
韩中杰记得,小泽在下飞机时就表示要住在中国指挥家里。
当时韩中杰住在和平里,两间半房,住着一家6口。为小泽的到来,老韩赶走了儿子,腾出一间房,他跟小泽住一间 ,老伴跟女儿住在另一间。
老韩还从乐团同事家中借来沙发,从乐团借来了“高级”录音机。
8月26日,88岁的韩中杰向记者回忆着30年前的夏夜,“当天晚上,我们一直在聊,几乎就没怎么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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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健亚北京报道
一日三十年——8月29日
●第一部体育大法
199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体育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通过,1995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温故知新
大学生最喜格言“匹夫有责”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武汉钢铁学院团委在某系做了一次思想调查,其中“你最喜欢哪一条格言”引起同学们的兴趣。 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多,占49%,以下依次为“天才在于学习,知识在于积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最后一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比例只有2%。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回答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的祖国经受了一场骇人的浩劫,我们年轻一代也经历了考验。从幼稚狂热,到彷徨苦闷 ;从思考探索,到觉醒奋起。生活逼着我们超乎常态地成长和充实起来,社会教育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真善美和假恶丑,懂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简单道理的,绝不是悲观消沉的庸碌之辈。
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鼓舞,就因为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课题面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做了令人 欣喜的回答。毕竟,我们的人民和青年在前进,在为四化而添砖加瓦。
摘自《人民日报》1980.08.29第1版《令人欣喜的回答》
那时流行
捉迷藏
流行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流行指数:★★★★★
一个小伙伴蒙上眼睛,等其他伙伴藏好后展开寻找,找不到一个就算输———捉迷藏是流行于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游戏 。在玩具缺乏,也没有培训班泛滥的年代,孩子们就算上小学了也没那么多功课,“捉迷藏”行之简单而又有趣,又以参与人 数可多可少的优势,流行于学校、街头和家庭。在有些人的记忆里,甚至有捉迷藏时睡着了天黑自己回家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