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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
2007年12月,一个名叫仇和的官员调离了原来在江苏的副省长岗位,获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要职。 这个看似普通的消息,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
仇和位居中国曝光度最高的地方官员之列,更有可能是中国“最富争议”的地方官员。在江苏沭阳、宿迁主政期间, 仇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
他以强行扣除公职人员工资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又大力推进强制拆迁;既强力反对官员腐败,又一再要求犯错市民 在电视上公开忏悔;既特别关注民生疾苦,又激烈主张国企改制“以卖为主”,他曾卖医院卖幼儿园卖学校;他最早试验干部 “任前公示”、“公推竞选”等改革举措;他曾明令限制干部请客吃饭不超过5桌、老百姓不超过8桌……
所有这些“铁腕”手法,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现在,“硬邦邦的仇和来到了软绵绵的昆明”,将带给昆明什么?每一位了解仇和以前从政经历的人,都在暗自揣度 。
2007年12月28日,这是仇和上任的第一天,他告诉昆明各级官员:“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 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当天下午,仇和就到昆明市便民服务中心调研,这个中心主要是政府各部门集中在一起提供一站式综合行政服务。当 了解到办一个户口迁移竟然要25天时,仇和开始发力。
在仇和督促下,便民服务中心的窗口服务统一改为两次终结制,即在一个窗口办理审批手续往返不超过两次,第一次 提供咨询详细讲解所需资料,第二次在手续齐备的情况下批结完毕。凡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审批时,明确一个主管部门,不得相 互推诿。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昆明迅速将506项行政审批项目精简到141项,审批项目之少仅位列同为省会城市的沈阳之 后。在此基础之上,昆明被评为“浙商最佳投资城市”。
到任昆明两天之后,仇和来到昆明市管辖的富民县调研。当地安排午饭丰盛,剩下不少。仇和惋惜地说,如果每盘菜 都用公筷,就可以把剩菜打包拿走或留给服务员吃。随后,富民县立刻出台2008年1号文件,号召公务员就餐时实行自助 餐。
2008年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规定各 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要在媒体上公开姓名和工作电话,接受群众监督和反映情况。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 版,共8万多字,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机关一把手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仇和此项举措震动昆明、轰动全国,一时间 《昆明日报》洛阳纸贵,甚至不得不加印3万份。
如果说以上这些措施都是整顿官场风气的话,那么整顿官场风气则是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仇和的真正意 图仍然是推动昆明经济的变化。
2008年2月14日,仇和主持召开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他告诉在场的官员们:“凡是符合 国家政策法规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参考;凡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条条框框,都允许突破。 ”
有意思的是,组织招商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足见仇和的风格。一周之后,昆明市召开招商引资专题讲座, 坐在第一排有个官员打瞌睡,仇和怒声呵斥:“第一排正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被点名批评的是呈贡县投资 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随后,呈贡县严厉处罚了蒋文辉,同意其辞去副局长之职。
在2008年上半年,昆明招商引资的力度前所未有,先后有35个招商团队前往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仇和与市长张祖林曾分别带队推介昆明的投资环境和重点项目。这些招商活动促成了几百个项目签约。
3月3日,昆明深圳工业园项目落户,代表着深滇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签订了总投资额约465亿元人民币的27 个项目。
招商引资少不了市政建设,而仇和选择的切入点是清理“城中村”。昆明市内的“城中村”占地约17平方公里,住 了170万人。仇和提出,要在5年内拆除全部336个“城中村”。
2月27日,7个“城中村”开拆。
3月5日,《关于加快城中村重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用以规范和指导城中村建设,规定拆除之后原居民全 部回迁,改造和重建的许多收费全部免掉。政府不追求任何赢利,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次。
任何时候,仇和都走在众人的前面。就在公布电话和批评“瞌睡局长”引起全国赞叹的时候,仇和又雷厉风行地开始 了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改革。
3月3日,《关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出台,规定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坚持政府主导,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
随后,教育领域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允许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实行股份制合作办学;学校所有权和办学管理权分离 ,实行“国有民办”;甚至经批准后,也可整体转为民办;政府还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对引资人进行重奖。
仇和还重拳治理滇池污染,并引入了太湖治理中行之有效的“河长制”,入湖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一把手要对辖区水 质和截污目标负总责。仇和本人任盘龙江河长,市长任新宝象河河长。
如今,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正式明确实行综合环境控制目标“河(段)长负责制”、对滇池沿岸一级保护区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则实行“湖长责任制”。
当了解到滇池治理已经投入47亿却仍然没有成效时,仇和甚至要求国家审计署派员来昆明检查治污费使用情况,其 嫉恶如仇的性格再次展露无遗。
仇和的举措无疑是激进的,也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让许多官员倍受“折磨”、不得休息,但是在现有体制环境下, 其“铁腕”风格颇含不得已的意味,也的确给一方水土带来变化,风雷所到之处无不赢得百姓的衷心爱戴。
在仇和的带领下,昆明正在急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