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陈昕晔

　　一位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一辆装着荷兰发动机的德国汽车，司机是一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人， 他们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的意大利狗仔队追逐，在法国的一个隧道里发生了车祸，抢救王妃的是美国医生，用的药产自巴西。

　　在过去十几年中，全球化成为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而这则演绎自真实新闻的故事，反映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世界是高度国际化的，一件事可能涉及十几个国家，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人民上了一堂经济普及课。在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全球 化所造成的国际分工版图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30年来中国对全球化的认知

　　自30年前国门重新打开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对全球化的认知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向《环球》杂志记者描述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热烈的欢呼和拥抱”。当年，改革开放使国家欣欣向荣，一些中国学者更多地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 果，认为全球化进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信息革命、科技进步、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仿佛突然发 现了一块新大陆，一个提升综合国力的巨大历史机遇。应该说，那时部分学者对全球化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二个阶段，是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弊端有所觉察的时期。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学界对全球化进程的批评意见 大幅增加。国内部分学者认识到全球化造成的各种问题，如南北贫富悬殊，国际资本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西方主流传媒和文 化产业所体现出的“文化帝国主义”，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表现出的“西方霸权”。

　　而中国对全球化的认知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所处的“进行时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全球化肇始于欧 美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化和扩展，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无论愿意加入与否，擅长驾驭与否，它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近一个 时期，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提到“趋利避害”，是对全球化认知的深化。“在保持对现有全球政治经济体制的批评态度的同时， 与之进行磨合和协作，在介入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发展和壮大逐步修正它、改造它，使其更为公正合理。”

　　全球化的新特征与全球性问题

　　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在新世纪，全球化也出现了若干新的特点。中国社 科院亚太所所长张宇燕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几个新特点：

　　首先，衡量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指标是国际贸易的变化，自“9·11”事件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非常迅速。

　　其中，中国的贸易出口增长非常快，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出口国。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 P的7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每赚到一块钱，其中7毛钱和对外贸易有关。

　　第二个特征是资本流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资本流动主要指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长，2004年全球F DI总量为7400亿美元，而2007年为1.3万亿美元。自改革开放到2006年，中国吸引的外资累计近8000亿 美元，每年为二三百亿美元，而世界上最大的吸引外资的国家是依然是美国，每年为1000多亿美元。同时，中国对外投资 增长也很快，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为16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对 外投资将超过所吸收的外资。

　　全球化的第三个新特征是技术成果在全球的扩散速度大大加快。这是每个人可以切身体会到的。

　　“全球化在本世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世界越来越被绑在了一起，也因此，全球问题越来越突出。”张宇燕说。

　　近两年，气候成为全球性议题。11月有一则关于岛国马尔代夫的新闻，这个“椰林树影，水清沙白”的太平洋中的 天堂，因为担心被海水淹没，提出向印度和斯里兰卡购买新国土，举国移民。这是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一斑，而要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则需要全球协作和各国参与。全球性问题还包括传染病、恐怖主义、物种消亡等等……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红利， 也使我们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铸币税的奥秘

　　在机场免税店，人们会发现，这里的电器是日本、韩国制造的，手表主要是瑞士的，香水和威士忌酒等主要产自法国 ，皮革制品和太阳镜等则分别由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生产……

　　“为什么几乎没有美国制造的商品？这就是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近10年来这个格局越来越明显。”张宇 燕将世界贸易分成三类：美国和英国出口金融产品，印钞票，“生产”股票、债券；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以及俄罗斯出口资 源；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乃至日本出口工业制成品和服务。

　　这就是今天世界经济“一极多强”的基本格局，一极是美国，多强则是指欧洲和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日益重要的作用 。

　　美国在全球化中具有主导作用，首先是凭借其经济实力，美国的GDP曾占世界的30%，近年有所下降依然占到1 /4。这样的经济实力决定了美元的地位，也决定了美国的金融实力。张宇燕指出，“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主要是两大(美元 和欧元)一小(日元)，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元。”美元是今天主要的世界货币，全世界都在生产能够用美元购买的商品，美国 则生产美元。

　　美国生产100美元的成本是6美分，如果这张绿钞票永远在美国境外流通，则剩下的99.94美元都是它的利润 ，张宇燕指出：“这个利润在经济学里叫做‘铸币税’。”铸币税起源于欧洲，当时欧洲各国的国王垄断了铸币权，金币、银 币都由国王来铸造，在铸造时国王往里面加点铜，加点铅，加点锌，金币的成色就从百分之百降到了90%，这之间的差额是 10%，就成了国王的税收，这就是铸币税。

　　张宇燕分析说，美元就是目前被全世界持有的货币，是纸币甚至是电子货币。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各国拿着 美元但不到美国买东西——因为这些美元如果拿到美国花就会使美国发生通胀，美元就不值钱了。如果各国拿着美元互相使用 ，那么美国就等于印了纸向全世界征税。现实是，美国每年新印的货币中大约80%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国通过征收铸币 税每年赚的是成百上千亿美元。欧洲不甘心让美国一家挣这笔钱，但欧洲一国的国力无法与美国抗衡，所以欧洲国家联合在一 起，设立了欧元，来跟美国争铸币税，这是欧元诞生的根本原因。

　　而美国在向世界出口美元的同时，也在出口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使美国可以吸引全世界的资本回流到美国，平衡 其巨大的双赤字。张宇燕强调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都在指责格林斯潘，认为格林斯潘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制造了房地 产这个泡沫，然而格林斯潘真的会犯这种糊涂吗？事实上，“美国为了国际分工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必须不断进行金融创新 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以便让那些拥有巨大贸易盈余的国家购买，而美国则获得资源、商品和服务。

　　自1980年代后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为世界生产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换回美元，由于引资和出口导向政策， 中国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2008年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指出：“ 当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独善其身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而现在，美国人 是不会要求人民币升值、不会希望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的。当然，他们更不会反对中国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只要 是购买美国金融资产。”

　　全球化向何处去？

　　2008年金融海啸的爆发似乎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正和”局面，普遍的高增长将转变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元 区和日本经济的全面减速和衰退。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全球化将向何处去？

　　这首先要看全球化主导力量美国的实力是否发生了变化。张宇燕指出，美国的绝对实力有所下降；但是从相对实力看 ，由于危机使欧元、英镑、日元受到了更大的打击，美元的相对实力反而有所加强。“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的时候，相对的优 势比绝对的更重要。”

　　在危机之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成为热点话题，欧洲甚至有声音要求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此，余永定的回答是 ，“国际货币体系很难有根本性变化”，他认为黄金不能取代美元的作用。“在美国一家独大、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无法采取 统一行动、新兴国家刚刚婴儿学步的时候，看不出谁有能力约束伯南克和保尔森。”

　　王逸舟指出，“在动荡曲折的阶段，主宰危机消解进程的主要国家和国际制度，必然会采取措施迫使体系内的所有成 员‘共患难’。”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现实，但是在交了学费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吸取教训，调整思路 。

　　首先，危机可以让我们更快地破除一些迷信，比如说对美国金融系统可靠性的迷信，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监管制度 的迷信，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保险阀”的迷信，对美国为中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迷信；这不是说它们没有任何优点和值 得借鉴之处，只是要放弃盲目追跟、不加选择和批判的态度。

　　其次，要努力掌握“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本领。例如，人民币(或中国的各种资产和信用)与美元以外的硬通 货(以及美国以外的发达区域)挂钩，收益或许相对小些，但风险至少得以分散化，政治上和战略上也有好处。同理，中国庞 大外汇存底和雄厚外交资源的使用，也要尽量多元化、多极化和均衡化，为国际体系的“美帝国主义时代”的逐渐褪色，做好 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的生产集中在生产链条的末端，赚取微薄的利润，同时还要付出污染环境的代价；另一方面， 美国、欧洲不断提供准入标准，对中国商品反倾销，在质量问题上做文章。因此，中国目前应该考虑在工业化进程中，更多地 提高科技投入，实现生产转型，从出口导向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让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福祉惠及更多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