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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嵌入中国人生活的新元素
偶像奔流80年代
《环球》杂志记者/夏海淑
1983年9月，在北京的中央工艺美院的新生报到处，放着两排长长的桌子，一排后面坐着登记资料的老师，另一排后面坐着剃头的师傅，所有留长发的男生必须先到这排桌子后面被彻底“修理”一番后，才能到对面的桌子前完成入学登记。
也是在那一年，一些城市的街头还出现了手拿剪刀的“执法”人员看到有穿喇叭裤的青年，立刻将他们的裤腿剪掉的事例。
如今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1983年时长发、喇叭裤与邓丽君曾一道被列入毒害年轻人的精神垃圾。
然而长发可以被剃光，喇叭裤腿也能被剪掉，邓丽君的歌声却不是轻易就可以抹去的。尽管随时可能被扣上“散播黄色歌曲”的罪名，但从北京上海到偏远县城，这个温柔甜美的声音依然传播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耳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邓丽君、费翔、许文强(周润发)、翁美玲以及琼瑶、三毛，构成了大众对于80年代最深刻的记忆。
何日君再来？
现在已经很难确认，大陆青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是通过什么方式了，一般认为，最早是从海外探亲或旅游回来的人带回了邓丽君的磁带和录影带——那时她已经红遍“外面的世界”。
很快，邓丽君的歌声就通过地下的方式在年轻人中迅速流传开来，先是翻录磁带、盗版磁带，然后就是翻唱集锦。从程琳、成方圆、张蔷到后来的那英、田震、王菲，80年代出道的女歌手们几乎没有人不曾翻唱过邓丽君的歌。
1980年，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和以李谷一的《乡恋》为代表的大陆流行歌曲已经在大城市里广受欢迎，以至于一些老音乐人为此特意召开了一场“西山会议”，邓丽君的歌曲自此被定性为“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遭到了全面被禁的命运。
禁令进一步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清华美院的老师邹文80年代初在贵州生活，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听邓丽君的歌主要是通过广播，我记得那时候有个‘澳洲人民广播电台’，经常在节目中插播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他们的歌。那时候都说这个台是‘敌台’，‘收听敌台’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我们还是会偷偷地听。”
作为最早接触邓丽君歌曲的一批人(1978年)，《人民音乐》的编辑部主任金兆君后来总结说，其实邓丽君之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广受欢迎，是因为她的音乐与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孤岛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然，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她翻唱李香兰的《何日君再来》成为了最早被严禁的“汉奸歌曲”。
不过，80年代初期她在大陆的风靡，更是因为当时人们文化生活上的贫瘠，通过邓丽君的歌，年轻人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情感、表达个性的方式，并再也不愿意放弃。此后，年轻人开始用“歌星”来称呼那些受人喜爱的歌手，在邓丽君外，他们还包括刘文正、凤飞飞、罗大佑等等，事实上，他们组成了大陆80年代的第一批流行文化偶像。
1984年，来自香港的张明敏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演唱了《我的中国心》。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整个中国的流行旋律。
当时《读者文摘》的两位创刊人胡亚权和郑元绪是在沙发上听完这首歌的，感动之余，他们决定要把这首歌发到杂志上。找不到歌的正式词曲，他们就找录音录像，请人一句一句对着录音抄词打谱，最后将词曲登上当年2月号《读者文摘》的封三。结果，那期杂志在各地被一抢而空。
作为一名业余歌手，张明敏完成了那些天王天后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让港台流行音乐第一次以官方许可的形式席卷大陆，此后，无论是港台还是国外的音乐在大陆的传播渠道变得越来越通畅。
1985年4月7日，英国的“威猛乐队”来到中国，在北京和广州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尽管没有任何宣传，上万张门票依然被连夜排队的人们抢购一空，最早的黄牛党们将票价从5块炒到了25块——相当于那时人们半个月的工资。
1986年，费翔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了他在大陆的首张专辑磁带《跨越四海的歌声》，正式进军大陆市场。尽管在磁带的封面上，费翔穿的“睡衣”式外套现在看来实在有点“雷”，但那一年，翻唱歌手费翔在大陆女性中的受欢迎程度大概只有后来的F4可以与之相比。
1988年，中央电视台在《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中第一次播放了包括小虎队、王杰等当红歌星的MTV，至此，两岸的流行节奏终于开始接轨。
现在回头去看，尽管在漫长的80年代中前期，这些风靡大陆的偶像不是过于地下，就是过于脱节，但香港岭南大学的博士生黄薇子分析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培养出了流行音乐的听众，也培养了他们的欣赏习惯，以至于大陆后来的流行音乐产业模式基本都是从港台复制而来。”
客观地说，这种复制显然并不全是好事，但无论如何，这些音乐为80年代的我们带来的，却是异常纯粹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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