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前48小时最为关键。“第一时间” 成为重庆市政府处置出租车罢运的工作准则。而在事发当天上午，新华网以“罢运”的字眼率先披露此事。而以往类似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的通常作法是对新闻单位实行“封口”

　　★ 本刊记者 / 刘炎迅 (发自重庆)

　　2008年11月3日到12月1日——不到一个月，中国出租车业共发生“罢运”事件19起。

　　管理费过高、黑车泛滥、油价高、加液化气难等，被媒体多次提及。与此同时，民众如何与政府对话并获得回馈，也成为事件带给社会的思考。

　　在应对如此的公共危机时，各地政府最终选择了协商的方式，温和地化解矛盾——而这确是一个重点。

　　其中，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中的政府作为最为典型。

　　起因

　　今年7月，重庆的士司机们就有罢运之意，他们约定在7月14日当天集体“休息”。彼时奥运在即，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予以化解。

　　但重庆市出租车行业沉疴难愈，黑车被认为是其中病根之一。

　　公开信息显示：2007年底，重庆市主城区假冒、克隆出租车已达1500～2000辆，当时正规出租车总量为7000多辆，两者之比接近1：3.5。

　　在的士司机看来，夸张的比率背后是政府执法部门的监管缺位。如果政府能更好地构筑一个与民沟通的意见渠道，罢运或许不会一再发生。

　　事后，重庆官方已经不愿意就此多谈，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要求，该市运管部门委婉拒绝。

　　不止重庆，在先后出现的士罢运的城市，事发前司机们都试图通过工会等正常渠道去申诉各自的问题，但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显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在无形间促使矛盾积聚。

　　最初24小时

　　11月3日，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司机开始“集体休息”。

　　当天上午，新华网以“罢运”的字眼率先披露此事。而在以往，类似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的通常做法是对驻地新闻单位实行新闻“封口”，鲜有直接报道，即使披露用词也被严格限制。

　　中共重庆市市委外宣办的一位李姓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罢运当天，他们和各媒体接触时，“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压制，不封锁”，并且“每天都将进展和政府处置措施及效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罢运初始，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局认为是“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运事件”，公安机关也在城区以高压姿态劝阻罢运并告知公众将全力调查操纵罢运的“幕后黑手”。

　　但很快，这些定调有了变化。当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应急预案。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官方已经将这一事件的定性由“少数人操纵”改为“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面对司机们提出的“管理费过高、加气难、租价不合理及黑车泛滥”等四项要求，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开始明确表态——“罢运的四项诉求有其合理性”。政府发言人说：“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3日下午，重庆市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启动出租车票价调整的调研工作，征求各方意见，按照相关程序，提出方案。

　　与此同时，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人民广场组织了近100辆出租车，试图展开恢复运营。但遗憾的是，这些车子很快又返回广场——他们遭到了部分同行的拦截或打砸。

　　黄金48小时

　　11月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出《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全部停驶》《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全城罢运，主要四大原因》等滚动报道。

　　下午4时许，重庆市交委举行事发后48小时之内的第二场正式新闻发布会。重庆市交委副主任梁培军公开承认，事件背后有4个原因：一是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区出租车存在加气难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三是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四是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细心的观察人士发现，最初的48小时之中，官方相关官员在公开表态时，没有出现“一小撮”“黑恶势力参与组织策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等用语。

　　而在这段事件内，重庆有关部门陆续推出的处理措施还包括：下调“板板钱”——就是“车份儿”；被砸车辆由企业和车主自行出资修理；着手建立出租汽车驾驶员分会；严禁偷拍纠违行为，偷拍者将被处理甚至清退出执法队伍，还要在摄像点前摆设样式统一的公告牌，公告牌内容统一为“前方有移动摄像点”，有关部门还要发布最新的“电子眼”分布地图。

　　重庆市交委副主任梁培军说，截至4日上午9时30分，3200辆出租车上路恢复运营；截至14点，复运车辆已经达到4000多辆。

　　但危机并未完全过去，据不完全统计，仅4日就有103辆出租车被拦截或打砸，因此4日上路复运的很多出租车，都摘掉了顶灯。

　　此时，重庆市警方开始出手。涉嫌打砸车辆的人员陆续被强制带离现场接受审查，少数人被拘留。在关键路段，更多的警察来回巡视。

　　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会同交通部门一起，多次召集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开会，要求所有车辆必须上路正常运营。“汽车被砸造成的损失一律由公司负担，并免收今天的‘份儿钱’”。这是当时政府对司机们的承诺。

　　4日晚，情况发生根本性好转，聚集在重要路段的出租车司机逐渐散去，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5日8点，重庆出租车全面恢复运营秩序。

　　一个突发的公共事件，最初的48小时最为关键。 “第一时间” 成为重庆市政府处置此次公共事件的工作准则。“一面调研果断处置，一面公开信息，把相关决策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布。”事后，有评论人士如此总结重庆市政府的作为。

　　“一把手”与民对话

　　5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

　　会上，政府新闻发言人崔坚指出，重庆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

　　就在“重庆山城，人人争说罢运潮”之际，一场“的哥的姐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座谈会”开始了。

　　6日上午10时，重庆电视台临时中断了正常播出节目，宣布将直播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的座谈会。

　　重庆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高晓东对此解释说，出租车营运已基本正常，但公安机关仍需出动大量警力，以维持营运秩序，保护出租车司机的人身安全，并及时控制打砸人员。但是到11月6日，这一事件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市委书记、市长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仍是必须的。

　　高晓东对《中国新闻周刊》一再强调，事件中警方是非常克制、柔性与合法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市委政府的指挥下，化解‘的哥的姐’心中的坚冰。”

　　“我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次事件来认真地加以总结。”这次直播的座谈会上，薄熙来说。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首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公共危机应对先河。分析人士指出，重庆的“电视办公”是一次“民意、聚民智、感民心”可贵尝试。

　　据专业数据显示，这档电视新闻直播的收视率为1.07，收视份额为12.12，在重庆电视同时段历年收视份额排名第二位。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电视新闻中心在直播座谈会的同时，派出8组记者分别到加气站、车站、码头等人流集中的地方采访，并请专家为这一事件的解决把脉，采访人群涉及普通市民、专家学者、出租车从业人员、教师、机关干部等。这些作为在以往类似的事件中也是不多见的。

　　媒体第一时间公布出租车“停运事件”，表明政府的态度，及时给公众提供了思考的机会。之后更有许多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建言，对矛盾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认为，“薄熙来与部分出租车司机代表、市民代表面对面谈话，高层领导直接倾听群众诉求，这一做法，开启了政府应对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新方式。”

　　11月10日之后，在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广东汕头、茂名等地的罢运现场，一再上演类似的地方政府高层与司机直接对话的一幕，充分而直接的交流，让罢运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解决。

　　罢运之后

　　11月18日，经重庆市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重庆市交委主任丁纯，交委副主任、市运管局局长梁培军行政警告处分。

　　相似的问责在很多地方出现，比如三亚，罢运事件进行到第五天即11月14日，三亚交通局党委书记李明德、局长陈治邦、分管道路交通的副局长易治军等三位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三亚市主管交通的副市长郭保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问题的根子还是有关官员没有做好。三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常务副市长杨逢春说，这是三亚市首次启动问责制，也是三亚首例因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引咎辞职的党政官员。

　　早在2005年，重庆一些出租车司机就提出过要成立“出租车司机联合工会”的要求，但重庆市总工会认为其没有企业工会为基础，无法组建。

　　日前重庆市总工会等部门已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重庆市155家出租车公司在11月底前建立工会组织。重庆市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胡兴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很兴奋地说：“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出租车司机组建工会等工作上成果很大。”

　　据其介绍，重庆市总工会邀请重庆主城区出租车企业、个体经营者代表和出租车驾驶员代表，在11月18日的下午展开平等协商，就出租车营运收入分配、驾驶员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出租车营运管理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在与司机的对话中，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坦承，“现在有出租车公司的协会，但是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协会”，成立能代表出租车司机权益的协会组织，将是官民顺畅沟通的机制保证。

　　重庆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出租处处长腾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发后，为了更好的保证出租车司机们的合法权益，他们力主在已经存在的出租车行业协会中，增加了一部分出租车司机会员。同时，重庆市官方还设立了“经理接待日”，这让很多司机感觉到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问题确实重视起来了。

　　从目前来看，以规范化的劳动合同来界定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最为有效的选择。

　　为了保证的士司机的燃料需求，重庆市政府还在过去的几周里，新增了十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有所缓解。

　　与重庆“罢运”引发全国出租车行业罢运热潮一样，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迅速激活了来自政府内部的“连锁反应”——及早找问题，而后解决，反躬自省与未雨绸缪。各地政府都在寻求长期有效解决出租车行业问题的方案。12月11日，杭州市正式公布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13条举措，为出租车司机减负，尤其引人关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重庆市政府在解决罢运事件上确实为地方政府做出了示范，但矛盾是长期积累的，现在各地的措施有些只是暂时解决了表面问题，更多实质性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解决。”

　　此前的2008年11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发出通知，推进出租车企业组建工会。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职代会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畅通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

　　12月10日，交通运输部公路司副司长陈胜营在接受交通部官方网站采访时表示，出租车的问题，目前更多的是涉及稳定，但从长期规范管理来看，也要从改革的角度思考问题，积极研究制定制度、政策，出台法规。交通运输部已经委托有关部门进行调研，为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做准备。“这种改革也会通过经济手段，我们发现这些事件中，都涉及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问题。”

　　而专家开出的治本之策已重复过多次——改变行政特许下的公司化经营垄断运行收益的体制，政府可以考虑放开对出租车的数量限制和许可权限制，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在危机中寻找转机，避免危机再次来袭，是一个责任政府的首要之责，也是民众福祉之根本所在。”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