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体育馆外，救灾物资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些物资的发放由政府工作人员负责。许多志愿者替灾民过来求情，能不能拿一床被子，也往往产生矛盾。

　　北川县团委工作人员李沙负责在九洲体育馆安抚灾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经常会因为一块面包和灾民、志愿者吵起来。工作人员很多都被骂哭了，团市委的工作人员还差点和志愿者打起来。”

　　6月份，一个外来的团队志愿者和团市委工作人员对接工作也产生了矛盾。之前这个团队要进北川救人，团市委不肯放行，最终他们是自己进去服务的。

　　返回后，他们希望能拿到志愿服务的标识和证明，团市委工作人员称标识已经全部发放完。该团队志愿者称工作人员的态度极其恶劣，双方冲突起来。团市委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了头部。此后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团市委受伤工作人员的父母对这群志愿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不欢迎，哪里的回哪里去。”

　　这个志愿团体在北川做了很多服务，最后在政府部门这边吃了闭门羹。他们不服气，找到了廖雪梅，要求：一必须给他们道歉，并且明确答复，他们在这工作是不是不被欢迎的？二给他们全体志愿者发志愿标示；三由团市委书记给他们签志愿服务证明。

　　起初双方谁也不肯让步。廖雪梅喊来特警，志愿者们不得不让步。其中一个志愿者在廖雪梅的笔记本上签写道：“我们只会被摧毁，永远不会被征服。一起都会好起来。”

　　像这样的情况，廖雪梅遇见的不止一次。有个外来志愿者在绵阳集结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到九洲体育馆服务，自己管理物资，也帮灾民搞募捐。

　　“政府的规定是，救灾物资必须指挥部统一分配，募捐必须经民政部批准，不然不能随便募捐。”廖雪梅说。结果这一队志愿者被警察、民政局，各个机关反复盘查。

　　志愿者希望团市委能够理解他们的工作：为灾民做事，好几天没有休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募捐的钱全是给灾民的，为什么违规，凭什么把我们赶走。

　　这一场争执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廖雪梅说：“沟通了三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我就先离开了，最后一直到晚上零点，都没有争执完。”

　　5月底到达绵阳，一直服务至今的“中国心”领队高思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募捐的物资都会自己发放到灾民手中。如果通过团县委，他们放到下一级单位，在一级一级往下放，最后放哪谁也不知道。”

　　对于之前不敢涉及募捐，高思发也想通了：“一开始也不敢接受现金资助，因为怕审查起来，说不清。万一说我们利用捐助自己赚钱呢。现在心里坦荡荡，又是为老百姓做事，不害怕了。”

　　“我们并不想抢占政府的工作”

　　5月29日，共青团绵阳市委下发《唐家山堰塞湖排险告志愿者书》，希望“志愿者不要盲目行动，外地志愿者最好尽快返乡。”6月3日，又下发《致志愿者书》，称“抗震救灾工作重点转移到恢复生产、灾后重建上，需要能长期扎根绵阳工作、专业化的建设队伍……不论是当前的物质条件，还是救灾形势，都不宜过多群众进入绵阳。”

　　随着救援工作的结束和政府部门的疏导，大批外来志愿者退出了绵阳市。北川重建办团委副书记李晓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外地志愿者以募集物资、帮扶、心理援助为主，只有四五支队伍留下来。主要是以本地的青年突击队为主，有近50支，这些都是各县市自己组织的。”

　　“中国心”就是以募集物资为主的志愿团队。总领队高思发5月底从新疆赶回绵阳，落户绵阳市安县花垓镇，把自己房子当作货仓来使用，每天带着自己的队员奔波到灾情最重的村落，进行物资发放。

　　“物资捐赠都是我们经过实地调查。这个地方确实需要这些物资，然后和村干部联系，我们亲自将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高思发说。许多费用是他和另外一个领队刘剑峰个人垫付的。

　　在高思发看来，民间志愿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和政府是不一样的。平时不需要打太多交道，各做各的工作。

　　在北川团县委，李晓光指着一包物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我们下乡组织的一个实现学生心愿的活动。这些都是别人送给学生的礼物，但是路途遥远，把这袋东西送过去，运费都比这袋礼物都贵。”

　　李晓光说：“像这种情况，就需要志愿者帮忙。”而高思发笑称：“他们找了我们‘中国心’，他们没钱送过去，我们哪来的钱？”

　　高思发更愿意发放一些有实际用途的物资：“灾区过冬特别冷，我们送棉被、军大衣，比那些小礼物手套要实际，我们不想做一些形式主义。”对于那些更多依靠政府的志愿团体，“中国心”领队刘剑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同他们联系不多，每人的理念不一样。”

　　当然，也有一些志愿团体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北京富平学校是一个NGO组织，负责人王忠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和政府合作，志愿服务不能长久。”

　　北京富平学校10月份成功地将政府和企业拉到一起合作，在绵阳市下属的县级市江油市开展长期的社区服务志愿项目。王忠平说：“现在志愿者进入灾区服务很难被通过，需要有很好的资源。”

　　王忠平称他们遇见了愿意接纳他们的好官员，也就是对接这个项目的江油市团委副书记曾松亭。

　　曾松亭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NGO组织是肯定要参与社会事务的，政府只能引导、鼓励、支持、服务，不能提管理。”

　　参与这项志愿服务的企业拜耳集团的负责人曾慧敏也表示：“我们进行志愿服务只是做政府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想抢占政府的工作。”

　　令人回味的一幕是：在拜耳公司的一位高管考察“拜耳博爱计划”时，曾松亭对他说：“其实事情是你们做的，最后光环都戴到我们头上来了。”那位高管回应：“你很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