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浩程

　　中部的发展要记住三句话：以人为本、以中为重、全面开放。中部的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变化。以什么为发展的标准？就是看中部农民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

　　嘉宾：(按姓氏笔画)

　　叶  青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刘  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部研究室主任

　　刘福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志迎  合肥工业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伍新木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克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  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秦尊文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

　　程必定  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2009年，“中部崛起”战略提出三年后，中部正在谋求弯道超车。对于中部而言，应该如何在金融危机以及国内区域经济格局变动中抓住机遇成功超车？中部超车的着力点在何处？支撑又是什么？本刊记者穿梭北京、湖北、安徽等地，在政府决策层与不同专家学者的访谈中，为读者一一呈现他们的精辟见解。

　　“最关键的两三年”

　　《决策》：金融危机正在严重影响东部，现在是否见底还有争论。那么，对于中部而言，应该如何看待金融危机的影响？

　　吴克明：全球经济形势用8个字概括：风云突变，急转直下。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衰退期。对中部、对安徽来说，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性、影响上的间接性和影响深度上的复杂性。对中部来说，存在多个方面的利好。经过这次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重心有可能发生某些方面的改变。

　　刘福垣：总体上来说，中部的机遇大于挑战。只要中部沉住气，对中部就是机遇，因为中部的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内需为主的。只要中部应对得当，危机对中部来说，仅仅是“倒春寒”，根本不用当“冬天”来过，千万不要“猫冬”，只有这样中部的状态才能出来。现在很多地方都以为“冬天”来了，把精气神都毁了。

　　《决策》：但是金融危机已造成中部大量农民工返乡，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勇：农民返乡潮对中部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就看怎么利用。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把这部分人利用好，对中部也是好事。因为在返乡的农民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具有一定技能的人，在面对国际国内产业双转移的情况下，这将是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

　　《决策》：从这次中部各省两会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中部重点抓的还是机遇，并提出了“弯道超车”，应如何看待？

　　秦尊文：中部要弯道超车，最关键的就是这两三年时间。中部只有抓住这两三年时间，乘东部还在应对危机，还在调整、“疗伤”，西部还没有更吸引人的环境，抓紧发展才有可能超车。黄金期就两三年时间，过了就没有了。

　　伍新木：弯道超车没有错，但是中部的发展目标不应该全部指向东部。中部发展的目标的取向，应该重点看待“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意义。它的意义在哪儿？在于中部不能走西方和东部走过的老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付出过很大代价的。中部更应该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超车”不仅仅是，或者说不是单纯经济数字上的超过东部或者全国水平，而是在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上与东部和全国其他地区比，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环境资源保护的新机制等方面超过东部，在全国成为引领性的地区。

　　“以中为重”

　　《决策》：如果中部的黄金机遇期就是这两三年的话，那么中部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呢？

　　叶青：中部弯道超车的重要支撑之一是内需。将来沿海还是会以出口为主，但是对于中西部来说，它天然的条件是应该以内需为主，在内地生产在内地销售，立足于未来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中部应该做“中国的中部”——向中国的其它地区，尤其是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供应低成本商品，正如中国向世界其它地方供应低成本商品一样。

　　吴克明：具体到安徽来说，支撑安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虽然面临全球经济危机加重以及中国经济调整的大环境，但是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部分地区的异军突起不是不可能的。在外生和内生变量的调整中，用好积极因素，还是能找到安徽经济崛起的道路。比如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扩大有效投入、上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启动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利用自身产业消化农民工等等。

　　《决策》：但是扩大内需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福坦：中部发展要记住三句话：以人为本、以中为重、全面开放。中部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变化。以什么为标准？就是看中部农民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

　　当前要解决消费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的社会身份。中部有全中国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现在就是要承认他们是产业工人，要改变社会身份，承认他们是城市人，赋予他们与城市人同样的保障。这样一来，消费肯定能上来。中部农村消费市场开启了，就等于带动了4亿人的消费，还愁不能扩大消费？

　　《决策》：在扩大内需之外呢，中部还应该抓住什么？

　　秦尊文：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东部在优化产业，有些制造业会转移，对于中部而言这是一个机遇，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支撑点。中部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利用这个机遇承接好产业转移。现在的产业转移都是集群式的转移，一个产业集群抱团式转移，在这个方面，中部特别是安徽等靠近东部发达地区的省份将“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得益。

　　刘勇：在工业化方面，我不赞成“产业转移”的说法，我认为说是“工业辐射”或者“产业扩散”更好。工业的发展就是先在沿海，这是经济规律、发展条件决定的。然后才是向中部地区扩散，美国也是这样的。在这个承接产业辐射、扩散的过程中，中部就会首先得益。现在到中部的企业特别多，比如富士康落户武汉。

　　中部承接东部的产业扩散只是一个方面，对中部来说，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工业化。一个地区工业化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形成了具有全国意义的产业组织运营管理中心，中部的工业化也是如此。这一方面比承接工业辐射更具有意义。

　　《决策》：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陈耀：承接产业转移时，中部应把自主创新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在转移中提升。而且，这种转移是有选择的、有重点的。东部地区也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向外转移，特别是那种外向度极高、与本地关联度高的产业基本不会向外转移，比如温州的打火机产业就很少向外转移。相对来说，食品加工、精细化工、纺织服装这些产业就更容易向中部地区转移，而且中部在这些产业上也具有优势。

　　刘志迎：中部承接产业转移后，产业集群布局要在县以上，使产业向园区集中。三集中：人口向城市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优质企业集中，这三个集中做好，就会形成园区、产业、城市乃至消费的共赢。

　　只有产业集群抓上去了，生产型服务业才能上去。工业不能分散，必须是向园区集中，形成集群才能带动服务业的半径扩大，就业岗位就上来了。所以，中部应该把项目向县以上的中等城市集中，创造就业、扩容城市。

　　《决策》：除了工业化，中部的城市化应该也是支撑中部弯道超车的重要支柱之一？

　　刘勇：的确如此。在十二五规划中，城市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展大城市，但不是发展现有的大城市，而是从现有的中小城市中发展出大城市来。在这个过程中，中部地区人口最多，发展新的大城市，重点在哪里？就在中部。新的大城市比城市群建设还重要。

　　《决策》：除了上述的几方面之外，中部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伍新木：首先中部还需要向上争取政策。中部的政策在一些指导思想上有了，但是还不够细化，不够落实，强度还远远不够，这是中部需要继续呼吁。中部是特殊的问题、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困难，应该有特殊的政策。但是现在特殊的政策是不够的。

　　程必定：企业家是核心资源，其外延是企业家的数量是多少；内涵是企业家能够支配的资源是多少。中部经济发展的资源很多，但是企业家严重不足。例如安徽就缺少某一些产业的领军人物，缺少旗舰型的企业，这两者是严重缺乏。未来中部应该重点培育产业领军人物、产业旗舰与产业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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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轨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重心曾发生从北至南、从西到东的转移。

　　秦汉时期一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前，中国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特别是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

　　正是由于该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使它成为历代统治者争夺的对象。因此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战乱，这就使黄河流域原本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东汉末年，北方大规模的战乱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几经洗劫。

　　从西晋末年开始，大批北方农民迁居南方。到南朝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赶上北方，为国家实现政治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也为隋唐经济的空前繁荣准备了条件。

　　隋唐时期，南北方经济均获得极大发展，大运河沟通南北。但是，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发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至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赋之所出，江淮居多”的现象。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北方平均十年左右即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乱，而南方战祸较少，相对安定，大量北方人民迁居江南，南方经济又一次获得发展。

　　南宋时期，偏安于东南一隅，使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当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的阶段。

　　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性。

　　到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所占的经济份额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有“苏松财赋半天下”、“天下之财，半在江南”等说法。

　　从晚清到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采取了扶持内陆地区均衡发展的政策，为平衡工业经济布局，中央增加了对内陆地区的投资比重，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在中西部建设了大量工业项目。

　　1979年之后，进入到支持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建设深圳等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浦东等一系列倾斜性政策，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增长重心。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中国进入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2005年提出中部崛起，在宏观上形成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