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针对高校频发的学术不端丑闻，教育部终于也忍无可忍了。“零容忍”、“下猛药”等关键词，预示一场整肃学术失 范的风暴或将到来。而浙江大学对抄袭丑闻当事人祭出的重典──开除教职和不再续聘，较之以前蜻蜓点水式的处罚，也多少 有了点威慑力。

　　然而，舆论对高校的学风是否会因此彻底反转，目前还难下定论。“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高校课程”的举措能否治本 ，最多也只能边走边看。

　　事实上，教育部长周济也指出：“多年来，教育部先后印发一系列文件，成立了学风建设指导机构，开展了多方面的 工作。然而，高校学风建设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无异于承认发文件也好，成立“学风建设指导机构”也罢，都 未能药到病除。既如此，就必须认真寻找病根，对症下药。

　　遏制学术不端，固然需要在学术道德教育上补课，但决定道德水准的是学术生态和学术“水土”。堂堂高校教师，要 说不知道剽窃、抄袭可耻，还需要像教育小学生一样进行廉耻启蒙，那只能更加让人怀疑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已病入膏肓。

　　但另一方面，不允许也不应该对中国高等教育彻底绝望，应该相信高校教师的基本面。恰恰是这个“基本面”，对学 术不端更加痛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最强烈期望高校风清气正的一个庞大群体。近年来，与学术不 端斗争得最激烈的，正是普通的高校教师。

　　学术不端、学风不正，以及高等教育其他诸多乱象，病根就在高校“行政化”。“行政化”，意味着对教育规律的违 背，以“教育GDP”为标志的行政主导型资源分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工程”，是最大的乱源。前不久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前校长朱清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不折腾就是教育最基本的规律。被诟病已久的本科评估、论文考核，把内涵丰富的育人 事业，把复杂的科学文化创造活动，简化为一个个量化指标，就是折腾高等教育的表现。

　　像抓GDP一样管高等教育，一方面需要各种量化的“政绩”，另一方面以量化“政绩”为指挥棒分配资源，诱使象 牙塔变成了名利场。为了争夺资源，一些人千方百计“傍”上行政权力，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制造学术泡沫。在评估、考核压 力面前，能够顶住压力的，毕竟凤毛麟角。

　　如果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比喻成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数十年奠立的基础好比是发动机等硬件，教师和学生是乘员，掌 握方向盘的则是行政主导力量。以学术不端和学风不正为征象的安全隐患，不在硬件，也不在乘员，恰恰在掌握方向盘的行政 主导力量。要确保高等教育的车轮安全行驶，为民族未来育人，为中华崛起贡献有创造力的科学文化产品，药方不外乎两样： 一是让师生主体对方向盘的指向有发言权；二是对行政主导力量动手术。只要行政主导不变，滋生学术造假的简单量化考核、 评估就不会变，学术道德教育抓得再紧，恐怕也无济于事。

　　世上很多事，道理都相通。比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公社时代，吃“大锅饭”的农民为了挣工分而劳动，从公社 到生产队，行政主导力量用以指挥农民的手段也只有打工分。然而，打工分无法真正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农民挣再多的 工分也不能保证吃饱饭。只有告别了人民公社体制，让农民自主决定如何种田，中国才告别了饥饿。

　　以类似于“打工分”的量化考核、评估来指挥高校，结果导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大投入，并没有换来相应的产出。今 天被金钱、被各种资源分配“吃小灶”堆积出来的所谓名校，只能关起门来充“一流”，真实水准与国际一流相距越来越远。 学术不端，只是在这个总背景下的一个表象而已。好比人民公社下挣工分的农民，很难不去偷懒取巧一样。

　　这一切，都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就对高校“行政化”疾言抨击，对学术不端忍无可忍。对正在起草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社会各界纷纷建言，寄予厚望。当下的教改不应纠缠于“文理分不分科”之类派生出来的问题，而是要拿 出勇气、担当责任，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如“行政化”，如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工程”。只有釜底抽薪，才 能祛除学术不端等乱象，让高等教育成为一个民族攻艰克难、走向文明和谐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