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 邡

　　记者◎陈超   摄影◎关海彤

　　什邡市妇幼保健院原先的建筑成了危房，震后已经拆除，门诊和病房已经转入临时板房，对面就是雍城中学高中部的临时教室，不时飘出同学们排练《同一首歌》的歌声。板房不远处就是什邡有名的罗汉寺，在板房建成之前，妇幼保健院把病房临时设在这里。地震期间，在罗汉寺一共出生了108名孩子，也就是著名的“罗汉娃”。那时，院长桂逢春被抽调到前线救助伤员，目睹到太多的不幸后，回到罗汉寺的“产房”，刚好一个新生儿出生，“医生把孩子捧到我面前，我当了多年的儿科医生，第一次觉得孩子的哭声这么宝贵，眼泪忽然流了下来”。

　　去年，本刊记者在罗汉寺采访妇幼保健院院长桂逢春时，正遇到一个志愿者指责她“克扣”捐来的6罐奶粉，“我当时就火了，物资这么缺，如果把奶粉都发完，再有孕妇怎么办？那时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去年8月初，大连援建的板房全部完工，桂逢春选择与奥运会开幕同一天搬进新建的临时病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给我们下属的16个乡镇卫生院配备了产床、生化仪、担架、氧气袋；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给我们卫生院开辟绿色通道，危重病人可以在第一时间转移；北京还援建了一座永久性妇幼保健院，这将是全国最先进的县级妇幼保健院之一，今年底就能搬进去。”

　　4月22日上午，这个妇幼保健院的三病房里，来自红白镇的王尧芳正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她的丈夫赵昌明坐立不安。几个小时后，王尧芳就要上手术台进行剖宫产。“医生说，下午13点到15点之间做手术。”赵昌明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王尧芳的表情有点木然，低头摸着自己的肚子，这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更让她想起了地震中失去的儿子。“娃当时才12岁，正上小学六年级。”孩子的奶奶忍不住叹气，“我们娃娃学习成绩可好了，特别是数学，去年5月12日正要去市里参加数学竞赛，因为教育局要开会就把竞赛推迟了一天，要不娃也不会……”意识到可能刺激儿媳的情绪，老人忙掩口不提孙子的事。“房子都塌了，家里从4口人变成3口。”王尧芳幽幽地接过话头。

　　王尧芳和丈夫、婆婆一起在红白镇路边开着一家裁缝店，地震之后，失去孩子的一家人搭个棚子重操旧业。全国各地捐来的衣物未必合身，附近的村民不少来找他们修改，靠着每天四五十元的收入维持家用。“孩子刚不在的时候，我每天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干，觉得没意思。”恹恹地躺了一个月后王尧芳才下地，可是一看到邻居的小孩子跑过，她还是忍不住想起儿子，“只能拼命干活，强迫自己不想”。

　　她反复向我们提起一个梦，“这次地震我们镇上没了好多娃娃，几个当妈的经常梦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上去抱他，哭着说妈对不起你。孩子却摸着我的脸说，妈妈别哭，我就在你肚子里呢”。

　　在这个梦的暗示下，王尧芳终于决定再要一个孩子。镇上的妇产医生在地震中遇难了，去年8月王尧芳和丈夫就到市里的妇幼保健院取下节育环，或许是上天眷顾，一个多月后，她就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但王尧芳形容这次怀孕的感觉是“害怕”，“已经失去一个娃儿，我已经34岁了，生怕这个再有什么意外”。

　　怀着这种忐忑的心情，夫妇俩开始准备孩子的未来。赵昌明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做衣服，“买奶粉、尿不湿，将来孩子上学还要花钱”，他们亲手给孩子做了好几套衣服，“宝宝服还得买，买的那个穿起来舒服”。赵昌明已经准备好宝宝的名字，“赵燕成”。“大夫不告诉我们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我请人看过了，都说是男孩。”王尧芳在一旁说道：“都这个年纪了，生男生女都好，只要我们家还是4口人。”“对，男女都一样。”赵昌明憨厚地笑着。

　　幸运的是，两人成为“再生育工程”的受惠者。今年1月，他们复查时得知，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生育第二胎时手术、住院等费用全免，采访中，护士还送来红十字会捐助的奶瓶、尿不湿、洗衣粉、牙膏、牙刷、孕妇帽，所有孕妇住院期间需要的用品一应俱全。赵昌明拧下奶嘴试着嘬两下，“我去煮煮消毒，晚上就用得着”。■

　　蓥 华

　　记者◎陈超   摄影◎关海彤

　　从什邡出发，向西北10公里左右就进入山区，蓥华、红白两镇都是重灾区，都处于龙门山脉南麓的山脚，村民简陋的青瓦房几乎无一幸免。雪门寺村就在蓥华镇南的山坡上，山中的村民由于居住分散，不用受到城镇道路等系统规划的影响，得以在第一时间重建家园。我们见到唐华林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加工作坊里挑选木材，从一堆碗口粗的木料中，挑出长短粗细合适的十几根，独自搬到一边，衣服的右肩处几乎磨破也不在意。“去年你们来的时候我还住帐篷，现在新房子已经盖好啦。”

　　““这是给我一个亲戚挑的，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盖房子。”从公路到唐华林家里还有20分钟的山路，沿路散居着雪门寺的村民，新房都已经初具规模，甚至有一两家不惜高价盖起全木结构的小屋。

　　唐华林的房子在半山腰，还残留着老房子的一截断墙。女儿唐敏和小儿子唐勇刚刚放学回家，妻子正在家里切猪草，70多岁的老父亲颤巍巍地在院子里锯着几段木头，做个鸡窝。地震前，他跑过一段时间出租，后来又到蓥华山里采药，“野生的天麻能卖七八十块钱一斤”。地震发生后，他主动当志愿者，提着镰刀进山，从山中的磷矿里带出十几个幸存者。

　　地震后，唐华林没有出去打工，他参加了村里的巡逻队，每天晚上都要在村里巡逻，防止有人趁机偷屋里的财产，白天就在家里建房。地震之后，村民开始留意房屋的质量，“以前村里发生地震，听老人说就是山晃了一下，也没太大的影响。这次大家才知道把房子修得巴实些”。

　　按照村里过去的盖房习惯，墙壁用单砖，木头上梁，在房梁和椽子上直接覆盖一层青瓦。“现在盖房要先用水泥浇柱子，多打钢筋，房顶也要多加一层，还有人直接用钢架。墙也用两层砖砌，这些都是基本的，有些富裕的人家在房顶的钢架结构上覆盖一层橡胶，还有人用全木结构建房。”唐华林把原来的老房子拆掉，重新用水泥打地基，增加了钢筋混凝土的含量，“钢材当时4000多元一吨，连河沙都涨到100元，可是为了保证质量也得用”。他重新挑选了十几根粗木料做大梁，房顶增加一层板材，“这样地震的时候瓦片就不会掉下来伤人”。唐华林计算着，“钢筋1万多元、沙石水泥2万元、木料1万元，屋瓦和墙砖又是一两万元，加上门窗和其他装修，一套房子花了7万多元”。按照国家规定，每户受灾家庭重建房可以补助1.6万到2.2万元，加上什邡的地方补贴，唐华林得到3.3万元的补助款，“把自己的积蓄加上，还贷了2万元”。不过唐华林似乎很乐观，“我出去打工一年能挣两三万元，用一半攒一半，两年就能把贷款还清”。

　　“我们生产队是全村16个队中重建房最快的。”雪门寺村第十生产队的队长蒋优贵说。雪门寺的生产队中，只有十队在半山腰，却最先完成重建任务，这让蒋优贵感到很自豪，“我们队团结”。灾后重建的一年中，十队似乎回到了集体化时代。

　　“地震后我们开始住在山下的帐篷里，离老房子比较远，很容易丢东西。”蒋优贵组织了两支巡逻队，早晚换班、日夜巡逻，队里的人统一住二三十人的大帐篷，巡逻队白天休息时专用两人一组的小帐篷。住了一个月帐篷之后，地质队来考察，“告诉我们山上的滑坡有30米”。但是地质队无暇给这样一个半山腰的小村庄逐一做居住规划，蒋优贵召集村民来商量是原址重建还是迁建，一番争论之后，大家决定以生产队震前修的一条水泥路为界，山上的6户迁到山下，剩下的居民原址重建。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6户人家的宅基地。蒋优贵找到住在山脚的村会计，“用你的地接收山上的一户吧”。那个会计不愿意，蒋优贵黑了脸。背靠大山的十队吃水、灌溉都要依靠山中的地下水，自来水的分配由生产队负责。“这是集体的安排，谁不服从生产队就断谁家的水。”第二天，蒋优贵又上门说好话，许诺补偿青苗费。这样软硬兼施之下，山上的6户全部迁到山下。

　　从去年8月份开始，雪门寺村开始大规模的房屋重建，蒋优贵发起集体最大的动员能力。“我要求每户盖房子需要工人时，全队都无偿出工出力。现在人工费这么高，一个小工一天就得50块钱，你给别人干活也是给自己省钱。”这一条就成了十队重建的硬性规定，除了需要泥瓦工等特殊工种的情况下，所有体力活都由生产队安排。“有一次一家人晚上把砖运到水泥路边，一段土路走不了，我晚上22点多在广播里喊，全村的男劳力全到他家集合，排成队，两三个小时就把砖传完了，一直干到夜里1点多，没人偷懒。这样一来，全村光人工费就省了七八万元。”

　　春节前后，十队的房子基本上重建完毕，唐华林一家赶在腊月里搬进新居。“不过没钱买家具了，只抢出电视和床，过段时间就出去打工，赚了钱再买吧。”■

　　汉旺—安县

　　记者◎陈超    摄影◎关海彤

　　从什邡经绵竹向西北约30公里就是汉旺镇，镇中心的大钟依然停在14点28分。钟楼北侧是一片密集的住宅区，如今已经人去屋空，墙体满是裂缝，所有的玻璃都已经碎裂，只剩黑洞洞的窗框。整个汉旺镇北部都处于山区，沿六车道的迎宾大道向南，地势逐渐趋于平缓。一位镇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依山而建的部分都将作为地震纪念馆，其中东汽厂和厂区东侧的住宅区分别作为工业遗址和住宅遗址保留。

　　沿迎宾路向南3公里就是一大片平地，汉旺新镇正在破土兴建。按照规划，无锡援建的汉旺新镇占地面积达到2平方公里，新镇区北侧还有一座0.5平方公里的无锡工业园。新老汉旺镇之间的一个丁字路口，形成了小镇临时的商业中心。迎宾大道早已车辆稀少，居民就在自行车道上搭建起两排木棚沿街叫卖。

　　汉旺以北翻过山是清平镇，那里有一家大型的磷矿，是汉旺镇磷肥厂的原料产地。汉旺向东经过10公里土路就是绵阳市安县桂花村，清平—汉旺—桂花村，这就是一年前胡加仑的逃生之路。地震发生时，他正在磷矿的矿洞中，震落的碎石封住了洞口，他和另外两名工友徒手挖开一条逃生通道，又徒步翻山回到桂花村的家中。

　　再次见到胡加仑的时候，桂花村的大麦已经黄了。村民正在挖灌溉渠，为紧接着种植玉米做准备，每户都要出一份劳力。胡加仑的妻子曹翠兰跟村民一起挖渠，胡加仑几天来在邻村帮人建房。提起那段经历，曹翠兰仍然止不住哭泣：“他(胡加仑)一直没有消息，儿子没有哭，在作文里写道，家里现在只有我一个男人，我要坚强。”胡加仑不善言辞，只能在身旁帮曹翠兰擦眼泪。

　　胡加仑个子不高，甚至显得有些瘦削，但一双硕大的手掌与身体的比例很不协调。对这一年最主要的回忆并不是死里逃生的庆幸，反而是“干活”。到家后第二天，胡加仑就跟着妻子下地插秧。“当时已经停电，水抽不上来，地又被震得一块高一块低。正是插秧的时候，不赶紧干活今年就来不及了。”

　　赶着插完秧，胡加仑终于病倒了，胆结石。“其实在矿上工作的时候就有征兆了，一直没时间治。”去年6月份，胡加仑住院一个月，出院后闲不住，花30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在周围的村子跑着打零工，曹翠兰也拿他没有办法。“他不干活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姐夫在山西承包了一个建楼的工程，就把他叫去帮工，每月给他1000多元的工资。其实就是让他在那边别太累，好好休息。”过年的时候，胡加仑回到家，正月十四，一户邻居叫他帮忙盖房，每天给50块钱，他又忙不迭地跑去。“哪家盖房都得二三十天，我去当小工，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元呢。”除了不愿回到矿上工作，几个月来胡加仑四处奔波谋生。

　　幸运的是，他的房子是全生产队唯一没有倒塌的，甚至连裂缝都没有。“这是2003年我姐夫的工程队帮忙建的，当时砖的价格比现在便宜一半都不止，结果还花了六七万元。我姐夫就说，这个房子要是坏了，恐怕得等世界大地震。”靠着胡加仑在磷矿打工10年的积蓄，他们把房子装饰一新，一楼按照农村的风俗，迎面的堂屋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两侧的厢房用做客房和储藏室。房后是猪圈、厨房围成的天井，连洗手池的水都被接上燃气热水器。二楼是颇具现代感的客厅，飘窗、沙发、组合音响，两侧是他们和儿子的卧室。这样的房子经受住地震的考验，也使他们在经济上具备更大的优势，现在其他村民却在为建房还贷发愁，胡加仑一家正在给即将中考的儿子攒钱，“孩子成绩一般，想上安县中学，中考每差一分就得交80块钱，为了儿子交高价学费也得上”。

　　载我们找到胡加仑的司机是绵竹人，他告诉胡加仑，在绵竹蹬人力三轮很赚钱，“一辆车一年交300块钱管理费，一天能挣近100块钱，就是辛苦点”。一番话说得胡加仑动了心，“等盖完手头上的房子，我也买辆三轮车”。■

　　北 川

　　记者◎陈超    摄影◎关海彤

　　北川，擂鼓镇，天空放晴。一年前，这里是北川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各式各样的帐篷紧贴着，天空中不时有直升机的轰鸣。此时的擂鼓镇却失去了当初的喧闹，新建的3条大路，两条南北向，一条东西向，组成一个“工”字型，重新划分了擂鼓镇的格局。临时直升机停机坪已经被道路覆盖，“工”字型以南是当时各部门救灾指挥部的帐篷群，如今帐篷已经拆除，成了北川长途汽车的终点站。北边是新建的广场，广场南侧是连排的临时板房，以北是3座加紧修建并初具规模的工程：中学，小学和廉租房。东西向的公路成为贯穿全镇的主路，两侧是临时的商铺，街上行人不多，只有几个孩子踏着滑板呼啸而过，一家商铺用喇叭反复播放着，“受金融危机影响，本店货物一律20元，统统20元……”

　　从擂鼓镇一直向北，就是原来的北川县城。县城已经作为地震纪念馆封闭保护，四面环山的县城东侧就是羌寨，山腰上，一块空地被开辟出来，叫做“望乡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北川县城。一块地震纪念碑矗立在望乡台上，很多游客聚集在这里，或眺望北川县城，或在碑前焚香烧纸，附近的村民就在望乡台上出售各种地震的光碟和画册。

　　县城南侧的公路旁，凭着北川中学的校门可以辨认出原来的位置。此时，北川中学的同学正在绵阳市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上课。周六15点50分，学校每周一天的假期终于开始，按照规定，即使周末放假回家，也必须有老师签字的准假条。同学们三五成群，谈笑地走出学校，一个男生冒充老师的签字被门卫捉住，在门口低着头一声不吭，门外是一群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放学的人流逐渐增加，记者在校门口找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庞雅芝。

　　去年，庞雅芝还是北川县曲山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父亲庞成太本来在成都新华书店工作，母亲牟英在北川县城做些小生意，灾难过后她失去了双脚。“地震后不久我们一家就离开四川，去武汉协和医院给孩子治病。”她的父亲庞成太回忆。当时四川省内的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庞雅芝的病情极有可能恶化，总算在武汉做完截肢手术，才保住了膝盖。去年8月份，一家人回到成都，庞成太回成都第三天就恢复工作，庞雅芝则住进成都假肢厂，安装假肢后开始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苦啊。”庞成太感叹。成都的天气正热，术后刚刚恢复的庞雅芝一时无法适应配戴假肢的生活，“在心里总不自觉地还有腿，早晨起床时经常下意识地要站起来，结果摔在地上”。配戴假肢还有适应期，刚开始时需要腿和假肢磨合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对一家人来说都是痛苦的，安装的假肢与刚做完手术的皮肤不断摩擦，经常把小腿磨破出血，庞雅芝只能咬牙坚持，“现在她已经能用假肢走几百米了”。

　　孩子已经小学毕业，庞雅芝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升学。“当时在武汉治病的时候当地说有学校愿意接收，后来政策也允许进成都的学校。但我考虑如果在外地上学，孩子的腿又不方便，同学和老师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相处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她能到北川中学读书。”可是，还在庞雅芝的康复训练期间，北川中学的新学期提前开始了，当时庞成太考虑让女儿先留级，可她不停地哭闹，“我要去上学，同学都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去？”而且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庞成太跑到北川中学，请学校接收庞雅芝。“当时学校也很为难，已经过了报名时间，雅芝的腿也不太方便。”庞成太当即表示，只要让孩子上学，父母可以在学校陪读。最终，去年10月，完成康复训练的庞雅芝就成为北川中学的初中生。

　　为了女儿读书，庞成太打报告请求调回绵阳的新华书店，批准后一家人搬回绵阳，在北川中学新校址对面租了一间房子。“这里是绵阳市郊，从前的房租一个月只有150元，由于大量在北川中学附近陪读的家长租房，房租几乎翻了一番。”为了防止再次涨价，庞成太跟房东签了一份两年多的长期租房合同，每个月一家人就靠着庞成太千余元的工资维持。

　　物质上的困顿庞成太不以为意，他更担心女儿的心理恢复。失去双腿以后，庞雅芝就郁郁寡欢，“看着很成熟，都不像一个只有13岁的女孩”。失去双脚后，在成都假肢厂装假肢时，有一个热心帮助残疾人的中年妇女对她非常热情，在假肢厂装假肢的人都称她为“干妈”；前不久，武汉协和医院的大夫也专程来看望庞雅芝，这些人的关爱使庞雅芝的心理渐渐开始恢复，“这一个月来脾气好多了”。

　　不过庞成太依然担心，在健全人的世界中，各种有意无意地伤害都会刺激女儿，“地震中致残的人都很敏感”。前不久，学校举办春季运动会，庞雅芝报名参加乒乓球比赛，结果老师认为她的身体不适合参加。“回家哭了好多天，我只能跟她说，我给你买了拍子，咱们自己打。”庞成太更担心的是，女儿的腿和心理阴影很可能给她的工作、升学、婚姻造成更大的阻力。

　　放学路上，庞雅芝仍然一脸的沉郁，直到一起从曲山小学升入北川中学的几个小女孩出现，她才主动凑上去说话。记者问她：“觉得初中的课程难吗？”她摇摇头说：“不难，都是因为我开始耽误了几个月课。”

　　“你是不是小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好啊？”她点点头。刚升入初中时，第一次期中考试她名次垫底，到最近的一次考试，她已经排在班里的12名。“你觉得中学和小学有什么不一样啊？”

　　庞雅芝想了想，露出一丝顽皮的微笑，“就是还得上自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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