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面看四川

　　——专访四川建筑师刘家琨

　　◎志余

　　三联生活周刊：四川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是不是与四川人的精神气质有很大关系？

　　刘家琨：说到四川盆地就不能不说到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两千多年少有自然灾害，四川盆地从此成了天府之国，旱涝保收，丰衣足食。我觉得成都平原的休闲性格和安逸节奏都是因为都江堰，夸张点说，打麻将都是都江堰养出来的。夏天，沿都江堰河边特别凉快，很多人乘凉、喝啤酒、打麻将，最高峰时据说有8万人。成都东边有个龙泉山，丘陵地带，除了果树也没有多少资源，于是就做“桃花节”。每年3月，桃花一开，大家都往那边去。一棵桃树下一桌人，晒太阳、喝茶、打麻将，好像人比桃花还多。周春芽前两天发个短信给我，说这桃花季节都过了，他看见树上咋还有桃花那么鲜艳，走近一看才晓得是假花绑在树上招客的，太假了。我回信说你画的桃花不是更假吗？大家都是玩，还骂人家。他想了一下认为也有道理。

　　扯远了。我认为多亏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才成为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得最深入的地方。地方传统和市民气质里都有这个根。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还有“山高皇帝远”，也许这句话出处不是四川，但落处在四川是比较合适的。这些话既指四川的地理状态，也指四川和中原文化、中央政权的关系。周边高山环绕，中间是盆地。我做讲座时爱放一张有地形起伏的中国地图，一放大家都笑，一大片褶皱里中间有个坑，我就工作生活在坑里。四川在古代就是流放地，把人扔在这里，守住剑门关你就难出来。反过来也一样：秦岭挡住狂风，也挡住中原势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和八百里秦川不一样，那个平川四通八达，兵马往来，消息流传，是流动开放的。这个平原是口锅，都捂在这里，你难进来我难出去，于是自成一体，独立王国。我大学时去过一个庙，其实是当时一个土司到了北京看了羡慕，回来就自己修宫殿，修得建制超过了他的爵位，中央派人来调查他，他就现改成一个文庙，其实还是他的宫殿。里面供着个牌位特有意思，写的是“当今皇帝万万岁”。管你外边皇帝变成谁啊，反正“当今皇帝”就是了。

　　地理状态加上和中央政权的疏离，造成自成一体的政治，也造成价值观方面没有一统一贯的森严等级，再加上多民族不同的信仰，也就成了活得自由的精神基础吧。

　　三联生活周刊：四川人的来源可能比其他省份都复杂，这种多来源的人群构成最终都混杂成了专属四川的特性，这种混杂是不是有点像四川的火锅，不分贵贱无所不包？

　　刘家琨：鲍鱼，豆芽，都在同一口锅里呢，或者像欧阳江河说的“鲲鹏和蜉蝣并存”。大翅膀小翅膀都是扇，相对而言，等级意识没那么强。大家都是活，这边少点什么，那边就会多点什么，没有你有的，也不等于我人生失败。“有钱就讲究，没钱就将就。”其实有钱也没多讲究，跟上海那种地方不一样，人不用端着，时尚酒吧里喝到最后可以上个烤兔子，弄成麻辣烫收尾。经常的，开个奔驰、宝马过来就在路边上停下来吃，路边上的饭馆叫“苍蝇馆子”，脏是有点脏，其实最好吃，真正一装修豪华了就没那么地道了。因为物价指数低，一点点钱都可以吃得好，所以幸福指数也容易高。如果在北京、上海，下了岗会很艰难，在这里好歹还可以打点小麻将，过“慢生活”。慢生活是当下的时尚，说穿了就是时间观念，时间紧还是慢，就和活着的目的性指向性有关。如果活本身就很安逸自足，弄得那么忙是为什么？和外地同行相比我是够懒散的，在本地朋友中就是很忙的了。“忙个球啊”，显得有点没出息似的。好多人活是为了“存在感”，要有个身外之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四川人骨子里追求存在本身，“存在”就很好了，不需外来证明。“在”就行了。待在那儿就行。“时间就是金钱”吗？时间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在”，“在”，已经就是一切。这种价值观、时间观造就了休闲，人们大都有点不认同商人，站在渔夫那边。茶馆文化和咖啡文化不大一样。咖啡有个兴奋因素在里面，有人喝咖啡是为了提神，趁热喝一杯，提提神，然后去干点什么；茶馆就不一样，茶不提神，茶水没完没了。“咖啡前倾，茶水后仰”，我曾给一个墨西哥建筑师这样讲解二者区别，他说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喝一下午茶，吃一晚上饭，也不见得就是谈生意会友，就是在那里。打麻将也不见得是为了真赌。加点小钱是加点盐，是消磨，是“在”的一种方式，就像欧阳江河说的“只销魂，不勾人”。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有相反一面，四川人也有很刚烈的一面，为什么会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呢？

　　刘家琨：阴阳同在嘛。我想过，不知对不对。山川峥嵘，离中央政权远，多民族杂居，没有一统的中心价值观而强调个体，可能是“乱”的潜在基因。其实闭塞可能也是相反相成的因素。因为闭塞，信息不对称，听见风吹草动，生怕自己落后，于是下手过重，结果秋后一算账，比主要的地方闹得还厉害呢。到了今天可能就表现为追起时尚来反比时尚发源地更时尚。这有点像当兵的怕死闭着眼向前冲，结果不小心当了英雄。还有可能平时休闲，慢，沉淀的东西多，能量大，有个口子就喷，形成一个苦和乐，享乐和暴力的自我平衡。

　　四川人说话声音也大，有一种语势，待在一块儿好像比谁声音大，说起来跟文明程度有关，但也不一定，我觉得有点像是在自己家里，声音大点就大点没什么关系。我曾经接待一个日本有名的建筑师矶崎新吃饭，还有一大帮人一起谈事，下来我问他感觉，他说我一句也没听懂但是很激动。这也是热情过盛的表现，大家一起相互感染。

　　“川人好辛香”，就是口重。这肯定首先跟潮湿的气候有关。“食色性也”，胃是很重要的器官，仅次于那儿。反过来，辛辣的味道肯定也会造就内在的激烈吧。很多形容词都从食物那儿引伸而来。“油爆”是个关于食物的形容词，也指语言火爆，也指行事过猛，也指穿着暴露，骚。重庆人更火爆，可能跟吃得更辣、气候更热有关，而且还是山民，巴是巴，蜀是蜀，巴山蜀水，山民和农民从根上基础结构不一样。地缘政治，风土人情，所有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形成具体而微的统一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他离文化中心远，但四川一直不乏文化名人啊？

　　刘家琨：四川人在四川，一般都不太有名，被本土节奏，富足温润给消解了。你活你的我活我的，也没有一帮人来捧你，也没有强烈的炒作需求。我父亲是个有名气的医生，北方人，同行评论他“还可以”，“将就”，他就有点不舒服。我们反复给他解释，“将就”就是不错，“可以哦”，“很可以”，“差不多”，就是北京话里“特棒”的意思了。他也明白，但还是不舒服：混了一辈子混个“将就”。这地方还没有发展成熟到相互吹捧共同提高的精明程度。

　　川人一出川，就很容易出头。“在家一条虫，在外一条龙。”你看当今好多顶尖艺术家都是四川出去成名的。可能沉淀得久，能量积蓄大，又有自己的个人的比较稳定的价值观，显得个性足，又有从边远地方到中央地区的征服欲，有大干一场的感觉，又吃苦耐劳，反正都跟厚积薄发、自由自我、能量充沛有关了。不过有了名回来，也不见得有衣锦还乡的感觉。大家还是觉得你“还可以”，如此而已。你牛你的，但搁一边，重要的是大家一起生活。翘了尾巴就“统不认”。这样很好，使人不至于对自己产生幻觉。

　　以四川的诗人为代表，语言行事都特有质感，就是记者说的“诗性”吧。不过苏东坡、杜甫不代表这个。苏东坡出去得早，是士大夫气质。杜甫是“下放知青”，苦大仇深，像欧阳江河说的“永远望着长安”，跟四川的精神气质和语境有一定距离。而本来就在这里的“农村青年”就没有那种悲情和委屈，他们喝酒吃肉，草莽欢歌着呢。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一点，道教是不是对四川有很深入的影响，四川总好像有一种“鬼”气？

　　刘家琨：我们自己不觉得，但是出了川和人交往，有好多朋友，包括我，常被人说谈话有巫气。欧阳江河说了一个词叫“蛊惑”。关于这点，我自己实在不觉得。集中起来说它是找不到点的，可能是散发在空气里，人人都在吐纳呼吸。巫气总是和山民和古老宗教相关。是不是因为高山大川，容易产生多神信仰？羌、藏、彝……都住在周边大山里，说锅底也不能不说锅边。羌是汉藏祖先，蚩尤在这里。后藏在这里，后藏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基地。苯教很神秘。彝族，尤其是黑彝，长得特别帅，据说跟雅利安人有关系。穿着黑色的查尔瓦，就是披肩，一堆人转来转去，很威风，好像马上就要干点啥，结果什么都没干。三星堆文明更神，那个棒槌眼睛，有点像外星人。关于这点我没想过，这是欧阳江河的提炼。我觉得是人性还和大自然接近，语言也草腥味呛人。有啥说啥，再加点麻辣夸张，就容易说得不同，就容易说进人心触及灵魂，就透着点鬼气。

　　三联生活周刊：地震时期四川人的表现，也比较出乎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在那么大的灾害面前，四川人的表现却不那么“大悲”？

　　刘家琨：从前我只看见高山峡谷有多么雄奇多么美丽，“5·12”以后我才明白这都是地震造山给震出来的。关于四川人在地震中的性格表现，各地媒体说了好多，乐观啦，坚韧啦，说出来我们才觉得真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地处偏远，自成一体，乐是自己乐，没想过幸福给别人看，苦是自己苦，也找不到人求只好自己扛，这可能是个原因。此外，山高水长，接天接地，人知道自己不算老几，对生死也就相对坦然，有一种幽默态度。我的工作室在七楼，楼平面转折变薄有个尖角，薄了有两扇窗，光线好，我就做成了我的办公室。结果地震来了，摇得最凶，我成了警报器。我们的专业里对地震程度有些判断词，我对大家说，如果我喊“惊慌”，大家就只需要“呃呃呃”哆嗦几下以配合领导，如果我喊“山河易容”，我还没说完，他们就说那就跳起来把平常想骂我的话都给骂了，要不没机会了。余震中，成都人一面惊慌一面又兴奋异常，奔走相告，大吃大喝。“灾区人民在余震中等待吃喝，成都人民在吃喝中等待余震。”编的段子也特别精彩——上联：小震不用跑，下联：大震跑不了，横批：那还跑个球啊。“成都——地球上最大的慢摇吧。”一面生死相逼很严重，一面又嘻哈打笑不严重，理解的人觉得牛，不理解的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也许像江河说的，“四川的所有悲剧性都掺杂一种喜剧性在里面，这种喜剧性与生俱来，不是表演，因为没有崇高性这个正统概念”。具体到真正的灾区，人们生离死别，同时又达观知命。虽说不言崇高，一出事没有任何号召出租车司机就都去了，充满普通意义上的人情和道义。达观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的生活直接贴近自然，已在底线，身外之物不多，不多也要好好活着，青山在自己在。生命态度里有种“离离原上草”的质朴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