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县文化馆就做了许多对羌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80年代我们就出版了《北川羌族歌舞》、《北川羌族音乐的集成》、《民间集成》等书，搜集了很多民歌民谣，还有羌族锅庄等等这些东西。”唐红梅介绍说。

　　2005年，县里建成了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而早在2003年，对北川羌族民俗文物的收集就已开始。文物工作人员从北川县青片乡、片口乡、禹里乡、桃龙乡等关内(北川县西北乡镇)羌寨人家中收集了各色民俗文物，包括地势偏僻的西窝、五龙、尔玛羌寨。到地震之前，搜集了共计500多件文物，除了123件震前被送到绵阳市博物馆中心库房代管的文物外，剩下的全部埋进了废墟中。“包括清代的很大的一张弩，藤条做的弦，非常珍贵。还有一些羌绣的东西，就是老绣，那些图案、刺绣都非常好，现在都没有了。”唐红梅非常难过地说。

　　今年4月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北川县被列出普查的4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遗产，这些文物在地震中损毁了1/3。北川境内的明朝军事古堡永平堡是其中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2008年6月1日发布的《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建议书》中提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的汶川、茂县、理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除了遇难人员众多外，这些地区以及黑水、松潘等地，都是羌族人口分布的集中区域和核心区域。由于地震引发的泥石流、山体垮塌、堰塞湖，村庄和羌寨损毁，大量羌民整体易地安置和临时搬迁，羌地的中小学生也分别迁移到北京、山东、深圳、成都等地就学。依赖于羌民族口传心授，活体传承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遭遇了毁灭性打击，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境。”而“汶川地震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情况是：国家级传承人有文化部命名的2人，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命名的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1人。地震中，他们全部幸免于难”。

　　由于此项工作刚刚进行不久，许多羌族文化和艺术门类的传承人尚未确认，而且对已确认的传承人技艺的记录、研究、传授工作基本上尚无实质性措施；省级传承人中，由四川省文化厅命名的羌族文化传承人约有6人，其中2人在地震中遇难，对他们记忆的记录、研究、传授工作也基本上未有实质性措施。一般的重要传承人因为未做深入普查，人数到底有多少，他们在灾难中的罹难情况，无法得知。目前所知，一些在各种比赛中获奖的民歌手、舞蹈能手、羌绣高手等幸存者尚不在少数，但多数已分散各处安置。茂县曾命名过十余名释比文化传承人，都还健在，但都已离开原住地。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传承人主要是一个个典型羌寨的居民团体，比如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小学有我国唯一的羌族童声合唱团。由于羌寨在地震中毁坏，群体传承受到根本性的瓦解，著名的羌寨萝卜寨、布瓦寨、龙溪寨(汶川)、桃坪寨、通化寨、木卡寨(理县)、黑虎寨、三龙寨(茂县)、阿尔村(汶川)、小寨子沟(北川)等，其羌民都已经易地安置。在回迁或重建家园之前，他们怎样传承或者是否能够传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

　　2008年的6月至8月，王官全去了北京。

　　地震后，很多北京的专家来到北川考察羌族文化。其中有一位专家看到了羌族的歌舞，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商机，于是他找到了王官全，请他帮忙组织一些人到北京去，他说，他本身开着一家文化公司，要把羌族歌舞推广到全国的大舞台上去。

　　所谓的文化公司，办公地点就是专家自己的家。在北京，王官全等七八人都睡在专家的家里，打地铺，“大热的天，也舍不得开空调”。伙食也不好，王官全自己动手给他和他的伙伴们做饭：“他们都说，我一开始做饭，生活就改善了。”

　　专家要王官全他们唱山歌给他听，录走了很多山歌；还要他们排练舞蹈，然而却没有排练舞蹈的场地，王官全和他的伙伴们只好找了一个居民小区的广场排练，每次排练，都有很多人惊奇地围着看。

　　“其实北京人都挺好的，听说我们是北川出来的，都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王官全说。然而那种“被怜悯”的感觉让他非常难受。加上不满意专家给他的薪酬，王官全决定回北川：“回去的火车票还是我自己买的。”

　　回北川不久，他接到了西安一家公司的邀请，月薪是3000元，王官全动心了，准备去：“我说我直接去绵阳，准备直接打车去绵阳跟他联系这个事。”人刚刚上车，他就接到了胜利村村支书席书友的电话，“他让我下车回去。他说他跟重庆的志愿者在一块，志愿者也愿意帮助把羌族文化在外面发展，把它搞好。他说，他就在村头等着，让我马上下车过来”。

　　于是，王官全决定不去西安，留在北川：“这跟你在外头是两码事，在外面始终是一种为了打工挣钱的思想，在当地是为了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

　　王官全并不是擂鼓镇板房区里唯一的一位“传承人”，离他家不远的板房里，还住着另外一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69岁的母广元。母广元也穿着全套的羌族服饰：黑色毡帽、蓝色长衫、羊皮褂、绣花的云云鞋；左耳戴着一只很大的雕花银耳环，分外打眼。他的老伴穿着全副的羌族服装，坐在窗口下绣着单人床单那么大的一副羌绣。这幅羌绣已经绣了几个月了，但要完成这件作品，还要1个多月。

　　母广元是从青片乡小寨子沟安置到这里来的。地震之前，母广元作为一个对羌族文化很有研究的地方名人，被位于小寨子沟的五龙寨羌族旅游景点聘为“顾问”，于是他住进了离县城80多公里的“小寨子沟”景区，每日穿着羌族传统服装，喝酒、跳锅庄。

　　母广元的母亲姓李，李姓家族认为自己是建立了西夏的党项羌的一支拓跋氏的后裔。从母广元两三岁开始，他的婆婆就叫他在每年的腊月三十晚上跪在神龛前背两段秘不外传的家训：“李之原姓拓跋，世祖喇玛，古传归顺唐朝，赐姓李氏。子孙必拜叩喇玛与白石求生之神位，以家养犬为圣洁也。”还有，“拓跋儿女多秀色，明艳照人留光泽；耳坠银铛配玉环，长袖红裳脸如血；珠悬胸前值万钱，乌云脑后垂千节”。

　　讲起羌族文化，母广元的声音非常洪亮：“羌民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民族，据有关专家考证，红山文化距今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了。”

　　地震那天，母广元和老伴都在青片乡，地震后，从北川通往青片的道路全部中断了。母广元和老伴在山上一直住到国庆节后才搬下山来。“我们在山上还自己种菜吃呢。”说起那几个月，他遗憾的是地震把寨子里收藏的好多羌族文物都震没了，“她家里好多祖传的银饰，几百年的，都没有了”，他指了指在绣花的老伴。

　　让母广元最为痛心的，是他因地震死去的第4位亲人——女婿董玉飞。董玉飞的儿子、母广元的外孙，在地震中不幸遇难，母广元的老伴把这个外孙称为“独娃娃”：“6月份就要考大专了。”提起这个“独娃娃”，母广元的老伴还会流下泪来。

　　女婿董玉飞是北川县农办主任，由于在丧子之痛下还要承受沉重的工作压力，2008年10月3日，他用一根短短的白布带，在他租住的农舍内自缢。董玉飞是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地震幸存者中的自杀者，也是北川震后自杀的第一位官员。母广元的女儿母，先后经历了丧子丧夫的双重打击，现在孤身一人。

　　“17个儿孙，现在只剩下13个。”讲起这段伤心事，母广元尽量想保持着笑容，摆出一副豁达的模样，可是他嘴角的抽搐却传达出他内心的伤痛。随后，他迅速地把话题转移到了羌族文化上，声音更大更洪亮，还配以大幅度的手势。

　　母广元留在擂鼓，还因为席书友。地震之前，席书友是当地的企业家，他自己说：“我有一个自来水厂，有一个建筑、水利的安装公司，还有一个中药材的公司。”2008年6月30日，席书友正式当上村支书。从“5·12”地震到6月30日之间，短短一个月内，这个村的村支书换了三任。

　　“5月12日之后，这里一片混乱，大家哭着闹着，很不稳定，所以我把家里库存的大米拿出来给大家做饭，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席书友说。5月16日，胡锦涛主席来到地震重灾区，第一站就到了胜利村：“当时的县委书记还有我们镇的党委书记把我推出来，就代表我们胜利村的基层组织向胡锦涛主席汇报工作，讲我们地震后怎么重建。”

　　6月30日，村里开了个党员会：“一开党员会，大家就把我推起来了，我就当了，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席书友叙述。但他认为，事实上，从5月13日起，他就一直在忙村里的事了。

　　我们见到席书友的时候，他正在村头开会。村委会的楼房正在盖，是香港玩具商会捐资修建的。村头摆了张桌子，席书友坐在桌子后面，平头、面容严肃，手上拿着一个大茶缸，村民们散坐在旁边，是典型的中国农村会议的场面。

　　开会谈的是土地问题。擂鼓镇胜利村板房区，占用的是村里的土地，政府已经把征用的钱打到了村子里，开会讨论的就是分配方案的问题。土地被征用，成为擂鼓镇胜利村灾后重建的关键点：“我们20个镇里有30个村的土地都已经征用了，土地征用以后的民生问题，是长期的问题，我们村委会都在反复考虑以后怎么生存的问题。”席书友说，

　　“我们做什么产业，要根据我们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搞文化重建。我们这个县是2003年才成立的羌族自治县，羌族的历史文化相当古老，但是从它的县级来讲，是最年轻的自治县。我想我们这一块住房建好以后，要形成一个文化旅游产地。”

　　“对于北川来说，文化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局长唐红梅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羌族民俗、民间文化这一块；第二块就是大禹文化，大禹故里在北川；第三就是红色文化，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1938年从北川过，待了100多天，千佛山战役，当时很多当地的羌族民众支援红军，死了不少人。我们还有古人类遗址文化和自然景观旅游。”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川羌族文化特质保存得最完整的青片乡小寨子沟就开始了旅游业的发展，母广元去青片，也是因为旅游业。然而胜利村的情况还不大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是汉化了几百年的村子，没有一点羌族人的文化意识，羌族没有文字，简单的语言已经丢失了几百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机遇，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产业来做。”席书友说。在这样的大目标下，村里鼓励老百姓“接上”羌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唱羌歌，跳羌舞。

　　重建文化传统的第一步，就是从2008年9月份开始，请王官全来教村里人唱羌歌、跳羌舞。村里没有钱，给王官全的钱都是席书友自己出的。

　　“第一天是教20多个人跳，人是村里组织起来的。”王官全说。村里通知到各个小组，也就是从前的生产队那里，先通知队长，队长从队里组织一批人来学。去学的人，一家给一套服装，一共做了七八十套服装。

　　“我以为大家要两三个月以后才能成气候，才能融入这个文化当中去。”席书友说。没想到，才不过两三天，每天晚上到广场上跳舞的人就已经过百人。

　　来跳舞的，基本上是以妇女为主。王官全说：“地震以后大家没有事做，因为土地什么的都没有了，很多人还是到外面打工去了。孩子要吃饭，要读书，还要修房子。来跳舞的青年妇女比较多，老公在外面打工，妇女就在家里给孩子煮饭，时间多了没事干，特别是地震过后那一段时间没事干。”

　　席书友也注意到，这个活动无意中成了帮助当地人情感宣泄的渠道：“地震以后，大家都沉浸在悲哀当中，我们能长期生活在悲哀中吗？所以我们要唱羌歌，以这种形式让大家从地震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我们采访了一个跟着王官全学舞蹈的姑娘，她说来学舞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锻炼身体，二是跳跳舞心情也好，要不在家里就只能发呆。”

　　4月26日，在胜利村旁边的吉娜羌寨，举办了北川震后首场集体婚礼，婚礼上的新郎、新娘，有农民、干部、职工，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地震中失去家庭的人。王官全带着他的舞蹈队在婚礼上跳舞。

　　“有的人会觉得，刚刚过了一年，就重新结婚，是不是快了点。”唐红梅说，“我们觉得这个话不能这样讲。地震过后每天悲悲凄凄的干什么？我就觉得我们北川人不应该老是对外面讲，我们多惨多惨。我一般不讲，我出去以后，我也怕别人知道我是北川的，因为大家听说你是北川的，对你一下就那样了。”

　　“我从内心里理解这种关爱，但是我们希望别人看到：你们过来是挣钱的，你们挣到钱了，当地的经济也活了，人们的生活也才有指望了。今后的生活路还很长，不能老靠别人捐助你过日子。所以文化产业这一块我们县上的领导很重视，要推出一些优势项目，靓女先嫁，然后筑巢引凤，打造好的投资环境，让别人来投资，到我们北川来发财。”唐红梅说，“我们不希望你们一味地来给我们奉献，我们北川人现在欠的情太多了。”

　　唐红梅的丈夫在绵阳工作。地震之前因为丈夫的要求，唐红梅已经调到了绵阳工作，然而地震之后，唐红梅主动申请回北川工作，她说：“我觉得老天爷把我留下来就是让我回去做事的。”

　　唐红梅目前最紧要做的事，就是重新搜集资料和民俗实物，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同样是发展北川的文化旅游产业。王官全教授羌舞，母广元就给大家讲授羌族的历史、文化、礼仪，并请了另外一名羌绣高手来传授羌绣。目前，已经有了两家羌绣制品厂。

　　“以前羌绣都是旅游搞接待，自己在家里面绣一点。地震以后，到北川来的人多，发展羌绣对带动北川经济是有利的，所以就陆续地开了两家羌绣公司，政府也给了大力的支持，拿出钱来搞培训。”唐红梅说。

　　席书友介绍说，地震之后，胜利村还引进了山核桃工艺品加工：“这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产之后能够减轻就业压力，也可以作为一个旅游小商品在市场上展示，这个产业同样也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项目。”

　　席书友现在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他的普通话完全是地震后练出来的：“你们记者都讲普通话，我说四川话很快，记者听不懂。”

　　去年12月14日，世行行长佐利克来到北川，母广元代表北川人民，给佐利克穿上了羌族的羊皮袄。除夕夜，好几家电视媒体都希望转播母广元家吃年夜饭的过程，他于是贴春联，给亲人烧纸，对孙儿念家训，摆开年夜饭，做势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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