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刘猛同志学习，他刚才说了，慰问灾区不是用语言，不是用说的，是要用手、用行动，甚至用心，我会为灾区做一个纪录片，这是用我个人的视角，发挥诸位老师提倡的独立的精神去完成它，谢谢各位。

　　主持人：好，再次感谢二位，谢谢你们！

　　蒋昌建：不论用怎样的视角，我相信《辉煌60年》这部片子，或多或少会有这个人所代表的他的群体的身影，哪怕是仅仅三两语的文字，接下来我们特别地邀请颁奖嘉宾，北京理工大学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我们请杨教授来公布2009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第十位获奖者。

　　杨东平：他18年前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36岁时，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荣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08年，这位世界顶尖级科学家，放弃了海外名校的高薪和荣誉，毅然回国至母校任教，在海外华人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如今，在清华园，他被亲切地戏称为“大牛”，他就是2009中国娇子青年领袖获奖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施一公。

　　蒋昌建：有请施先生。

　　饶毅：说明一下，施一公先生刚刚来电话，我是他的画皮，不是他的助理。

　　杨东平：这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饶毅先生，也是国内非常知名的非常优秀的生物学家。

　　蒋昌建：我们也刚刚得到消息，施一公先生因为要办理一些。

　　饶毅：刚刚孙红雷你们没看见，他上厕所去了，他在那儿酝酿，说今天这个笑话不多，他要找一个跟他长得比较像，特别是眼睛大小比较接近的人，然后他想来想去派我潜伏进来。

　　蒋昌建：今天我们的饶毅先生，您向他要的东西也特别一些，如果再向他要别的东西的话，他就不可能那么潇洒了。饶院长，我知道您有在外留学的经历是吗？我想问一下，杨先生，先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好多人问，到底是在国内学本科好，出去读研究生好？还是在国外干脆读本科、读研究生好呢？我们有很多老师有这样的答案，国内的本科教授还是一流的，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国内是承担着本科教育的问题的话，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到国外享受他们的硕士或者博士的教育，等他们毕业了以后。当然回国来再报效祖国，您觉得教育有这样一种分工的方式，你觉得满意吗？我先问杨教授。

　　杨东平：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大的发言权，徐小平先生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对于一个人怎么设计自己的留学阶段，是本科在国外留学，还是高中、还是研究生，因人而宜。

　　蒋昌建：好饶先生。

　　饶毅：我代表我自己，不代表别人，我认为徐小平同志代表着新东方，摧毁我们教育精英的主要的罪魁祸首。具体的例子，我在海外有二十多年，我后面十几年做教授的时候，很长时间我录取中国研究生，我一直在寻找有特色的学生，有才能的学生，可是这些学生都去新东方里学那个考试，用考试分数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最后找不到好学生，或者很难找到好学生，所以我一直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炮打新东方”。

　　蒋昌建：你的逻辑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投入在新东方的所谓的语言上面的学习上去了。

　　饶毅：或者他代表着考试。

　　蒋昌建：只是应试教育的一种，不是讲环节问题了，但是你对中国本科的教育的体制，您的看法呢？

　　饶毅：本科教育我们是有很大局限的，所以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本科教育，本科教育里面，我们都希望这两个学生在本科教育上有更多的推动，也是其中一部分把分数拿掉，让他们学真的有创造性的东西。

　　杨东平：我们的本科生的生源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我们的本科教育不一定是最好的。

　　蒋昌建：你们同意吗？我们请一两位同学。

　　提问：饶老师你好，我曾经是北大的学生，现在是科学新闻的一个记者，我的问题是您作为一个知名科学家，我想知道您怎么才能促使更多的科学家，愿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换句话说中国怎么才能做跟您一样，跟孙红雷老师一样帅的科学家？

　　饶毅：所有愿意出来的科学家，有一部分是在扮演科学家所以他为了扮演他小时候学的那个教授，他去学那个教授，有的科学家喜欢说话，有的人喜欢玩，有的人不喜欢玩，我是代表玩的科学家，我来这里也是玩。

　　蒋昌建：做一个会玩的科学家，杨先生，我们这样一个机制怎么样去培养会玩的科学家？

　　杨东平：这个你问我我也不会回答，因为我也不是科学家。

　　蒋昌建：杨先生非常地敏锐，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因为我不是科学家，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提问：饶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杨振宁先生就说，21实际是生物学的世纪，我想问您一下，生物科技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到来？我毕业于清华大学，所以我想请教您，您有信心和施一公先生，以及其他同事一道引领中国的生物科技走向世界一流吗？谢谢！

　　饶毅：中国的生物科技，科学部分在很快的前进，中国的生物技术是极端的差，极端差的原因不是科学，是所有做媒体的人，这些做媒体的人，全部容忍保健品在中国横行，保健品在中国已经不要了，生物科技在美国已经很好了，在中国不能成为经济是做文化的人把它毁掉了，不是做生物的人没有把它推出来。

　　杨东平：你曾经和科学家联名对中国大科学规划提出了质疑，你现在还持这个意见吗？

　　饶毅：我还持啊，他原来给我一个预先的问题也是跟这个相关的，我在海外敢批评，回来敢不敢批评？我是批评性的建设者，我自己做事要批评，如果你让我再批评，我批评你那个导言，你们在说五四运动有多好多好，仔细想想我们北京大学40岁的陈独秀，30几岁的李大钊，我觉得胡适、张国焘，他们代表着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他们天使的一半是魔鬼，他同时带来了浮躁，他们一群年轻人的食洋不化，这个风气是他们带来的。

　　蒋昌建：好，谢谢。我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救亡图存的大形势之下，走上街头，也是一个迫不得已选择的爱国表现，当然对五四怎么看还有不同的意见，接下来尽管施一公先生没有到现场，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一段VCR，我们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