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世界来的人

　　——一个文化学者眼中的杰克逊图景

　　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喜欢或者迷恋杰克逊的歌曲,杰克逊从来没有在中国扎根。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以一种“ 世界性”的形象从美国通俗文化中脱颖而出,满足了在封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陌生世界的渴望。

　　口述 张颐武 整理 中国周刊记者张卓

　　在穿着卡其布蓝制服的1980年代初期,张颐武通过短波收音机第一次听到杰克逊的歌曲,在录像机里第一次看到 杰克逊的太空步和白手套。“杰克逊象征着一个比较自由、开放、有活力的社会。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人,就觉得这 是美国,是西方……他的去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于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化的渴望也早 已被一种历经沧桑的感慨所替代。”

　　“你的生活可以被改变”

　　1982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从短波收音机里的《美国之音》第一次听到杰克逊。记得《美国之音》介绍杰克 逊是美国最重要的歌星。“最着名”这样的评价对年轻人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广播里放了一些杰克逊的歌曲,还介绍了太空 步。因为没有影像,我想象不出太空步是一种什么样的舞步,还在猜想是否像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节点。在技术上,日立和松下的盒 带录音机出现在生活中,大家热衷翻录磁带。当时,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邓丽君啊,手抄本 小说啊在社会特别流行。这些东西都为以杰克逊为首的西方流行文化进入中国奠定基础,让人们开始熟悉流行文化的表达方法 。

　　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就是恢复高考。没恢复高考前,年轻人的命运很明确,上完学就去插队。高考改变了这个秩序,传 达出一种信号:个人有可能改变命运。这其实是中国梦起点。后来,当杰克逊在1980年代初期出现时,他通过他的音乐告 诉我们,你的命运不但可以被改变,你的价值观生活也可以被改变。

　　我上大学时很多人迷恋古典音乐,但杰克逊跟古典音乐带来的冲击不一样,他打开一扇窗,告诉我们西方存在这么有 吸引力的、有活力的音乐,这些音乐我们原来是不可能接触到的。我们在猜想美国年轻人应该是很自由的。我们穿的是卡其布 ,蓝制服,他们像杰克逊一样,穿皮衣,带手套。

　　1983—1984年时,录像机在中国流行,杰克逊的录像带也开始流传。我记得有一个高中同学的哥哥从美国带 回了杰克逊的录像带。那天,他父母都不在家,他就把我们拉去他家看,录像带一塞进客厅里的机器,杰克逊就开始跳舞了。 这种带子在当时绝对属于珍秘资料。

　　杰克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是世界》。MV里一群歌星在一起的场面让人震惊。我当时在想:哎呀,原来人类是一家 的,这和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小被灌输只有阶级斗争。MTV里的歌星是妖形怪状的,有点像是小流氓。 这些人在中国肯定要被关劳教,但在美国这些人不但没被关劳教,还在唱歌,还关心人类。

　　街上出现一些从外观上模仿杰克逊的年轻人,大家想表达一种态度:我对西方事物熟悉,我要冲破这种沉闷的空气, 我要用这种姿态表达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记得当时北大流行跳交际舞,学校把学三食堂改成舞厅。有些人除了跳三步四步 ,还跳一些开放的舞蹈,比如水兵舞。有老工人师傅举着喇叭,学生一边跳舞,他们一边喊:请学生注意舞姿。有不注意舞姿 的,老人会上去教导。不得不承认,这些奇怪的舞姿多少是受到以杰克逊为首的西方偶像的影响。

　　“不是歌星,是西方”

　　现在回忆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以来都有两个复杂潮流:一个是号召年轻人该奋斗,向张海迪学习;另一个就是 让个性得到张扬。这是两个不同的框架。杰克逊显然是后者,他对年轻人有吸引力。

　　我前不久跟台湾的创作人黄舒骏聊过,当时,杰克逊在台湾也是起到西方启蒙教育的作用。但是台湾社会在国民党的 统治下比大陆压抑。1980年代的大陆,年轻人的束缚很少,没有太多礼节,没有长幼尊卑的束缚。当时中国内地当然有很 多问题,但有一点特别好,让年轻人有一种浑不吝的精神。这种气质台湾年轻人少有。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适应杰克逊,那么 迅速地改革开放了,就是因为政治上的束缚一旦打开,我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迅速向一切新鲜事物敞开怀抱。当时大学生 都很潇洒,包袱少,揣着30美元就敢闯美国。

　　其实杰克逊的感染力不在歌词,在于他的整个形象。他整个人奇怪的状态对当时年轻人冲击很大,他很有趣,极端吸 引人。我当时就在思考,我们的生活循规蹈矩,但美国社会居然可以容忍像杰克逊这样的异类。是不是美国还有很多像杰克逊 这样的人。杰克逊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符号,象征着一个比较自由、开放、有活力的社会。他的形象、表情、状态比歌词、音乐 重要,他在当时年轻人的心里不是歌星,是西方。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人,觉得这是美国,是西方。

　　1990年代后,杰克逊的影响力在减弱,一方面是因为他淡出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太容易得到。越容易得到的 信息,人们往往越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下,像杰克逊这样的跨文化偶像越来越少。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姚明和章子怡。他们对美国的功能和杰克逊对中国的功能很相似。他们让美国人看到中国年轻 人也有梦想。让美国看到一个开朗的、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一直以来,我们老想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世界去看,翻译《论语》 给西方,这样还是有很多困难。我们自己有什么东西还得跟别人需要什么结合起来。杰克逊在中国的走红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 需要。中国人需要这样一个开朗的西方形象,他唱什么不重要,他站在那里,告诉我们这里是西方,你们也可以变成我这个样 子。

　　“他从未在中国扎根”

　　1960年代人出生的人现在大多40岁左右,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我们的心态在发生转变。遥想1980年代我 们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到现在觉得连改变自己都很难。我记得刚接触杰克逊时,觉得他是不死的,他跳起舞的能量无穷, 跟机器人一样,他的生命无限的旺盛,谁都跟不上他的节奏,也不可能跟得上他的舞步,他的去世让我们这一代人感觉:没有 什么东西是不可变的。当然,这种老去其实是成熟。我们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于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化的渴望也早 已被一种历经沧桑的感慨所替代。现在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情比较了解和熟悉了,也就没有什么新奇感了。

　　客观来说,多数人不了解杰克逊,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喜欢或者迷恋杰克逊的歌曲,杰克逊也从来没有在中国扎根。他 只是在冷战还未结束的历史时期下,以一种“世界性”的形象从美国通俗文化中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未来象征。他 的“世界性”是跨越冷战结构的一种可能性的呈现。他在中国所引发的热情其实意外地影响了世界结构的改变和冷战的终结。 他让许多不熟悉他文化来源的人,让许多处于封闭中的人受到启发和暗示,这其实是他影响力的根本来源。

　　我们喜欢杰克逊跟美国人喜欢肯定不一样,美国人喜欢杰克逊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们喜欢杰克逊,会被这样的形象刺 激,会去积极奋斗。说得夸张一些,才会有后来的中国崛起。很多西方人没有意识到,其实杰克逊对东方社会的影响比对西方 社会要大。东方人学会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新鲜的观念,然后才开始通过赚钱来改变命运,实现梦想。

　　杰克逊是一个励志的角色,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符号,还是那句话,他扮演的文化角色比他做歌者成就要高,他满足了 在封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另外的陌生世界的渴望,也由此预示了未来全球化的新世界。

　　如果杰克逊晚出现十年,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世界性”了。因为现在的全球化让一切都唾手可得,在网上看什么都 可以,大家都不需要从有文化反差很大的地方获得力量,反而要更方便理解和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接近的东西了。历史的这个特 殊的机会被他抓住了。这其实也是他幸运的一面,当然后来他又有不幸的一面。

　　张颐武。60年代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全球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内部的文化分 化的研究”和“当下文化中的认同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