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赵鲲

　　李宗陶在新作《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中使用了“知识人”一词，“知识人”这个既不同于“知识分 子”，亦区别于“士”的概念，到底指怎样的人呢？我想，应该是具备良知与智慧的人，而这种人便是李宗陶这本访谈录的主 角。

　　这本集子中的36篇访谈，大多我都陆续读过。而当这些作品结集成书，并命名为《思虑中国》的时候，它却给了我 别样的感怀。诚如作者所说：“中国，是这本书的主线。”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谈话，无一例外地都指涉了中国——中 国的传统与当下，秩序与失范。我相信，这些人物都有一颗深沉的中国心。

　　我觉得在这些人物的谈话中有种忧患之情弥漫其间，教人惘惘然难以为怀。我从中看到了一些共识，譬如：优良传统 的被毁坏、教育的糟糕、当代人心的功利化等等。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有些访谈径直将此不满化为题目 ，如余英时的《中国的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康晓光的《为李思怡写本黑色的书》、贺友直的《现在人心太浮躁》。何怀 宏那句：“很遗憾，现在是一个低潮时期，这个世纪不如上个世纪精彩”，真使我低回了一阵子。不过，在惘惘然的情绪之中 ，我亦有几许慰安——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会泯灭人性光芒的知识人。

　　人物访谈，吸引我们的当然首先是其内容，即那些人物的谈话，及其人格。不过，作为一个传媒业的外行，及写作的 同道，我对李宗陶的写作行为也有几分好奇的思忖。我以为李宗陶的知识人访谈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度之大，首先来自 受访者的文化高度。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精英，要跟他们对谈出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必须具备与其相近的高度——即使不是在 专业修养上，也要在思维高度上相接近。否则谈话如何可能？受访者是兵来将挡，而记者则须八面来风。因而，一个好的文化 记者必须是一个杂家，一个相当博学而敏锐的人。

　　高难度的第二点原因是，人物访谈不同于对特殊事件的采访，它是一种“浓缩品”。在几千字的篇幅中涵括受访者的 文化以及人生的精华，这便要求采访人要有对受访人物的全面了解，以及提炼，才能真正抽绎出其精髓。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 ——采访人要有一种“摄魂术”。我不了解李宗陶在采访之前是如何做功课、如何写作，在发表之时又是如何取舍的，但我料 想，每一篇访谈背后的艰辛绝不亚于一位学者写一篇论文。李宗陶说她做采访无甚技巧，只是“用心体会”。而用心体会，正 是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的根本之道。

　　访谈是一种艺术，无论对于受访者，还是采访人；不管是书面的，抑或面对面。就我所见，在当代文化人物中，木心 、陈丹青和艾未未的访谈尤其出彩。我揣测，他们大概就是把访谈当艺术来做的。但人们通常多关注那些被采访的人物，而忽 略了提问者。好的谈话是一种精神激发活动。没有好的提问，何来精妙之回答？受访人与采访人是相互影响的。从终极上说， 人的交流与谈话，其实没有终结性的回答，只有问题是真实的。这便是作为访谈记者的深意。我读李宗陶的采访，不仅看到那 些“人物”，同时也看到李宗陶的思路、情绪以及文笔，如同我们在电影背后看到导演，一种含蓄的存在。

　　在多篇访谈录的记者按语中，作者以女人特有的感性将那些人物的音容体貌把捉并描绘出来。她这样描写曹韵贞：“ 在某些充满外交礼仪的场合遇见她，看她飞快地应付着，看她趁人不备转过头来，冲‘自己人’眨眨眼睛。”这样描写阿城： “脸色略白，目光沉郁，礼节性的微笑挟着一丝腼腆在眼镜片后面一闪而过。”所以，我觉得这本人物访谈是一种混合了新闻 报道、学术文本、散文、小说(笔法)等多种成分的混合文献。此种文体，只属于优秀的记者。而优秀的记者，就是“知识人 ”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