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浙江人均GDP达到6076美元，标志着浙江进入了钱纳里所称的工业化发达阶段，霍夫曼工业化的 第四阶段，以及邓宁所实证的对外投资第三阶段。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以及对环境相类似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 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的总结，结合浙江的基础与未来环境的变化，课题组认为在这一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会有以下几大趋势：

　　浙江GDP增速会有所放缓，经济发展将进入中速阶段

　　这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历。进入这一阶段后，经济增长率将从10%以上回落至4%-8%。但由于浙江 为一个省区，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发展水平低于浙江，浙江可利用国内市场与资源，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发 展速度。同时，长期以来，投资在浙江经济增长中占据首要位置，而目前及未来多年内，通过政府引导与刺激，浙江未来多年 内投资仍可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水平，从而对浙江经济增长起到“保稳”作用。另一方面，浙江第二产业仍居较高水平， 制造业尚有一定的增长后劲，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还有望增强。因此，我们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中期内保持8%的年均增长 速度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以美元计价的名义，人均GDP将在2013年前突破10000美元，并在2020年左右达到20000美元

　　即使如此，这一速度与类似时期的日本与韩国、中国台湾的变化相比也不高。

　　这是基于进入工业化成熟期与发达期，本币对美元汇率将持续上涨，同时通货膨胀率会相对高于美国这一基础上进行 预测。未来10年内，根据谨慎的预测,浙江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将可以保持在8%左右，年均通货膨胀率在3%左右，每 年GDP名义增长速度可达11%左右,未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守的估计每年升值上升幅度将达2%左右，期间浙江常住人 口年均增长1.2%。这样,浙江在2013年，人均GDP将突破10000美元，达到10600美元左右，到2020 年或稍早时间,超过20000美元/人。

　　产业结构将逐渐改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与轻重工业比例的变化趋于一致

　　早在2003年，浙江重化工业产值就超过了轻工业，以霍夫曼工业化阶段来衡量，浙江在2003年就已进入工业 化最高阶段(第四阶段)。在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这一阶段的第三产业比值早已超过第二产业。但直到2008年，浙江的 三次产业结构仍为5.1/53.9/41，第二产业比值高达53.9%，较第三产业比值高出近13个百分点。而197 0年的日本、1986年的中国台湾地区、1990年的韩国，第三产业比重均已稳定超过第二产业。这说明了浙江三次产业 结构变化相对于轻重工业比重，存在着严重滞后的现象。从发展趋势看，在制造业受金融危机冲击以及提升消费需求结构的环 境下，以城市经济为载体的服务业将取得较快发展，而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会趋于下降，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速度无疑会加快，第三产业比值与第二产业比值曲线的交叉点很可能在未来3-5年内出现。

　　经济增长将由依赖投资拉动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

　　进入这一阶段，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是共同的变化规律，浙江也不能例外。浙江居民的高储蓄率为消费需求的扩大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会加快这一趋势的带来。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外投资净收益 的增加等，都将强化这一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将加快发展，提前进入邓宁投资周期理论的第四阶段

　　按人均GDP来估算，根据邓宁的投资周期理论，目前浙江应仍处于第三阶段的后期，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迅速 发展，但吸引外来投资的规模仍超过对外投资，即NOI仍为负值。但由于浙江为一省区，对省外的国内投资没有市场分割、 汇率风险、投资壁垒、文化差异等因素的限制，对省外投资往往会早于对国外投资出现。实际上，90年代末以来，浙商对省 外投资就已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浙江成为大陆对省外投资最多的地区，对省外投资额远高于吸引省外来浙投资额，国内NOI 早就为正值。近年来，浙商对海外投资也高速增长，浙商对海外投资金额仅次于北京，项目数居第一位。根据省外贸厅有关调 查显示，浙商对海外投资审批登记的仅为实际对外投资数额的10%(与中国台湾80年代末以后的情况极为相似)。因而， 可以估算近年来浙江年对外投资(包括省外与海外)的实际金额应在150亿美元以上，多于浙江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包括 海外与省外)。这一趋势随着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仍会持续。

　　产业组织将发生明显变化，大企业的主导作用上升，小企业的依附性增强

　　从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到，随着工业化推进，企业规模结构将趋于稳定。像1967-1977年，日本 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数量(300人以下的企业)占比维持在99.4%未变，大企业数量均占0.6%，产值比重从49.2 %升至56.6%，此后基本稳定，到1982年为55.9%。

　　从韩国的企业结构看，90年代中小企业的产值比重大致稳定在50%左右。中国台湾地区也类似，1981年中国 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产值比重为38.10%，其后，中小企业的数量比重与产值比重稳步上升，但即使是到20 02年，中国台湾地区中小企业的产值比重不到50%。

　　与此对应，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大企业与财团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大。即使大企业影响力相对较弱的中国台湾 地区，2002年前50大集团总营收高达6.9万亿元新台币，占中国台湾GDP的71%(2001年为56%)；50 大集团总纯利润为2537亿元新台币，占全岛1600多家大企业总纯利润的68%。

　　而2007年浙江制造业中，中小企业的产值比重高达80%，中小企业家数所占比重高达99.98%，就业比重 占95%以上，即使是占比最低的出口贸易，中小企业也占到近50%，远高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从未来趋势看， 浙江中小企业在数量比重上难以下降，但在产值比重、利润比重上将会趋于下降。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时，小企业的生存空 间将更加狭小。而大企业集团的作用与地位会有明显加强，广大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依附性会有所加强。

　　浙江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势

　　事实上，近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浙江社会发展也已呈现出转型的趋势：

　　人口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但一、三产业从业人员仍偏高或偏低

　　浙江自1996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来，第一产业比重快速下降，从1996年的15.5%下降到2 008年的5.1%，下降了10.4个百分点，二、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第三产业达到41%，目前的产业结构为5.1 ：53.9：41.0，正向现代转型。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浙江省的劳动力也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2007年全省就业人员3250万人，一产、 二产、三产就业人员分别为653.25万人、1547万人、1049.75万人，三产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0.1:47 .6:32.3,而当年三产所占国内生产产值比重分别为：第一产业占5.3%，第二产业占54.0%，第三产业占40 .7%。

　　但从浙江GDP的三次产业结构看，无论是GDP产值比重还是从业人员的就业比重，都没有完成从二、三、一的结 构向三、二、一的结构转变。由此可见，浙江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仍不合理，其中第一产业占用的人力资源比重远远高于其产出 ，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经济效益的改善，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而第三产业仍有较大的就业容量，其吸 收的就业份额不够，阻碍了服务业产值及规模的扩大、经济总量的提高，延缓了浙江城镇化及农民非农化的进程。

　　城乡分割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转变，但城乡二元格局仍然存在

　　城市化在现代化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进入现代化行列的重要标志。1996年人均GDP1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32.6%，2002年人均GDP20 00美元时，达到了48.67%，6年提升了16个百分点，到2005年人均GDP3000美元时，又快速提升到了5 6.02%，3年间也增长了近6个百分点，明显反映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快速拉动。

　　但浙江社会二元格局还未彻底破除。一方面，理论上的城市化高峰阶段(人均GDP3000-6000美元)时经 济产出对城市化的作用趋于收敛，如浙江城市化率水平仅从2005年的56.02%上升到2008年的57.6%，仅上 升1.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质量也不高。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城乡二元结构还没完全打破 ，城乡间在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社会制度中“城市偏向”问题还十分突出；其次，进城农民市民化严 重滞后。大量进城农民虽然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实际并未真正市民化。在全省2900万城市人口中，有1000多 万人仍是农村户口，属于不能享受同城待遇的进城农民；再次，社会水平与垂直向上流动还受到身份歧视的障碍。以户籍身份 为标志的先赋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没有城市和本地户籍的人在就业、住房、子女就学、社会保障 等方面要受到一系列歧视性待遇。

　　现代职业阶层快速成长，中间阶层尚未成为社会主体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职业结构，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即中间阶层形成并 扩张起来。截至2006年，浙江全省从事党政社会管理、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管理 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合计为352.51万人，再加上私营企业投资人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现代职业阶层已达1000万人 左右。

　　但是，尽管浙江有了将近1000万现代职业阶层人士，总体上看，中间阶层还未占到社会的主体。而且从农民、工 人中分化出来的中间阶层增长缓慢，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其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 较低职位或边缘，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在深层结构上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 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难 以理性预期；就社会结构而论，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 )原则，“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 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城乡居民生活步入小康，但城乡生活差距拉大态势仍未改变

　　2008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727元和9258元，已超出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小康中的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18000元和农村居民纯收入8000元的收入标准，城乡居民生活步入小康。具体来看，首先，浙江贫困 人口也迅速下降。本世纪初，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区。其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恩格尔系数划分标准判断 ，浙江目前正处于台湾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小康迈向富裕的过渡阶段。再次，如浙江居民的消费需求正从物质型消费向服 务型消费转变，从基本生存型消费向精神享受型消费转变。到2008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已达到90%，已 基本实现全面小康。

　　但是，在居民生活总体实现全面小康中，也有些不和谐的状况，其中一个就是城乡居民生活差距拉大态势仍未得到有 效遏制。首先是收入差距还未缩小。考虑到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浙江城乡差距近乎是世界平均的两倍。其次 是城乡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两极化。浙江农村现代化进程仍滞后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除了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外，还表现 在农村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民脱离土地、进入非农就业的进程滞后，农民在脱离农业以后进入城镇居住的进程滞后，农民在 离开农业和农村以后享受到城镇社会服务的进程滞后，在农村享受到城市文明的人口还有限。从长远来看，城乡居民文化娱乐 服务支出的两极化趋势亟待合理化。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但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不高

　　自1996年浙江跨入1000美元行列后，浙江社会发展也逐渐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 也从量少面窄向社会化、均等化转变，初步形成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缓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公 共服务产品总量不足、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现象。

　　但浙江公共产品还相对短缺，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如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差距较大，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未能有效 解决；农民看病只能去城市医院，造成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覆盖面窄， 参保人数逐年下降，2001年为600万人，2006年下降到440万人，当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 然覆盖了绝大部分农民，但受益面窄，保障水平偏低；水、电、路、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社会管理从单位向社区转变，但社会公共治理结构尚不健全

　　改革开放后，单位人更多地成了社会人，2007年浙江省年末从业人员为3250万人，其中有70%以上的人生 活、工作在非单位体制中。且浙江的社会管理基础正由传统的单位向社区转变，社会管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 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显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组织、市场化组织、公民社会等等。

　　但社会公共治理结构还不完善。首先是政府社会治理体制不完善。现有的政府机构设置和社会管理职能配置已经远远 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管理任务日趋繁重的新形势，许多干部对经济工作都很熟悉，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却显得十分生疏。社会 管理职能分散化，综合管理和协调部门“缺位”。其次，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治理中作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浙江社会组织数 量偏少，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水平不高，无法满足社会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治理需求。目前浙江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仅为4 .79，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也低于印度和罗马尼亚这些发展中国家。再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民主法 制为基础的双向回应型社会管理体制尚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