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像沈从文说的，以前是‘思的年代’，现在是‘信的年代’。”李红强感慨说，“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给他最 大的印象是“看不到个人的血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包含《我的叔父死了》在内的《诗七首》，是诗人穆旦在1949年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

　　发表的情形堪称奇特。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杂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沉寂多年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 作家们–––––沈从文、周作人、穆旦、宗璞、汪静之等“集体复出”，纷纷发表作品，有的还成为当期散文、诗歌栏目的 “头题”。这期杂志被称为“革新特大号”。

　　《人民文学》作为当时全国文协下属的权威刊物，具有超乎文学范畴的意义，登上这一平台无异重新获得了官方的认 可。其时正逢中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鼓励大胆“鸣放”，沈从文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成为中国文艺界热 烈“鸣放”的符号，一时惊动海内外。

　　但油墨未干，“鸣放”浪潮已转成“反右”运动。那期“革新特大号”遂成“毒草专号”，《人民文学》不得不滑稽 又狼狈地在紧接着的8月号扭转态度，开篇文章就刊登了叶圣陶的《右派分子与人民为敌》。

　　此前被组织来的“鸣放者”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接踵而来的劫难自此开始。《诗七首》就此成为穆旦在1949 -1978年间的绝唱。

　　“《人民文学》是中国文学第一刊，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它既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演示台，也 是文学运动的晴雨表。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就是整个当代文学的缩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2009年底，《人民文学十七年》一书面市，通过梳理《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时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当时发 生在该刊物上的一系列文学事件对整个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表示，希望借此“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是怎 么被炮制出来的，又如何形成了今天的状况。”

　　与重要政治时事亦步亦趋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创刊，是新中国文学第一刊。它的权威性在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创刊时毛泽东亲 笔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时任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刊名。时任文化部部长、文联副主席茅盾任杂志主编，副主编为 著名诗人艾青。

　　它的“中央级”地位如此稳固，以至往往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后，一位作家才被认为在中国文坛站稳脚跟， 才会成为全国性的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夜成名，乃至引起毛泽东重视，便是一例。

　　某一类文学形式也会因为《人民文学》的肯定和转载而风靡全国。1958年初，老舍发表评论《大家都来写小小说 》，《人民文学》在当年4月转载，并在1958年11月号一次登载了19篇小小说。在这样的提倡下，作家们陆续加入进 来，刘白羽在《人民文学》推出《踏着晨光的人们》，诗人郭小川也发表了三篇短小精悍的作品。小小说一时成为重要的文艺 样式。

　　“在‘十七年’的文学历史里，《人民文学》杂志作为最权威最主流的杂志，把握了它的历史就相当于把握了当时文 学生态的主流。”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李敬泽说。

　　这种“主流”首先体现在与重要政治时事的亦步亦趋上：几乎共和国的每一次重要政治活动、重大事件和节日，在这 份杂志上都有直观的反映。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人民文学》创刊号刊载《震动世界的十日》、《中苏团结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最 伟大的节日》等红色文章；1954年新宪法公布，杂志在7月号刊载了老舍、曹禺、冰心、郑振铎、臧克家等党外作家欢呼 性的文章。

　　“每年的五一、八一、十一自然不在话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毛泽东发表《实践论》、《人民日报》号召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一次《人民文学》不召集作家写文章呼应的。” 《人民文学十七年》作者李红强对本刊记者介绍 说。

　　在内容选择方面，以“不仅要反映世界还要改变世界”雄心自居的《人民文学》，更是要照顾到每一个题材的平衡。

　　“‘十七年’期间，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工业题材的作品相对缺乏。既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种状 况显然不能接受。”所以，李红强说，他在梳理“十七年”间所有《人民文学》杂志时发现，但凡涉及工业题材的作品都会刊 登在首要位置。

　　例如1952年2月号上的人物速写《红花朵朵开》，作者出身工人阶层，文化水平不高，又是处女作，作品相当幼 稚。但《人民文学》不仅全文登载，还配发作者写给编辑部的信，在信中该作者以示范的姿态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

　　在文学体裁选择上，包括地方戏、相声、歌词、快板、民歌等都被看作“最有力的文学作品”登上杂志。在翻译类作 品里也有讲究，美国作家的作品可以翻译，但要以“斥责美帝国主义腐朽没落”为主题。

　　稿荒与作家的命运

　　有趣的是，即便在上世纪50年代，这份全国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仍时时面临稿荒的处境。原因并不是没人投稿，而 是并非谁的作品它都能发表。

　　“我们每天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稿件，作者有中学生、大学生和小学教员，有新参加工作不久的知识分子，有政府 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当中以专业的文学工作者来稿最少。”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在1951年的一次总结文章 中写道。

　　这当中自然有很多原因。中国作家虽然不少，但多数必须经过“思想改造”之后才能写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作品 。有些人因为没有纯正的政治身份而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如沈从文；有些人则在“改造”的压力下忙于检讨旧作，如巴金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但本来人数就少，又往往被行政工作挤去不少创作时间。这么一来，给《人民文学》投 稿的反而多是业余写手。

　　而在有限的作家群体里选择发表更要谨慎，因为冷暖交迭的文艺形势让人难以捉摸，作家的命运实在过于变幻莫测。

　　胡风便是最典型一例。1953年他曾任《人民文学》编委，其时他尽管因长期对主流文艺理论持有异见而遭受批判 ，但高层在促使他做出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希望其作些工作。《人民文学》编辑部分给胡风的工作是“每月看一个或两个短篇” ，开编委会时也请他畅所欲言。

　　然而他介绍来的稿件往往遭受批判，自己发表的作品也难逃厄运。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散文《肉体残 废了，但心没有残废》，采访被释放回国的被俘志愿军战士，表现美军的残暴以及战士们的英勇抗争。

　　这篇文章被大加指责：“为什么写的都是解放军新战士，不写老党员？这说明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不经过思想改造是写 不出好作品的。”胡风曾对这种指责奇怪不已，“好像他们以为当俘虏是光荣，非得老战士党员不可似的。”他没有料到自己 的写作撞破了一个规则：无论是否战俘，凡有英勇行为的，都应该归于党员。

　　1953年底胡风发表了一首诗歌，成为他在《人民文学》的绝唱。此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民文学》时已经是 公开的“罪人”，批判他的文章成为持续数期的一道景观。而胡风本人，作为“反革命分子”受难33年，其“反革命集团案 ”在全国牵连两千多人。

　　“没有一个作家敢保证永远正确，哪个作家都可能随时出问题。”作家张天翼成为《人民文学》主编后，经历过19 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调整”和1962年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 ，深有感触。于是他在编辑部内部秘而不宣地制定出一个作家联络图来，按照创作能力和地位分为一、二、三线，随时掌握并 更新作家是否还有权利写作的动向。

　　即便那些成名已久、地位稳固的作家，如茅盾、郭沫若、冰心、巴金等，也不得不在《人民文学》上全部转向。以茅 盾为例，他署名的23篇文章中，算得上文学作品的只有散文《海南杂忆》，其余有4篇是文学理论文章，16篇是报告、号 召、批判和纪念文章。《人民文学》所选择的茅盾，不是那个现代文学时期的小说家，而是文艺界领导人、文学指导者。

　　另一方面，在全新的环境下，那些老作家们大多没有找到新的创作资源。巴金创作了许多关于抗美援朝的文章，冰心 也开始从异域题材与战争题材中寻找新的内容，从根底上否定自己。“他们既有的创作经验，因为失去了情感和精神的深度， 简化为常识性的技巧，只好不时扮演一下‘文学指导者’的角色。”李红强分析道。

　　“看不到个人的血肉”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者洪子诚曾提出“一体化”的观点，即建国前 各种文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经由新政治力量的体制化，使“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 )逐渐成为中国大陆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

　　“这就像沈从文说的，以前是‘思的年代’，现在是‘信的年代’。”李红强感慨说，“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给他最 大的印象是“看不到个人的血肉”，大家探讨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家国命运。即便原本抱有不同的信念信仰，也要从灵魂深处 改造自己往一个方向去。

　　“在这种环境下，当他们偶尔露出头的时候，你可不能单看他写的那一点东西。那个年代他们只能那么写，个人的空 间太小了，要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做出这一点选择。”

　　李红强以沈从文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点回忆一点杂想》为例：沈在文中陈述：有“右派”分子曾在鸣放期间心 怀叵测来访问他，试图让他说出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之类的话，但沈从文告诉来访者：“不，我很自由！”

　　鉴于实力派作家纷纷主动或被迫歇笔、转向，“十七年”在文学史上很难说有何成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创造了大量 如《保卫延安》之类的“红色文学经典”。

　　“因为‘文革’十年基本没有文学，在这个历史鸿沟面前，‘十七年’才显得重要。”李红强说。他曾制作20世纪 文学大事表，发觉“1966-1976年间(中国文学界)基本无大事，全是xxx自杀”。

　　相比“十七年”的文学生态，当代文学发生的最根本变化，大概是从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变成主要受市场因素制约 。家国命运早已成为当下许多作家厌倦的话题，偶尔写点“主流化”的东西，甚至作家本人都不好意思提及。而商业利益成为 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制约会使文学的生命力窒息。但值得警惕的是，如今市场的制约也可能带来同样后果。”李敬泽 对本刊记者说，“不同在于，受到过度的政治制约很痛苦，受到市场制约似乎让人们感到快乐。”

　　作为这本杂志的现任主编，他毫不避讳“主流”难免依然受到政治因素干预，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平衡。

　　“现在的文学多元了，但《人民文学》当年的命运显示出的种种问题有的可能依然存在。比如国家与文化的关系，党 如何领导文学，如何在这样的领导中保持对文学规律、对作家创作自由的尊重等等。”李敬泽说，“有时我想文学可能就是要 这样，始终在各种各样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中保持自己的健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