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捷

　　“我现在就把钱交上，请法官们给我一次机会，别拘留我了。”

　　面对拘留决定书，一直“哭穷”的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某，在上演了嚣张、惊讶、血压 飙升等“剧目”后，努力补救、诚恳道歉，1.5万元引发的闹剧最终顺利谢幕。

　　淡定

　　左某原是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的员工，他于2008年6月20日被辞退。20 08年12月18日，左某向北京市门头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是：科技公司支付左某未 签订劳动合同补偿金125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500元，两项共计15000元。

　　裁决书送达后，因双方都没有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起诉，裁决生效了。

　　但是，左某迟迟等不到科技公司补偿金。2009年3月6日，他向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

　　一起劳动纠纷案件，就这样进入执行程序。作为执行庭法官，我和同事们及时对科技公司的财产做了调查。调查结果 令人吃惊，科技公司名下无银行存款、无房产、无车辆、更无对外股权投资。可是，作为一个以农产品为主攻方向、经营多年 一直业绩良好的科技公司，怎么会如此“一穷二白”呢？答案只有一个，财产被转移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多次前往科技公司总部所在地——海淀区中关村，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某进行沟通，耐心地对 他说服教育，告知其转移、隐匿财产抗拒执行的后果，希望他主动履行裁决。但是，安某先是以“公司一部分钱投资用了，另 一部分钱被总经理卷走了，现在没钱”为借口，拒绝履行给付义务；后又说“左某还是公司会计时，就和总经理关系特别好， 常常帮着总经理报花账，我实在没办法才把他辞退了。现在总经理卷钱走了，这事有没有他的份都两说了，还想反过来找我要 钱？公司没钱给他”，不同意给左某任何补偿；最后，安某索性提出“被拘留”的“要求”：“我就是没钱，你们把我拘留了 吧”。

　　2009年11月24日，得知安某正在公司，我们执行组三人协同法警驱车赶往科技公司总部。面对突然而至的法 官和法警，安某很是淡定，他不急不慌地关上笔记本电脑、拿上奥迪车钥匙、“大义凛然”地随我们上了警车。

　　在从中关村前往门头沟法院的路上，我们试图再次劝说安某履行生效判决，“钱不多，以你们公司的经营状况，应该 是能够支付的。裁决书作出后，你有异议可以诉讼，但是文书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就一定要执行。以转移财产的方法表示 不满，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抗拒执行，法院是可以采取强制措施的。”然而，安某非但没有配合执行，反而给我们普起 法来：“我也是很懂法的，我知道你们在按程序办事，欠左某钱的是科技公司，不是我本人，所以你们只找公司的‘麻烦’， 没找我个人的‘茬’。而且你们也没有对我的车怎么着，因为你们知道车是我的名字。”之后，安某表达了对法官工作的“体 谅”之情：“我对你们没什么抵触情绪，我是既没钱也想不通这事。不说什么了，你们把我拘了吧，我能理解这也是你们的工 作需要。我进去呆一呆也没关系，这也算为寻求真理牺牲个人了。”

　　听了他的话，我窃窃地笑了。看来知书达理的人，也是有法律盲点的。

　　伴随着安某的声音，警车驶入了法院。

　　惊讶

　　到了法院后，我们几位法官再次开导安某：“不服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当时你没有那 么做，是你自己放弃了诉讼权利。从法律上讲，这表明你对裁决内容没有异议了。既然如此，裁决生效后，就应该自动履行。 如果你有能力履行，却采用转移、隐匿等手段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拘留。拘 留不是儿戏，一旦宣读了拘留决定书，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面对劝说，安某坚持“前后一致”的原则，“我是读书人，我是留洋的博士，我知道国家政策，现在你们都向着弱者 ，你们觉得我开公司的有钱，我就是诉讼了也还是那样。所以当初我根本就没想诉。今天既然都来这了，还是那句话，我不是 为难你们，对你们也没什么抵触情绪，我就是没钱。我不说什么了，你们也不用再说什么了，你们就把我拘了吧，我进去呆一 呆真的是没关系。”

　　鉴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法院决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然而，就在承办法官请其起立、向其 宣读拘留决定书、询问其家属信息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安某大叫道：“没你们那么欺负人的，你们那么多人，都不说一 声就来真的啊？说拘留就真拘留啊？我有钱，我自己出钱，出自己的钱把这一万五交上行吗？”

　　拘留决定书犹如一剂“兴奋剂”，在“用药”后，安某瞬间变得情绪躁动，反而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普法教育：“法律 不是儿戏，法院也不是游乐场，拘留决定书既然宣读了，就发生了法律效力。”此时的安某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遍一遍嘀咕 ：“没你们那么欺负人的，你们来真的啊。”

　　法警为安某戴上手铐，准备将他带往拘留所。

　　血压飙升

　　再次登上“熟悉”的警车，安某没有了先前的淡定。

　　“身体好吗？有什么疾病？血压高吗？有心脏病史吗……”拘留所内，民警依惯例先对送拘人员进行了口头询问。安 某的回答均显示，他的身体很好，符合送拘条件。

　　然而，当民警为安某测量血压时，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低压110mmHg、高压175mmHg！

　　“人在紧张时，突然血压增高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增到那么高……你们也了解情况，像这种体检不合格的，我们拘留 所是不能收的，你们还是拉回去再做做工作，要是还不行，等下午他平静点了，再来做个体检看看，要是合格了，再送进来。 ”拘留所的体检民警如是说。

　　就这样，安某第三次登上了警车。从拘留所返回法院的途中，安某的态度不再那么嚣张，他一脸诚意地看着我们：“ 各位法官大人，我之前以为硬着来你们就没办法了，没想到你们真就把我拘了。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要是把钱交上，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嘛，别拘留我了。”

　　拘留所的“拒收”给了安某补救的机会，再次回到法庭，他如释重负地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悔过

　　“各位法官大人，我同意履行义务，但是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现金，我能打个电话吗？”刚一落座，安某就急着说。

　　“快给我送钱来，他们法院真要拘留我！在……有钱，赶快送来。”他在电话里求助。时值中午，我们给安某买来了 午饭。“唉，没心情吃，真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我是读书人，留学十年，一直没怎么接触过社会，没见过拘留所那阵势 ，到那一听说要检查我身体有没有外伤，我腿就软了，一下就想起电影里那些镜头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血压就上去了。给你 们法官添了好多麻烦，真是过意不去。您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一早把钱给了不就得了吗。在中关村时，把钱交了也行啊，这 大老远的，折腾了半天，还是得交钱，还进‘局子’走了一圈，您说这事闹的。裁决作出后，我是觉得憋屈，但也没起诉，我 早干什么去了，走到这一步。哎……您说我摊上这事，和当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不是有关系啊，要是让别人来当，是不就没这些 事了”。面对安某的疑问，主执行官适时对其进行了普法教育，“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当法定代表人，获得了相应的权利 ，那么对于公司事务承担责任也是你的义务……”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等待，安某的“救星”终于到了。在向法院交纳了1.5万元案款后，安某还向法院递交了《悔过 书》，希望法院看在他不知法、不懂法的份上，给他一个机会，就不要再把他送回拘留所了。

　　鉴于安某态度良好、主动履行了给付义务，而且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执行官解除了拘留决定。

　　本案至此执行完毕。一场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也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谢幕。

　　作者手记

　　本案中的安某是一名拥有留学背景的高学历人才，他一直认为法律是文字的艺术，学历高等同于理解法律透彻。本案 的执行过程中，他也时时把自己的这种误解表现出来。认为自己谙熟法律，却不相信法律，想当然地认为当法律遭遇公司和个 人的对立时，会倾向于弱者，于是放弃诉权；他知道法律有其强制性，却不知道法律也有其严肃性，认为法官必要时采取拘留 措施只是吓唬人的手段，不必当真，于是反复要求“被拘留”；他知道个人财产和公司债务无关，却不知道公司法定代表人要 承担的责任，认为只要转移了公司的财产，法院就无能为力了，于是将公司变得“一穷二白”。

　　本案的顺利执结，不仅为安某上了一堂普法课，也使我深深体会到老百姓对于法律执行方面的误读和陌生。作为执行 法官，执行方面法律的普法教育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