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北京律师李庄折戟重庆，一审被判2年半刑期，现已正式上诉。根据口风，如果二审未能宣布李庄无罪，李庄还会申 诉。一个有决心式的说法是，为达至无罪结果，将会“逐级申诉，直至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场外有很多人“挺李”。说是“场外”，可能有些不符合挺李者的心情。按照“今日不能使李庄脱罪，明天入狱的就 是我们自己”的说法，挺李者看到的是一种人人不可摆脱的随意入罪的危险。

　　不过，我并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李庄到“人人”的过渡。李庄是谁，人人是谁？李庄是律师，他供职的律师所背 景深厚，非人人可比。李庄有过多次成功的“捞人”行动，是业务能力更强，还是关系背景起作用，无从判断。这一次，李庄 没有能够成功，无非是碰到一堵坚硬的墙而已。

　　有人喜欢比喻，从李庄想到刘少奇，说当初刘少奇顶着宪法也没有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整个国家人人权利不保 ，李庄的事情差不多也是这样。

　　基于权利与人格平等的信念，我不说以李庄比刘少奇有什么不妥，但刘少奇顶宪法与人人权利不保的关系，好像认识 上很不合乎事实。确实，刘少奇顶着宪法未能保护得了自己，这是悲剧，但就历史来说，是不是说在此之前，人人权利有保， 在此之后才无保呢？我想，刘少奇顶宪法无用，算是人人权利无保的一个证据、一个表现，但不能说是原因吧。

　　这样，再来看李庄案，所谓李庄不能脱罪，就人人可能入狱，极为言过其实。人人可能入狱，或者难以入狱，跟李庄 有什么关系？难道李庄被判罪以后，才人人可能入狱；李庄判罪之前，本是人人都不能随便入狱？刘少奇顶宪法，都不具备“ 转折点”的意义，李庄案就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比喻者一会儿比李庄为刘少奇，一会儿又从李庄想到坏人，说就算李庄是一个坏人，法律如果不能保护坏人的合法权 利，那么好人的合法权利也得不到保护。我想，道理上不错的，但实在只是一个道理而已。问题有两个：首先，是不是李庄的 合法权利没得到保护，是不是说判李庄有罪就证明他的合法权利没被保护；其次是不是保护了李庄的合法权利，人人的合法权 利就能够得到保护了？

　　李庄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判断不了，也没有要去判断的愿望。我感兴趣的，只是他的案件是否具有“标志”或者“ 转折”的意义。李庄这类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中国法治病态的一个症状，而非法治成立的证明。在司法独立性欠缺的状态下， 律师的权利当然是脆弱的，司法人员也未必能够真正有尊严地行事。一个背景深厚的律师，很多时候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但 真正撞上了麻烦，也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或者如鱼得水，其实彼此彼此。

　　人们不能在非正义面前闭上眼睛，我深以为然。但容我直言，你的眼睛可能是选择性睁开的，你在李庄案前眼睛睁大 了，在更多的时候则闭上了。你为李庄睁开眼睛，是因为你觉得李庄被权力所害，而别人被权力所害，以及李庄本身就在权力 背景下捞人，只不过这一回出师不利，你是不以为意的，你甚至认为律师不必坚持正义，他们的眼睛只要为钱而睁开就可以了 。

　　有人说，挺李不是为了李庄个人，而是为了李庄与我们共同的权利。我不能不遗憾地说，李庄与我们共同的权利，是 理想而非事实。我并非否定权利的理想，只是无论李庄如何，无改于权利不等的现实。李庄的权利，是权力或者权力余绪下的 特殊供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享有的。他是一个特例，一个撞了枪口的特权者。

　　有人悲愤莫名，说李庄判罪，法治无望。真是令人不可理喻。法治有望或者无望，竟然在于李庄是否被判罪。李庄案 前，法治是有望的；李庄案后，法治是无望的。我想问一问：李庄案前，有望的表现是什么；李庄案后，根本不同于此前的无 望表现又是什么？

　　还有人说，判李庄入罪，今后谁会为我们辩护？杞人忧天吧。辩护是一种服务，服务是一种购买行为，此前有人辩护 的，还是有人辩护；此前只能接受司法救助的，仍然只能接受司法救助。辩护的状况，不会因李庄案而改变。

　　当然，无论如何，“挺李”是一种无风险的勇敢者游戏，而且可以获得一些“与权力作对”的乐趣。这我能够理解， 但用来替代寻找法治的真实道路，就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