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吴稼祥

　　海地大地震牵动了国人的心，因遭遇相同而更心怀同情，因有同胞牺牲而深感悲痛。如果仔细想一想，更值得反思的 ，还是地震中的死亡人数，建筑物的倒塌状况，以及救援工作。

　　虽然还没有确切统计，最保守的估计，在海地地震中死亡的人数，不会少于10万人。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 里氏8.6级(另一说是7.8级)大地震，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78人，也有人估计为3000人，最高估计为死亡6 000人。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再次发生大地震，震级为里氏6.9级，死亡超过270人。1994年1 月17日凌晨，强震袭击美国洛杉矶，震级里氏6.6级，死亡62人。1995年1月17日(又是一个1月17日！)清 晨，日本神户市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死亡5400余人。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震级里氏7.8级，遇难人数为24.2万 。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强震，死亡69227人。

　　这7次大地震，震级相当，死亡人数却相差甚远。发生在美国和日本的4次地震，死亡人数较少，少则几百，多则数 千；另3次地震，死亡人数大多在6万人以上。其中以唐山大地震为最，据权威部门发布，死者达到了24万人。

　　死亡人数当然与地震发生地人口密度有关。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洛杉矶、旧金山之于美国，神户之于日本，相比于 唐山和汶川之于中国，都是更大的城市。神户发生地震时，市区人口105万。如果计算地震死亡率，唐山为30%，神户为 0.51%，洛杉矶市区人口为360万，1994年大地震死亡率为0.00172%。

　　相近震级的地震，造成相差甚远的死亡率，固然有多种原因。我认为，不能只关注天灾破坏性上的表象差别，更要看 到受灾地人事上的差异。差别在哪儿？除了救援速度和技术以外，最主要的，是在建筑的抗震性上。看看这几次大地震的图像 资料就知道，有些震后的建筑物大多呈粉碎性坍塌，被压在下面的人，即使不被砸死，也会被窒息死，使救援不是没有意义， 就是增加难以克服的难度。这种在地震中粉碎性坍塌的建筑，很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大多是豆腐渣工程。

　　海地在光荣地夺取了两项国际锦标(第一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之后，流血就开始代替流 汗，武器就开始排斥工具(海地国旗和国徽上有一面战鼓，两把战斧，两门大炮，六枝带刺刀的步枪)，从独立到联合国特派 稳定团进驻，这个国家不是暴政，就是暴乱，几乎没有中间状态，既没有稳定的宪政民主，也没有稳定的专制独裁，有过皇帝 ，有过国王，但除了杜瓦利埃独裁29年外，其他的都很短命，长的几年，短的数月。从1804年到1915年间，上下台 的统治者有90多位，几乎每年一位，这样的国家哪能有牢固的建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发现，饥荒灾害的本质不是粮食匮乏，而是权利匮乏，民主体制可以预防饥荒。 人类的任何体制都不可能完全预防地震，但地震往往可以检验出社会体制的优劣。从现有资料看，体制越优的国家，地震的破 坏性也越小，次生灾害也越小。那些体制欠优的国家和地区，花在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上的钱本来就少，再加上缺乏权力制 衡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公共工程中的权力寻租行为，必然导致偷工减料，也就是建筑物豆渣化；地震一来，往往造成严重的生 命和财产损失。

　　海地令我们思考：建筑与国家，都要求平衡性结构。就像一根木头支撑不起一栋建筑一样，种族、阶级和权力的独裁 也支撑不稳一个国家。单一化和极端化的制度使得社会和建筑一样脆弱，在地震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前，就会暴露出制度性的软 肋，具体表征就是生命和财产损失居高不下。海地是世界上极端贫困的欠发达国家之一，2004年的人均GDP只有380 美元，而与它同在一个岛上的多米尼加，2008年人均GDP高达4952美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区别？原因之一，就是 海地以极端种族主义观念立国，曾经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以至今天，黑人占人口的95%。而同岛的多米尼加，黑白混血种 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人口的73%，白人占16%，黑人占11%。从这里面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无论是国家，还是建 筑，最具有抗震性能的结构，是既具有相互牵制和平衡，又具有一定弹性的结构。

　　所以，有稳固的国家制度，才有稳固的建筑。(作者为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