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3月10日(星期三)下午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举行记者会，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就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日报记者]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给解主任，有人认为对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应该实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三可”制度，并且应该写入法律，您对这个有什么评论？在去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中，温总理表示中国将改变减排信息的披露方式，增加透明度，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工作上有什么安排？谢谢。

　　[汪光焘]我再补充一下解主任向大家的介绍。“三可”问题，在我参加议会间论坛协商过程中，也是经常被讨论的一个问题。这里我想强调，我们执行公约、议定书、巴厘线路图，区别附件1国家和非附件1国家是一个基本要求，如果把附件1国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混在一起谈，本身不是公约、巴厘线路图所要求的。

　　就像解主任刚才讲的，发达国家接受“三可”是应该的，因为他们200年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有了整个空间的80%，现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要解决贫困、要发展，是生存、发展排放，但我们要注意到发展中减少排放，而生存排放是必然的。这时候两者怎么处理？中国带了一个好头，自觉地提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和目标。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自觉的减少、控制排放的国家要被“三可”，而一些应当承诺减排，也已经承诺减排的国家，却仍然在增加碳排放，我认为应当重点对这些国家执行 “三可”。

　　我这里讲一个事实，在以往谈判和各种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了解到，发达国家真正执行公约、巴厘路线图一系列决策中确定的排放目标的仅仅是少数欧洲国家，有的国家的较少排放起步并非是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开始，起步是在70年代后期的能源危机，现在它确实达到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完成承诺的减排指标，所以实际上应该这样讲，中国是自觉减排，应当有自己监督自己的机制。

　　像刚才张部长讲的，我们2007年开始对没有承诺排放任务指标的所有行政领导要追究行政责任，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公开的透明度，我认为也是应该的，但不能用”三可”的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