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温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有一段话赢得了代表委员的热烈掌声。温总理说：“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关系人民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这个世界性难题解决好。”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世界性难题解决好，我今天到全国政协的医疗卫生小组参加了他们的讨论。

　　小丫： “每年的两会，看病难看病贵都是代表委员非常关心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近两年，国家在医改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现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是不是有了更多更好的思路呢？我来到了政协医卫组，听听这些来自医疗卫生界的委员怎么为看病难开方诊脉。”

　　“我觉得医改走到今天，就是往以后走，仍然是政府投入的问题。”

　　邵一鸣：“2010年的安排的话，就中央财政这一块的话，在卫生这一块就是3%左右，跟3%靠近的(收入)就是有一个叫车辆增值税，占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的3.6%，就是卫生在中央政府的投入只占车辆增值税这一块基本就够了，我觉得这个就太少了。”

　　我旁听的这场讨论，是政协医卫组第二小组的分组讨论。我发现，这些来自医疗界的委员几乎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增加财政投入。

　　会后，这些来自医疗界的委员们告诉我，目前，不同地区间和城乡间、基层卫生站之间在医疗水平、管理水平和人文水平差距非常大，这种巨大的差距造成了今天看病难的问题。比如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焦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形成进京看病的大军。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2009年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于外地。

　　林嘉滨：“如果投入好一点，除了投入进行硬件建设以外可能相应的配套政策，比如说医务人员的培养政策，他的晋升，将来的职称发展业务发展都能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那个地方总体医疗水平提上去了，病人分流了可能看病难的问题，也会得到相应解决。”

　　说起看病难，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亲身体会。尤其到一些大医院，通宵达旦地排长队，还未必能挂上一个专家号，住院更是难上加难，常常好几个病人等一张病床。2009年，酝酿了三年之久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出台，把目标锁定在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上。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新医改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两会之前，我对北京的几家医院进行了调查。

　　小丫： “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市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社区医院，那么这个社区医院的门脸不是很大，它的名声也不像一些大医院那样显赫，那样有名。但是我了解到，愿意到这个地方来看病的这个居民非常的多，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走进劲松社区医院，我看到，前来这里就诊的人已经坐满了走廊里的长椅，从早晨8点到现在，仅3个小时的时间，这家医院的门诊量就已超过了300人次。

　　患者一：“我觉得这里的医生挺好的，挺负责任的，别看人家医院小，大夫非常认真非常仔细。”

　　患者二：“就那个陈大夫，我这里差10元钱，应当470元钱，我拿460元钱。我说我回家再拿去，陈大夫说 ‘您别拿了，我这里有’，跟街坊似的。”

　　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人口有14万人，过去由于国家投入少，硬件、软件都不尽如人意。2005年后，伴随国家对基层医疗体系建设的加强，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仅这一台仪器就价值上百万元。

　　缪昊辰(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这是咱们国产自己最先进的。”

　　“干嘛的，这个是？”

　　“肝功啊，血糖啊，血脂啊。就是说以前，大医院能够做的，咱们现在社区医院都能做。”

　　为方便居民看病，这两年，他们还专门从其他医院请来一些已经离退休的知名专家来此坐堂问诊。 

　　袁申元(原北京市糖尿病防治办公室主任)：“最近5年就等于是我每个礼拜一都到这里来会诊。” 

　　面对这么好的条件和氛围，周围居民来这里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截止到目前，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日门诊量已由2007年的不到300人次上升到了现在的500多人次。而整个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日均门诊量，也已由2006年的不足2万人次提高到了现在的11万人次以上。

　　患者一：“我是离休的呢，我哪里都能看病，哪里都能报销，可是我觉得这个特别近，特别方便，看病特别认真。”

　　然而，面对基层社区医院如此受欢迎的现实，采访中，我却发现，大医院看病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早晨6点半，在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处，我就看到了这样一只长长的挂号队伍。

　　外地患者一：“太难了，昨天来的8点到这里就没号了，一天的都没有了。”

　　外地患者二：“有我的号吗，我12点我就来了，去年来我就弄个被子就住(这里)了，都没排上，后来就花一高价买的。”

　　面对这种情形，同仁医院这位负责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却说这还是人最少的时候。

　　同仁医院工作人员：“这才几个人，这才几个人，这才几个人。”

　　随后我又来到协和医院，虽然时间还不到8点，但电子牌上的显示，所有的专家号都没有了：由于挂不上号，很多外地患者就只好借住在这些大医院周围的小旅馆里，一天天地排队等候。

　　小丫：“现在我在一个小旅馆，这个小旅馆到同仁医院，步行一分钟就能到，非常地近，在这里我知道住了一对新疆来的父子。”

　　“你好，大哥，您好。”

　　“孩子来瞧病是吧 ？”

　　“对。”

　　为了给孩子瞧眼病，20多天前，父子俩从新疆哈密来到北京。本以为挂号、看病很容易的事情，没想到这一拖一等就是将近一个月。

　　周春江(新疆哈密农民)：“第一天来下了火车，打了个车，到同仁医院以后，我一看挂号挂不上。就从号贩子手里买了个号，买了个号，结果还上当了，买了个中医号。”

　　“花多少钱买这个号？”

　　“300元钱。”

　　没办法，父子俩只好再去排队挂号，好不容易挂上号，可医生又告诉他们，治疗孩子眼病所需的眼角膜现在没有，只能等，并且还只能在北京等。因为一旦有了新角膜，就必须在24小时之内换上。他家那么远，做飞机都恐怕来不及。

　　小丫：“那现在这个等待，有一个大致的期限吗？没有的，我已经去了几趟了。去了几趟，问了医生说，他也不好说这个事情，因为他也不知道啥时候有这个角膜，那像他这个角膜移植。在新疆，你们当地比如说乌鲁木齐或者别的地方的医院能做吗？”

　　“乌鲁木齐可能做不了，我们第一次检查，就是在那边检查的乌鲁木齐检查。”

　　“检查出来以后我又不放心，也做不了，可能我又赶到这边来的。”

　　“孩子喜欢北京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它很漂亮。”

　　“很漂亮啊。”

　　由于北京的花费很高，父子俩除了偶尔到街上逛逛外，就靠在房间里打扑克，看电视打发时间。

　　周春江：“不知道要等一年，半年。这样真的要等下去的话，我想可能就是角膜等到了，那时候也没钱给孩子看病了。”

　　离开小旅馆的时候，这对来自新疆哈密的父子一直把我送到了门口。父亲说，来北京这么多天，他都没带敢孩子去看看故宫颐和园，尽量把钱省着花。现在社区医院比以前完善了，但是老百姓真要到大医院看病还是依然很难。这对新疆父子所发愁的事，在历年两会上都是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

　　(2005年资料：全国人大代表 杜崇烟)

　　“要加大对农村卫生院建设的投入，要加大对农村，卫生医疗设备的投入。”  

　　(2006年资料 政协委员 徐至展) 

　　“我觉得政府的投入，政府的管理政府的干预以及老百姓的监督，我认为最重要。”

　　每年的《小丫跑两会》也为此摇旗呐喊。

　　(资料：2006年两会期间  小丫在北京某医院体验看病难)

　　“你好，请问现在还有哪个号的专家门诊啊？”

　　“专家都没有了。”

　　“专家门诊都没有了，普通号呢？”

　　“你要看那科啊？”

　　“比如说内分泌啊？”

　　“内分泌没号了。”

　　“消化道呢？”

　　“消化也没号了。”

　　“一般情况下专家号什么时候就挂完了？”

　　“6点45就开始了早挂完了。”

　　“最早的您看到的来排队的是几点钟？”

　　“最早来排队的得头天下午？”

　　“头一天下午几点呢？”

　　“四五点钟门口就开始排队了，就一直要持续到早上6点45。”

　　“经常都有这样的排队吗？”

　　“一般都是”

　　“谢谢谢谢”

　　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的这种现状，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强就曾多次表示： “我们的决心是每年要为群众办几件事，每年缓解一些看病难的问题，或者是减少一点群众的医疗费的负担，每年都能使群众收到一些实惠。”

　　经过多年酝酿，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终于出台。明确提出要在3年内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10年2月23日，国家卫生部等5部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公益性为核心，从九个方面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在这其中，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根据统计，仅仅在2009年一年，国家就投资200亿元，专项支持全国986个县级医院，3549所中心卫生院和115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

　　患者三：

　　“社区医院的一个宗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方便，更高的医疗水平，这样就可以分散大医院了。”

　　但从我目前的采访来看，社区医院这种分流病人的功能，在现实中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在北京潘家园社区，我就见到了这样一对盲人夫妇。由于自家周围没有社区医院，行动不便的的高祖耀老人每次打点滴，都只好求助相邻的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自己家上门服务。

　　高祖耀的妻子：“儿子说这个点滴救了我们，但是点滴我们怎么点滴点不了啊？不是劲松医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成什么样子了。”

　　因为早年硫酸烧伤，从去年开始，高祖耀老人便需要定期打点滴，否则便会高烧不止。由于自己居住的地方还没有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他们便只好一趟趟地跑到大医院。

　　高祖耀的妻子：“我们到医院太难了，两个都是盲人，眼睛看不见现在要不是通过担架抬，他是去不了的呀。”

　　最后实在没办法，他们便一家社区医院一家社区医院地找，恳求能够上门服务，但由于不属于本社区的服务范围，好多社区医院只好婉言拒绝。最后，只有劲松卫生服务中心答应了下来。

　　高祖耀的妻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一条就是说潘家园，能把卫生站建立起来，能上门服务我们不就不用给劲松医院添麻烦了吗？”

　　不光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总量不够，即使是现有的，其有关配套也急需加强： 在劲松社区农光东里卫生服务站，我了解到，这个小区有15000多人口，如果按照国家规定：这个服务站至少就应配置全科医师5人，护士5名，而现在这两个岗位只有6个人。这样的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基层社区医院对病人的分流功能。

　　“那您从专家的角度来讲，您觉得社区医院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技术，需要社区医院，全科医生的提高，我想应该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比如说什么样的政策，怎么能够让他们干得越多让他们也能够在经济上能提高，提高得越快，让他们也能晋升让他们能够见到他们有前途。”

　　老百姓对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寄予了厚望，但袁教授为我们揭开了其中存在的短板，老百姓愿不愿意留在社区看病，关键得让社区基层医院获得优质医疗资源，不仅有先进的设备，还能吸引医术精湛的医生。

　　温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坚持基本医疗的公益性方向，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疗费用，改善医患关系。今天我也专门采访了卫生部部长陈竺，听听他在缓解看病难方面的思路。

　　小丫：“有很多人说只要到大医院去看一下挂号的排队的队伍，就觉得看病难是一条很长的路，目前有没有说什么切实可行或者说是便捷的办法来缓解这个看病难的问题呢？”

　　陈竺：“现在我们在着重机制体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也在加强管理，这样把效率更好的发挥出来，比方说优化流程，优化就诊就医流程，适当延长门诊时间，预约门诊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些举措。然后大医院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住院的情况来看，我国现在大医院平均住院天数11天，但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缩短到5-7天，甚至还有更短的4点几天，也就是说技术含量最高的那一段时间是在大医院，但一旦诊断已经明确，治疗方案有了以后就可以转到下面的机构去，这样床位的周转率就大大提升。”

　　陈竺部长表示，2010年他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推进公立医院的试点改革，以此来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陈竺：“最近指导意见已经下发，每个省有1到2个试点城市，全国设立了16个试点城市，来推进工作，具体来说主要是三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完善服务体系，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农村像县医院要做为一个重点，医学中心要支持下级的医院，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而且在基层和大医院之间要形成一个双向转诊互相配合支持的格局。第二个方面就是创新机制体制，第三方面就是要怎么样来加强内部的绩效管理。”

　　小丫：“有没有一些保障的政策，让很多社区医疗中心它们也能有这样的财力去把大医院的名医请过来？”

　　陈竺：“政府办的，有的资金充足请名医坐堂，要求公立医院把优质资源下沉到社区，下沉到基层，公立医院要主动地派好的医生到下面。”

　　我们都知道，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即使财大气粗的美国推动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一波三折。如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今天我还采访了更多的两会代表和委员，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郭瑞民(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信阳市市长)：“在农村还是享受不到好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这一点上，我们去年搞了一些探索多方筹资建设了2825个标准化卫生室，集中对村医进行了培训，免费的。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全国人大代表韩召善：“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卫生保障制度要强化政府责任，逐步扭转政府卫生投入过低，居民个人负担过高的现状。”

　　全国政协委员王文彪：“目前就是在农村、牧区，这块的人口数量比较大，而且他们又居住很分散，所以我们的医疗成本是很大的，应该倡导工业进园区、商业进街区、农民进政区，这样能实现三区。我们就可以节约资源，集中精力、集中投资、集中人材来办好一个区域的医院。”

　　全国人大代表朱弟雄：“小医院实际看病并不难，主要是它的医疗设备医疗技术不够、不足，所以政府要加大对小医院的投入，大医院要带小医院。”

　　全国人大代表高德康：“只有把医疗(资源)大面积放到农村，使他们出家门口都可以小病在家门口看。这样的话，不要总是有一点小病都到(大)医院去，也减轻(大)医院的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孙工声：“地方政府应该集中更多财力去支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应该把它看成一种社会保障性这样一种特性来进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