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王珏磊
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月28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而在3月5日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教改,也成了两会代表热议的内容。本报记者走访了来京参加两会的各地教育界代表和委员,倾听他们对教改的见解。
教改纲要应把握教育本质
时代周报:作为国家级的指导文件,教改纲要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此次纲要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张圣坤:纲要应该说是比较前瞻的,目标是明确的,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纲要立意比过去高,但要真正实现,还是要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总的来讲,纲要制定得很成功,但我认为在细节方面还是要深化。其中有些提法我觉得还需要仔细推敲,比如宣布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真要宣布的话,并不是照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就行了,我认为要非常谨慎,做科学的考证,要有非常明确的想法。
俞敏洪:这是一个改良型纲要,不是革命性纲要,有很多本来就是中国教育应该做,也是已经在做的事情,现在只是用清晰的条文表述了一下。所有的想法在大方向上肯定不会错,尽管还是有一点偏保守,但这么大的一个教育体系的变动,不妨循序渐进。
蔡达峰:教改纲要从文本性质上来说,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东西,它不是实施细则。但既然是原则性的东西,必须抓住要害。我觉得纲要中理念的东西不少,但好像还没有体现出中国教育最新的、应该有的理念,对中国国情的关注还不能说是抓住了要害,对教育本质的把握还不够精到。
关于载体建设的内容偏重,对教育理念本质的表述流于空洞。国家的教育纲要应该在国家的层面上体现国民教育的要求,其中必然会包含针对当今社会国民素质的评价,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时代周报:怎样才能算是把握到了教育的本质?
蔡达峰:纲要应该对当今中国的国民素质有个评价,这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其实是培养公民的,公民教育的概念在纲要中体现得不清楚。公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培养合格的后代。因此它必须要对当今社会的公民素质作一个评价。比如,中国社会对年轻人影响不好的是什么,教育要注意克服的是什么,使得20年以后下一代的心灵更加纯洁。这是教育要承担的使命,像这种命题下的思考我觉得比较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纲要缺少了教育内涵的阐发,把内涵当作口号,没有按照内涵来制定发展的要求。我们的教育像是一种没文化的教育,素质成为口号,真正教的都是技能。
时代周报:提升国民素质应该是教育的根本目标。纲要是否有利于大力提升国民素质?
蔡达峰:纲要提出的教育方针,还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我们始终没把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句话作为素质要求来展开。国家这个共同体是在培养自己的后代,他们必须要懂得自己的民族,懂得历史到现在的传承,同时必须懂得世界。从这两点来说,教育必须从中小学到大学,不论是知识还是素质教育,都必须有一个有序的安排。这是保持人格的基础,中国教育最缺失的就是人格的教育。国民素质如果有偏差的话,教育是有责任的,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规划纲要中对国民教育的意图没有充分地展开。
给大学更多自主权
时代周报:高等教育的改革一向引人关注,此次教改纲要中,高教改革的亮点在哪里?
张圣坤:这次的教改纲要中,高教改革确有与以前不同的举措。比如按我的理解,会给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对高校来说,最大的自主权是财权,政府观念要转变,做好服务工作就行,不要干涉怎么用钱。我相信一些名校会为自己的声誉考虑,会很认真地讨论怎么用好,但小学校就难说,要管得严一点。对大学还是应该分类管理,给不一样的自主权。此外便是人事权,对教授的聘用,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教育部应赶快推出相应机制。
葛剑雄:对高等教育,纲要中的核心阐述是要给高校办学的自主权,目前自主权是政府授予的,因此政府办学的方针就很重要,能不能真正做到自主也取决于政府。
时代周报:大学的去行政化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去行政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高校应该怎样去行政化?
张圣坤:所谓行政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行政手段去干预教学科研,行政部门掌握着教学、科研的资源。要做到去行政化,就要建立现代化的大学管理模式。党委有党委的职责,而校长一定要是教育家。此外,要有一个非常高效的行政班子,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行政部门做好行政管理工作。另外,真正做到教授治学,让教授在教学、科研上有发言权。做到这几点的话,我认为现代大学管理模式就基本形成。
葛剑雄: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机构和行政职能,也不是去除大学的行政级别。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机构和权力膨胀,原因来自大学外部,即通过行政管理来领导大学,而且行政部门掌握了太多资源。要去除的是这些部分。
时代周报:在教改纲要中提到,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必须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对高校会形成什么样的挑战?
葛剑雄:要达到这样的毛入学率指标,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教育投入。纲要中提出教育投入要达到GDP的4%,财政部说困难很大。我认为财政部的说法是错的,如果纲要得以通过,并且用人大立法来保证,财政部应该无条件地执行。把蛋糕切那么大就可以了,哪来的困难呢?4%的组成部分要透明公开,并且对投入要有详细的清单,以便核查。此外,还要按时到账,不拖欠。这样的经费投入才是有效的。
蔡达峰:这两个指标还是相当鼓舞人的,提高幅度相当大。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话,增加这么多在校生,教师哪里来?按我的理解,师资必须同步提高。目前,我国的教师配置还是偏少的。但纲要里面没有提到教师规模。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师的指标才是建设的内容。教师必须经过培养,未来几年,我国将会出现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同时又是最年轻的教师群体,对大学教育形成严峻挑战。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高等教育还只是一个加强积累的过程,真正的发展可能还要在15年20年之后。
时代周报:增加教育投入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蔡达峰:财政投入是基础,缺少多少教师,首先取决于有配置多少人力资源的能力。对教师的待遇需要有个评估,从市场配置的角度考虑在人力资源上需要多少投入,来保证教师规模的扩大。同时还要考虑在校教师进修和能力提高的问题,考虑如何让教师专注于教育。
职教是人才环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时代周报:纲要也提到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其意义何在?
张圣坤:发展职教在我国现阶段是很重要的,这是整个人才环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制造业及其他的行业还是很需要实践型人才的,他们也会有创造发明。受职业教育并不是没出息,要引导建立这样的观念。此外,对一些职教学生还要有一定的经济补助。
葛剑雄:纲要中提到要将高考改革作为教改突破口,其实高考一直在改,要真正解决高考的问题,一方面要增加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要用职业教育等来实现分流。
时代周报: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也是纲要中引人关注的部分。有关阐述是否完善?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鲁善坤:把终身教育的概念写进规划纲要,我提过这样的建议,最终被采纳,我对纲要中的阐述很满意。大的框架是很好的,思路是可行的。终身教育体系只能说初步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教育界同仁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教育公平不是劫富济贫
时代周报:纲要中提出要给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并且将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民办教育是否有一个乐观的未来?
俞敏洪:我认为对民间力量办学还应该加大鼓励力度,纲要中也确实提出了这一点,关键不在于政策不对,而是执行的过程中变味了,甚至以各种理由不执行。比如纲要中提倡公立学校和民间力量合作办学,公立学校是应该有一些资源让民间力量共同使用,但操作起来可能会有偏差,所以还应该有细则出台。
据我观察,纲要的政策导向并没有超出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方向,当然进步是肯定有的,比如反复强调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同等地位、同等待遇。但我想,短期内民办教育的现状绝对不可能有很大的改观。
时代周报: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也是我国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还应作怎样的努力?
张圣坤:教育公平不能劫富济贫,只能填平低谷。好学校要鼓励它起带头羊的作用,让它良性发展。国家把有限的资源给差的学校,帮助他们填平差距。适当的人才流动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搞校长轮换,校长轮换只会让大家都趋于平庸。
中西部教育的落后现状,最终还是要通过区域的发展来带动。在现阶段,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财政投入加以扶持。国家现在有点钱,应该在人才资源上多花一点,这才是强国之本。把钱砸上去,一定要让中西部学校实实在在地拿到。
葛剑雄:教育公平的问题也关乎社会公平。现在城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就算教育公正,孩子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竞争。这是教改纲要没办法解决的,需要全社会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