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国祥：不知道。

　　记者：那政府怎么和你们讲呢？

　　段国祥：高尔夫来这个地方，对你们如何如何好。

　　景大林(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起带动龙头作用。

　　记者：怎么带动呢？

　　景大林：当时我们扎佐镇的镇长来征地做工作的时候说，你们以后可以在你们家门口卖盐葵花(籽)，做点小生意也能够维持生活。

　　解说：当时，修文县是一个贫困县，以农业生产为主，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和第三产业。与很多地区一样，修文县也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王雄飞，贵阳市修文县副县长。1995年高尔夫球场征地的时候，担任三元村所在乡镇扎佐镇副镇长，可以说，他既是当时征地手续的执行者，也是15年来三元村变迁的见证者。

　　记者：当时你们这些中层领导，对于招商引资的压力大吗？

　　王雄飞(修文县政府副县长)：大，很大。

　　就在：大到什么程度？

　　王雄飞：每一年都要求，包括到今天为止，年年上面都有指标的。

　　记者：当时招商引资主要的思路是什么？

　　王雄飞：当时我认为，只要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都尽可能引进来，实际上就像一个馒头，大家都想要，是不是？要来要去，要我理解，根本不搞招商引资，招来招去都在中国的地盘上，是不是？但是问题在于你不去招，人家招去了，人家的经济就比你好，发展比你快。

　　解说：当时，高尔夫度假中心是贵州省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能够落户修文这样一个贫困县，已经很不容易。三元村一组村民至今还记得，当时，高尔夫球场被有些领导描绘成一个大型的旅游、度假项目，充满美好的前景。可是，无论前景多么美好，招商引资多么重要，说到要征用农田，还是遭到了大部分村民的反对。

　　段国祥：我做农民(种地)半年，我都可以随便种来吃一年、吃两年。剩余的时间我都可以再去打点工，有点零花钱，如果(土地)给他征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出路，上外地打工，我没有技术，没有文化。

　　景大林：包括我们中国都有这样一句俗语“但存方寸地 留予子孙耕”，因为土地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活的、生存的资源。

　　解说：从当时修文县人民政府与高尔夫球场签订的投资合同可以看出，修文县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出面征用土地，办理相关的立项手续，最后把一块净地交给高尔夫球场。所以高尔夫球场并不直接与当地村民打交道，所有的征地事宜，都是修文县和扎佐镇政府在负责。

　　段国祥：推、用推土机推，推这个地，我们当时很心痛，我们村民在山上去，在田土去坐着、堵，堵了不让他们推。

　　景大林：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给你们看一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记者：什么通知？

　　景大林：就是强制性的通知书，你看这是通知书。

　　记者：这是发给农户的，就是1997年3月9日之前领取补偿费，不按时到者由此产生的差错你户自行负责。

　　解说：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的三元村一组村民，并不知道高尔夫球场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是，政府的通知一份比一份措辞强硬，村民们最后也只能服从。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可村民们还保留着这一份份通知书。

　　记者：你们每个村民没有签这个征地合同吗？

　　段国祥：没有签。只是这家好多钱，那家好多钱都发给你，喊着大家去签字。

　　记者：为了企业的一个项目，政府利用公权力这样一种强制的方式，通知村民的话，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行为？

　　王雄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个是一个法制进程的过程，我还是要强调背景，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作为当时，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你说谁又怎样怎样了的话，我还不认为哪个在这个过程中有私心，都是基于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解说： 三元村一组的村民，大多数家庭的土地都被完全征用。水田每亩4000元、旱地每亩2000元，这在当时的贵州省，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也是三元村村民在几番上访、协调之后，为自己争取来的最大程度的补偿。总数算下来，平均每个家庭少则1、2万，多则3、4万元，这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村民开始拿这些钱筹措盖房子。村民翟建国则用分到自己名下的几千元娶了媳妇。那一年，翟建国刚好25岁，年富力强。

　　记者：没有土地怎么来维持生活呢？

　　翟建国(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它在里面不是搞建设吗？

　　记者：你去做什么呢？

　　翟建国：修坝坎、挖泥巴。

　　记者：纯体力活。

　　翟建国：是，我们地方上的人在里面打工，工资最少，并且是最苦最累的活，曾经有一个里面的中上层干部说了一句话，我10块钱一天你还得给我做，甚至8块你还得给我做。他说这话也说明当时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土地，我们没有土地我们就是靠打工。

　　记者：你们不能够讲条件吗？

　　翟建国：讲条件他不要你。

　　解说：那是翟建国第一次去给别人打工，虽然干得不顺心，但毕竟收入要比种地好一些，所以坚持着干了下去。两年后，高尔夫球场建成了，有了围墙和保安，虽然仅一墙之隔，但是高尔夫球场已经离村民越来越远。

　　翟建国：这一块是我们的旱地，以前下面全是我们种水稻的，我家那一块，有几亩地都在那个地方。

　　记者：是现在那个房子那个地方吗？

　　翟建国：贴大理石那一块。

　　记者：都修成别墅了，其实从你这儿看高尔夫球场，挺好的这风景。

　　翟建国：但是看它不能当饭吃。

　　记者：现在你们那三元村一组多少村民呢？

　　段国祥：有300多人。

　　记者：那在这个高尔夫球场打工的这些村民，在你们一组能占到多少？

　　段国祥：在我们一组有二三十个。

　　记者：那其他的这些村民还要靠自己去谋生吗？

　　段国祥：全部在外地打工。

　　景大林：当时我们扎佐镇的镇长来占地做工作的时候说，你们以后可以在你们家门口卖盐葵花(籽)，做点小生意也能够维持生活，但现在我们看高尔夫是贵人、富豪人进去的，你根本卖什么东西无从谈起，进你都不能进去，你卖给谁。

　　记者：那道围墙是一个特别的一种障碍。

　　景大林：也是障碍，也是它的界限，外面的人要进去，你只有翻围墙。

　　解说：高尔夫球场建成后，很多三元村一组的村民就再也没有走进过那片被围墙圈起来，曾经属于村民们的土地。失去土地，村民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漂泊不定。翟建国一家四口，老母亲没有收入，孩子在上学，妻子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做打扫卫生、洗衣服等零活，每月500元左右的收入远不够家庭的开销，一家人的生活基本上是依靠翟建国跑运输来维持。

　　记者：跑运输赚钱吗？

　　翟建国：有时候一天拉个趟把活也就完事了，有时候几天没有一趟活。

　　记者：那等于说每个月的收入都很不稳定？

　　翟建国：没有稳定的，收入好的话可能挣到千八百块钱，还有时候几百块钱。

　　解说：虽然家境并不富裕，可是翟建国还是宁愿每月多花200元左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教学质量更好的镇小学。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可以走出这个山村，有更大的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