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贵友:公诉人说了一句话,你们农民每一年种土地时只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你们在高尔夫上班,每个月五六百块钱,拿这五六百和你们种田地相比,差距太大了,他反过来就说高尔夫给我们带来好处太大。
杨景兰:他说高尔夫是一种富人的运动,不是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出的场所,你进去你就是为了盗窃,你不是进去消费,你进去消费不起,你就是为了盗窃。
记者:这是检察官说的话吗?
杨景兰:对,我们很气愤。他们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对法律一点责任心也没有,他们有钱嘛,也是他们自己挣的。但是我觉得,但是从平等方面,他们应该是跟我们一样的。
记者:你们在公诉意见中也谈到了这个高尔夫球场建成之后,对当地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带动和影响。
吴玉霞:是。
记者:你们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段呢?
吴玉霞:其实审判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就是教育人,所有的村民应该以勤劳来获取财物,不应该以非法的这种行为。
记者:对本案有关吗?
吴玉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作为公诉人来讲,他应该有这个职责教育,教育公民。
记者:别人会不会认为有一些倾向性?
吴玉霞:我们是根据事实。
记者:您做过调查吗?
吴玉霞:那没有。
解说: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采纳公诉人的抗诉意见,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修文县法院重新审理。此后,修文县法院改判滕彩荣、段贵友等人无罪。之后,修文县检察院又第二次提起抗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宋庆松,负责审理了此案。
宋庆松(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就是说会员带球,在高尔夫买球以后,这个球就已经不属于高尔夫管理中心所有了,当这个球打出的时候,会员退场以后,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抛弃物。
记者:这个抛弃物的权属怎么来划分呢?
宋庆松:谁捡拾了球谁就具有所有权,这个案件还有它的特殊性。
记者:特殊在哪儿?
宋庆松:高尔夫里面有块林地,就是说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有一部分林地是三元村一组的,滕彩荣作为村民在里面捡球,就是说他没有社会危害性,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解说:2010年3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滕彩荣、段贵友等人被宣告无罪。
记者:你觉得滕彩荣这个案子是铁案吗?
刘城:滕彩荣这个案子,当初的时候我认为我没有办错,但法院现在判了,我也认法院的这个结果。
记者:那一个无罪的这样一个公民,在看守所关押了那么长时间,那付出的代价又该谁来承担呢?
刘城:这个就按照国家的相关赔偿。
记者:对于这样一个办错的案子,你内心一点点的这样的一种内疚或者是歉意都没有吗?
刘城:内疚和歉意,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吧。
记者:您现在还是用盗窃这个词,是吧?
吴玉霞: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但是至于说法院的判决,我们本身就是属于执法机关,那么我们也坚决执行。
王雄飞:改个无罪,所以现在好,现在你如果有空,你随时可以,到高尔夫高速公路收费的门口一筐一筐地在卖,搞不好现在去都在卖,没人敢管了,谁敢推定这个东西呢,人家无罪。
记者:你接受不了这个判决吗?
王雄飞:我接受不了。
解说: 15年中,三元村村民们与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积累中不断升级,原因更是错综复杂。如果在最初征地的时候,地方政府就能够重视农民失地后的生存安置问题,或许三元村与高尔夫球场的矛盾和冲突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难以解开。
记者:这些失地农民他们的生活保障,又该怎么来面对呢?
王雄飞:就是说除了其它的扶持以外,应该在我们国家的保障体制里,来思考它比如说民政、低保这一类的保障体制里头。
记者:但是它又到不了保障低保这样一个标准。
王雄飞:达不到要我理解,至少它还不属于比方说生存不下去这些群体。至于对它好的,更快的发展引导,这个是需要引导的。
记者:谁来应该尽这个责任呢?引导的责任。
王雄飞:我认为政府。
演播室:三元村的村民们和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因为林地的权属不清造成的。但是追根溯源,15年前如果当地政府不是因为急于发展经济、招商引资而违规征地的话,如果对农民失地后的就业生计多一些考虑的话,或许很多冲突就能够避免。尽管今天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和安置的法律已经越来越完善,但在大量项目征地上马的过程当中,发生在三元村和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纠葛仍然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典型样本。
采访人物
滕彩荣 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刘 城 修文县公安局三元派出所原所长
段国祥 修文县三元村一组组长
景大林 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段贵友 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王雄飞 修文县政府副县长
翟建国 修文县三元村一组村民
林子刚 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总经理
杨大飞 北京市嘉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景兰 滕彩荣的妻子
吴玉霞 修文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
宋庆松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