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文

　　随着网上信息公开程度越来越高，官员对于网络也越来越恐惧。人民论坛近日的调查显示，70%的网民认为中国官 员患有网络恐惧症，而宣传部门的官员和县委书记这两个群体最怕网络监督。

　　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的急速发展，催生出一个庞大的网民群体，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着我国的政治民主进程。网络 开启了传统公民参政议政的有限资源，更为公民行使监督权提供了便捷平台，积攒的民意顿时找到了“井喷”的出口，在近乎 “扒粪”般的网络监督中，一大批官员“意外落马”，更多的制度弊病被置于网民抨击的案台。

　　在这个用键盘发表观点、用鼠标拉紧神经的网络时代里，在“瞬间万里”的传播速度中，谁不小心，很可能就成了抢 眼的新闻，甚至成为舆论“同仇敌忾、口诛笔伐”的对象。比如“抓记者”，比如“官员别墅群”，比如“超豪华编制”，比 如“替谁说话”，比如“豪车事件”，比如“非正常死亡”，以往都可以“正常摆平”的“小事”，经网络张扬后却能掀起撼 动官帽的“惊涛大浪”，足以让现行的官员产生恐惧感，惟恐自己成为舆情事件中的“主角”。

　　这样的社会趋势，无疑让恪守传统的官员们感到“不适应”，甚至对于网络心生恐惧。其实，对网络的恐惧感首先来 源于官员为官的“不自信”。法治社会里，只要秉公执法、心无杂念、廉政为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又何惧网络监 督的“火眼金睛”呢？但是，一方面由于部分官员存在个人问题，面临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危机，自然排斥一切监督手段；更具 普遍性的还是多数官员并未“与时俱进”，无论是对手中的权力还是实践中的工作方式，无不遗留着封建传统的思维模式，当 这一切面临网民的检验时，由此产生的冲突势必让官员“手足无措”。

　　从某种角度看，官员对网络监督产生恐惧感是好事，说明这种监督起到了一定的效用，让官员们感到害怕和不适应， 从而对官员勤政廉政以及转变治理观念和方法产生强烈的倒逼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由此产生些许担忧：在引导舆情、应 对网络监督的气氛中，官员会不会变得更加善于“隐蔽”？例如“周久耕事件”后，有媒体就披露南京的官员忙着摘表弃烟， “在公众面前越来越注意自身形象了”。如果应对网络舆情的心思不是立足于吏治清明的根本，而是都花在“形象化妆”上， 那么这种监督之下的吏治则更加让人产生怀疑。

　　应当看到，日益开放化的网络破解了传统媒体的限制，在社会转型矛盾纠纷激化的背景中，民意“言塞湖”更易导致 网络舆情的升级。这对转型中国的制度变革而言是一个必经的阵痛过程，对于深入各种冲突漩涡中的各级官员而言，也是一个 必经的改变经历。面对日益汹涌的网络舆情，虽然一些官员已经开始改变以往听之任之或强蛮干预的传统，但受传统思维的影 响，仍然习惯于用封锁等手段对待网民诉求，不少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头脑中仍旧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观念主导，出事之 后依然企图“瞒天过海”，一逃了之。

　　如何将这种过程缩短，如何让官员尽早走出网络恐惧症，关键还是吏治改革。在舆情应对、危机处理的实践中，让官 员学会用对话化解对抗，及时消除隔阂与误解，学会以非暴力手段平息群体性事件，学会在信息公开透明中提升应对公信力， 学会利用网络寻求决策的可接受性，才能最终实现网络时代的官员素质转型，才能将和谐理念注入互联网政治当中，为中国的 民主政治进程做出一个积极正面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