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风波”引爆价值观之辩

　　1988年1月，深圳蛇口招商大厦9楼的一个普通会议室，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举行的一场不起眼的座谈会会在日后激起轩然大波，甚至直到今天也仍然不时被人们记起。

　　在这一年，蛇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400美元相当于一座现代港口工业城市。

　　1月13日晚上，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在招商大厦举行。出席座谈会的三位专家分别是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德育教授李燕杰、中央某部调研员曲啸(已去世)、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都是当时人气极旺的明星专家。

　　李燕杰他们和青年面对面座谈，并无中心话题。当时在场的彭顺生说，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先请三位专家谈谈来特区的观感，三位专家对蛇口以及青年给予了很高评价。

　　导火索是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说法。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的，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润很高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

　　蛇口一青年反驳：“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两天后，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领导，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他们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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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之辩仍在持续

　　在2010年两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炮轰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冠军周洋在得奖感言中“光说父母”，因此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教育。

　　于局长的发言立即被指为比较“雷”，引起全国“围观”。一个动辄扯虎皮做大旗，大打道德棍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周洋却在后来的发言中改了口，先感谢国家后感谢父母。

　　这让人不禁想起20多年前“蛇口风波”引起的全国轰动。

　　300字消息引来全国关注

　　蛇口是当时中国改革的试管。因此，蛇口风波经媒体报道立即引起全国关注。

　　座谈会半个月后的1月28日，一篇只有300字的稿件在蛇口通讯报见报，这篇题为《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的稿件全文仅说曲啸等人在蛇口和青年座谈时发生了争论，但仍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全国逾百家报纸转载了此稿，各地来稿也迅速多了起来。

　　3月28日、4月11日蛇口通讯报又分别发表了《现代观念和陈腐说教的一次激烈碰撞》、《我们和曲啸李燕杰还有哪些分歧》两篇文章。消息引起了人民日报记者的关注。

　　它引发了人们新的思考：在新形势下，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应该怎么做才更有效，怎样才能让新一代青年听进去？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才算正确？这当然不是坐而论道。1988年，改革进入关键时段，上半年，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逐渐热闹起来，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要与之适应的价值观。

　　而在“蛇口风波”之前，中国青年对人生价值观已经进行了好几次讨论。潘晓的“人生的道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的大讨论，事实上都是在这种背景下的思想突破的催化剂。

　　在“蛇口风波”后第7个月，人民日报以头版转二版的形式发表了7000字的《“蛇口风波”答问录》。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一场全国大讨论立即形成，全世界数百家报刊杂志介入争论。

　　袁庚要求绝不能以言治罪

　　8月27日，李燕杰等几位又以“北京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蛇口风波”报道群众来信来访情况综述》的材料，报送中央领导机关。材料说，“蛇口一些‘淘金者’的思想，实属不要党的领导，是绝对的自由人。发展下去，特区必然要走向邪路的。”

　　材料最后说：“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认为，对‘蛇口风波’有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包括新闻界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因为未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蛇口风波’的真相。对这些同志，他们完全予以谅解。但，确有少数人在有意歪曲事实，制造混乱，对这种人必须予以揭露。”

　　在《“蛇口风波”答问录》中，袁庚认为：“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我非常赞赏这句话—————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厉有为“股份制”论文起风波

　　1996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他在毕业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提出，为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

　　这篇文章是在对深圳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写成的。1993年，深圳出台了《职工内部持股条例》，鼓励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深圳原来19个镇全部实行股份合作制，这在全国是首创。中小型国有企业，不适合上市的，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普遍实行员工持股、技术入股。

　　但是这触碰了“公”与“私”的高压线，顿时掀起轩然大波。1997年上半年，一份批判厉有为的匿名小册子在北京传得沸沸扬扬。小册子称，这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后抛出的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紧接着，中国《资本论》研究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学会，上海社科院退休的领导等3个负责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告状，指名道姓地给厉有为罗织了20多条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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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文章未占上风

　　事情后来的发展表明，大批判文章的作者没能占上风。

　　1997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客厅里与厉有为谈话，专门讨论这篇文章。江泽民拿出文章复印件，上面好多页都作了批注，两人谈了40多分钟。临走时，江泽民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厉有为说，自己当时觉得非常温暖。

　　后来江泽民同志到广东视察，再次见到厉有为，还是鼓励他安心做好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

　　在党校毕业时，厉有为还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写了一封信，提出3条建议：一是要防止“左”；二是党校对学员的毕业论文应坚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原则；三是建议中央党校应成为重大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场所。

　　1997年9月11日，“十五大”召开前一天，国务院发展中心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对厉有为专访。专访文章刊登在“十五大代表访谈系列”的专栏里，说明厉有为不仅还是深圳市委书记，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十五大”代表。

　　这是厉有为在遭到批判之后，第一次公开回应。厉有为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坚持认为，那篇文章符合中央的精神。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中国经济时报》如果对时局心中无数，是不敢给厉有为这样一个反击的机会的。

　　在“十五大”闭幕那天，人们发现，厉有为并没有像批判者希望的那样，被撤消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而是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表明了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

　　一场风波也就烟消云散。

　　特区一度被指为“租界”

　　诞生之初，“特区”受到不少责难和非议，有人甚至攻击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租界”。

　　参与创办深圳特区的前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回忆，“到1982年初，‘寒流’滚滚南下，明枪暗箭，纷至沓来，对广东———尤其对经济特区的压力，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谷牧也回忆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何来争论和压力？

　　1980年元旦，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签订土地出租协议，建设方式为深圳出地，香港出资。香港商人刘天就嗅觉敏锐，东湖丽苑项目还没开工，108套房子就在香港一售而空。深圳的建设者小心翼翼，不敢叫地租，而叫土地使用费。

　　但这还是惹来了麻烦。有人公开抨击说，“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指责这种做法是旧中国“租界”的复辟。一时间，“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成为风口浪尖的话题。

　　1982年，深圳市继续出台一系列地方法规，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此时，中央针对广东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走私活动，深圳深陷其中。攻击更加甚嚣尘上，中央甚至专门下达白头文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显然针对深圳。

　　面对非议，广东省委和特区的建设者顶住了压力。1982年夏天，为了向中央说明实情，吴南生光着膀子写就了《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自己则因为急性心包炎住院。

　　这场关于特区性质的争论持续了4年之久。直到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一路上，他仔细观察，并不过多评论，行程快结束时才两次挥笔题字，“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才让特区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特区性质的争论仍在或多或少地延续。每次面对特区性质的争议，特区人都用更加耀眼的成绩作出反驳，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市场经济和特区制度的生命力。

　　《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震动

　　有传言，中兴、华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深圳本土企业的四大金刚将弃港赴沪！8年前，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震动了整个深圳，甚至引起全国上下对特区命运的思考。

　　彼时，深圳在与上海争夺金融龙头竞争中屡屡受挫，深交所停止发行新股。深圳某证券从业人员呙中校在网上的一番宏论点到了深圳的关节之处。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此时已经不再局限在几个特殊的区域。

　　谁抛弃了深圳？呙中校分析，深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尴尬局面的更深层次原因，问题在于国有经济改革迟缓、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治安环境日趋恶劣等。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媒体广泛报道下，《深圳，你被谁抛弃？》演变成一场特区“走向何处”的大讨论。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还亲自与他见面，展开对话。街头巷尾，每个深圳人更是争言城市命运，忧患之情前所未有。

　　特区如何特？这个巨大的问号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翌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深圳，明确表示，“今后深圳仍然可以作为新形势下改革的试验地、开放的窗口，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一些重要的改革还可以放在深圳来进行试验、进行试点”，意在鼓励深圳再出发，理清思路，重拾改革开放的信心。

　　特区该如何行动？2003年，深圳高调宣布进行行政三分试点，但后来搁浅。2004年，深圳终获批设立中小企业板，从那一年开始，深圳连年用一号文件强调“自主创新”。2007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求深圳“敢于叫板新加坡”……

　　“与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不同，现在的改革是主动进行的有预见性的改革，是可控型的改革。”有人对深圳的新一轮改革作如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