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
现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开始 职业新闻工作,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负责人,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三联生活周刊》(任执行主编 )。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总策划(1996~1998),《南方周末》报常务副主编(1998~2001) 。作品有《唐山大地震》、《海葬》、《留美幼童》(与胡劲草合作)。
1993年秋天,潘振平、宁成春和我作为“三联”的考察者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是我操 作新闻周刊的“蒙学课”之一,若干情景,恍然如昨。
封面故事:俄罗斯危机
有两名警察在莫斯科街头被杀。
我在刚刚入住的宾馆看电视,时差的原因,过了午夜仍未入睡。已经是10月3日了,是个星期六。俄罗斯发生了总 统与议长的激烈争议,CNN一直在直播莫斯科街头的骚乱。我看见了莫斯科电视台前聚集着对峙双方的支持者,大规模冲突 一触即发。布置三联书店的展台回来,晚上21∶52,我看到了开枪。
10月4日晨,我边看电视边记日记:
现在是巴黎时间5∶50,莫斯科时间7∶50,天已放明,大批坦克进城,卡车,燃烧的黑烟。坦克已经布置在白 宫前,有零星枪声。一个足球场。7∶52,路边停满卡车,有面包车开过。楼房沐浴着金色的霞光。坦克撞开了足球场边的 铁网。
当天晚上,我从电视里看见俄白宫大火。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被押上汽车。电视镜头重放坦克炮击白 宫。据称白宫内死500人。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支持叶利钦渡过危机。
10月7日,我在书展买到刚刚出版的德国周刊《明星》(《Stern》),封面故事为《叶利钦的苦胜》,报道 了前一天方结束的莫斯科危机,封面图片是愤怒挥拳的叶利钦和炮火硝烟里的俄罗斯国旗。报道中最新的内容(文字、图片) 是10月6日也就是一天前的。
我立刻想到我们的《三联生活周刊》。那时我们常常问,如果周四某地发生特大爆炸,我们周六上摊的刊物可能把这 一新闻做封面吗?那时封面做图很难很慢,杂志印出后还要留足“”干的时间。捧着《明星》,我叹服那种做新闻的状态。
无意中进了贝塔斯曼
我们去汉堡访问《明星》周刊。《明星》当年曾因刊登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而对全世界现丑。不过在1993年 的德国,它仍然是和《明镜》齐名的新闻周刊。
《明星》的办公地点,在一幢舰船式的建筑物内。我们和总编辑交谈,观看组版编辑的工作,参观资料库,还在职员 餐厅美美享用了一顿午餐。
他们的图片库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有满架的图片,分类细致;更有电脑管理的图片档案。而后者在当时 还是很时髦的。他们轻易地调出“北京”、“邓小平”等分类的摄影作品,不时把我的念头拉回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周刊资 料室”。
我们被领到放置历史资料的屋子,那里有创刊之初的老杂志。《明星》的总编辑告诉我们,“二战”后,汉堡由英军 占领。1948年,英军占领军司令发布一个通告,称谁愿意创办一份鼓吹民主的杂志,他就会批准出版。结果有一个年轻人 说,我愿意。那人于是当了《明星》的总编辑,一口气干了40年,在我们去德国的不久前才退休。
从一个深深的大抽屉里,现任总编辑抽出《明星》创刊号。非常的薄,纸张很黄(不知当年就这么黄还是变了色), 没有彩色,封面用了一幅木刻。他又抽出几期,说那时的杂志上有许多黄色的内容,随着读者日众,严肃的内容也渐次增多。
1993年的《明星》周刊,已经是一份有200多页的大刊物。无数期刊物的封面,被制作成小图,密密麻麻地布 满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大墙,真是壮观。老总编辑已经退隐乡间,在那里,他办了一个小博物馆。
《明星》的图片非常棒。我们在德国的日子里,他们有一期刊物的封面故事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孩子变成了神》 。封面金碧辉煌,是孩子的头像。说的是一个8岁的小活佛(即17世噶玛巴)的故事。他们使用了大量图片,据说曾派出一 支摄影队在西藏采访拍摄多日。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小活佛在玩遥控汽车。
在《明星》杂志同一座楼里,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份图片精美的杂志《GEO》,即德国《国家地理杂志》。我们背着 一堆精美的杂志和其他资料回到北京,仔细“判读”,才发现了那个了不得的名字:贝塔斯曼。原来那座舰船式建筑,竟是贝 塔斯曼的汉堡总部,那里有许多杂志,有出版社,还有电视台。出访前的案头做得还是不够,我们一心想着周刊周刊周刊,无 意中进了一趟传媒帝国。
龙应台和《三联生活周刊》
龙应台是沈公和董秀玉的朋友。行前董秀玉对我们说,在德国有什么困难,就去找龙应台。她会帮你们。
第一次见龙,是在书展展厅。她匆匆来去,我和她甚至都来不及互相介绍。说来丢人,我们要她帮的忙,是订回程机 票。所以我们后来又坐“S”列车(轻轨)去她住的远郊小镇“空堡”取票付账,我们好像拿出了500马克的大钞,让用惯 信用卡的龙十分好奇。而我则对她的好奇感到好奇。潘、宁先期离开德国后,我再去“空堡”,想和龙应台谈谈周刊。
“空堡”是“二战”后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美丽幽静。我下了列车,刚出小站,一辆红色轿车便无声地“滑行”到 身边。“安安,叫叔叔。”龙的台湾国语,“叔叔”发第三声。
这是个下午。据说和每一个下午差不多,龙应台要接送大儿子先去踢球,再去看电影;要从幼稚园接出小儿子,再陪 他到图书馆借书。然后是给孩子们做晚饭,不是两个,是四个,邻居家两个要例行加入。龙一直忙到晚上9点,开始命令三个 孩子就寝(邻家女孩也喜欢住这里,带了牙刷和睡衣来)。每一天,当小家伙们很快发出鼾声后,龙开始她的彻夜写作。
这晚,她和我谈周刊。她把一大堆《明星》抱到沙发旁,斟上两杯葡萄酒,开讲。我请她从杂志的编辑部人员名单讲 起,给我讲解栏目设置,讲解各类报道的比重,讲解定价,讲解夹在杂志中的广告,当然我最关心的是封面故事和社评。
记得当时,我对封面故事安排在杂志的哪个位置极感兴趣。我当时已经明白,国外的杂志都不会把封面故事放在最前 ,但什么是它的最佳位置?是不是要处在一个黄金分割线的部位(即刊物的约前1/3处)?在这道大菜的前面,应该放什么 样的内容?开胃酒?
龙应台详尽地解释一切。我看见许多封面在揭露黑幕,也有的封面故事是编辑部“制造”的,如由《明星》编辑部发 起全球性的对阿富汗难民的援助,事情做得很大,当然也成了杂志卖点。
我们谈到凌晨。早上,几乎没睡多久的龙应台开车送孩子上幼稚园、上学,而后要赶往慕尼黑开会(半天的火车车程 )。于是我也和她同行,在火车上继续讨论周刊。从“空堡”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到斯图加特。她还向我介绍了《明镜》 和《焦点》。后者是慕尼黑的一份创刊不久的周刊,很注重科学题材,设计也很新颖。我在斯图加特和龙道别。一是不得不下 车(次日要飞回国),二是我想看一看斯图加特,两个月前,王军霞刚在这里拿了万米世界冠军,我们刚刚以此为题材,在香 港做过一个模拟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许多年后,在《三联生活周刊》总编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如果要布满杂志封面小图 ,这应当是最早的一幅)。
那一天很冷。我独自徘徊在斯图加特街头,咀嚼着数日来的见闻,怀着憧憬,跃跃欲试。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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