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0我们与这个时代

　　◎朱伟

　　我从1995年8月起接手主编《三联生活周刊》，至今已经15年零两个月。与《三联生活周刊》的渊源，则要前推至1992年的春天。那时，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刚从香港三联回来不久，书店蜗居在外交部街一个宿舍院内的地下室里办公，进地下室要弯腰。记得那天是在与《读书》编辑部吴彬的闲聊中，问起三联有无可能办《生活》。吴彬让我去找老董聊聊。那时正是《人民文学》剥夺我工作权之际，闲得无聊。老董就让我做一份策划。策划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所在，农展馆南里10号楼马路的对面，大家或蹲或坐在路边议论的。参与者有《人民文学》的林谦、邹进、林大中、鲍学超等。议论后，由我执笔，写成了一份策划。那时的想法，是办一份文化与生活相结合的月刊，希望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与三联书店合作。

　　这份策划交老董后，曾组织过一次讨论。老董当时明确表示，三联书店不会考虑承包经营的方式，随后，策划也就被搁置而无下落。再后来，听说朱正琳与梁晓燕也在做策划。这期间，时任《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让我帮助召集新闻界一些活跃的朋友吃一次饭，他想在《读书》上开一个新栏目，每月对新闻热点做深度评述。吃饭地点定在新侨饭店，那次参与者，记得有钱刚、杨浪、杨平、陈西林等。老董参加了聚会。现在回想，那次聚会，对于《三联生活周刊》后来的创办，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沈先生在聚会后告诉我，老董说，这件事不该《读书》来做，应该《生活》来做。我猜想，老董正是在那次聚会中认定了——《生活》要做成新闻周刊，要大投入大产出，而钱刚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那时新闻界一批最活跃的新潮者的领袖。

　　这应该是《三联生活周刊》一段一般人所不知的前史。

　　然后，就听说老董拉来了投资，由钱刚开始正式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早期筹备的情况，我是时时听何志云谈起，他是我原来在《中国青年》工作时的同事。参与筹备的，除新闻界朋友，还有很活跃的晓蓉，她是《文艺报》的编辑。而协助钱刚筹备的陶泰忠，则是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曾是将他看做竞争对手的。

　　我清楚记得，钱刚正式招聘面试记者的那一天，我正在灯市口妇联大院里，帮杨浪的太太谢丽华编一本面对农村妇女的《农家女》杂志。自从1989年《东方纪事》停刊，《人民文学》又不让我发挥作用，我当时正想方设法想编一本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刊物。想编一本《艺术》，都组好了稿，最终还是因为没刊号而流产。1993年钱刚开始空转试运行时，我开始应老董之约，筹备《爱乐》的创刊。我是在《爱乐》创刊后，1994年的夏天，钱刚与陶泰忠已经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周刊第一次筹备失败后，才下决心离开《人民文学》到三联书店的。说实在的，离开《人民文学》的一个很大前提，是因为《生活》。进书店前，老董曾与我谈话说，进三联，在编好《爱乐》的基础上，要参与编《生活》。文化与新闻能有一个融合，一直是她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初衷。

　　我到三联书店后的这一年夏天，第二次到钱刚撤离后的净土胡同15号(钱刚在任时曾参观过)，参加一次时任执行主编朱学勤召集的研讨会。我记得很清楚，会议休息时，那两个门对门的原来是钱刚与陶泰忠的办公室，一间聚集着朱学勤与刘东、邓正来等一批学者；另一间聚集着杨浪与陈西林等一批新闻人；说话时彼此都关着门，烟雾缭绕。老董当时显然是希望朱学勤能与杨浪合作，但最终导致的却是朱学勤愤然离去——两种办刊理念其实是很难合二为一的。朱学勤走后，由杨浪独立地创刊，吕祥配合，老董当时显然又设想过让我与杨浪合作，但这个计划最终却没能实施。到了1995年夏天，杨浪以月刊方式连续正式出版4期《三联生活周刊》后，再一次夭折。随后，很快又有了新的投资方。我进《三联生活周刊》，似乎是从认识魏志强开始的。那时候，三联书店寄居在永定门外一家面粉厂的一栋简易楼上。我记得是在会议室里，由潘振平引进一个满脸诚恳笑意、瘦到走路都轻飘的魏志强。他是原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经济史硕士，潘振平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中午打桥牌的搭档。老潘告诉他，我就是朱伟，他就笑容可掬地和我握手。我随后也就知道了，他从此就代表国利阜康公司，专门负责新《三联生活周刊》的经营。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正式上任是1995年8月。上任前，老董告诉我，杨浪的班子里留下来的方向明，会全力帮助我。她说，方向明这个人既懂经济，又有新闻敏感、新闻理想，你们能很好地合作的。我于是约方向明见面，在我亚运村的家里。他一袭黑衣，烟一支接一支，抽得很凶，目光在眼镜后有时稍有沉疑，但一直豪爽地表示，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会两肋插刀。他事后曾多次抱怨：这个朱伟，初次见面就是清茶一杯，连饭都舍不得请我吃一顿！

　　于是，我们就重新在净土胡同里开张。潘振平与我门对门，也就是原来钱刚/陶泰忠、朱学勤/杨浪的那两间办公室。老潘负责代表三联书店与国康公司的所有接洽，国康公司负责所有的经营，我只负责编辑工作，但对每个月8万元的编辑费有支配权。编辑部当时只有原来留下的方向明、苗炜、王锋、刘君梅、张晓莉、钦铮、高媛7人。我带到编辑部的舒可文、阎琦、兴安、何绍伟、刘怀昭，加上我，7对6，总数13人。何绍伟后来很快去央视了，胡泳又加入，仍是13人。我最初的架构，是将周刊分为社会、经济、文化与国外四部分，方向明管经济，舒可文管文化，兴安管社会，刘怀昭管国外，胡泳管经济与国外，阎琦管编辑流程。

　　编辑部紧锣密鼓，筹备在年底前恢复出刊。当时还有一个策划班子，成员包括汪晖、黄平、黄速建及李陀，刚开始还有在《北京青年报》工作的黄利，是她介绍刘怀昭来周刊的。而经营者可能是把周刊当做“摇钱树”的，对一本周刊在创刊时需要走过的艰辛长度显然缺少思想准备。

　　我一直说，《三联生活周刊》创刊成功的最大功臣，应该是方向明。如果把1995至2000年看做创刊的第一阶段，这6年一共120个封面故事中，方向明一人做了30多个，而且许多重要有影响力的封面，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用钢笔写下来的。正是他一个接一个在我的“威逼利诱”下，一次又一次整夜整夜地抽烟、熬夜写下的封面故事，才为周刊初创硬是闯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草莽之路！这个阶段，方向明加上胡泳、邢海洋，决定了周刊初创以经济报道为最强。文化方面，因为一恢复出刊，我就约娜斯在纽约作为特约撰稿人，依仗着她当时不断发回在纽约的独特见解，舒可文、刘怀昭加上新颖的文化话题，保证了初创时这本刊物与经济对等的文化容量。而社会，一开始因为都是兴安找周边朋友约的稿，显得最弱。

　　那是一个怎样的艰难时代呵！我一直以为，《三联生活周刊》的模式不可复制，是因为它以极低的成本起步。我们创业时，只有十来台老掉牙、从钱刚时代遗留下来的386电脑，两三部电话机。那时候，魏志强没有想到，刊物印出来后，会没有拆封就被完整地退刊回来，广告没有，发行也发不出去。在最艰难的时候，潘振平是我身后最稳固的一堵墙。他是我全部的后勤支持，我“提着鞭子”，逼迫着这个团队超越个人能力出优质稿件，他在我身后做安抚工作，再加上后期的流程监制。我们经常一起加班到深夜，到胡同里的小馆子欢聚一下，就算是最大的乐趣了，到凌晨，再各自散去回家。

　　这个阶段。一个关键性时间是1997年底，在每年仅100万元的编辑费无以再维系编辑部发展时，我向国康公司提出，要不就将编辑费提高50万元，要不就由我自己来负责经营，反过来给你们交钱。结果是，国康公司移交了经营权，这也就逼迫着我既管编辑又管经营。编辑经营一体的代价是，我得了胃溃疡，几次疼到死去活来，那完全是因为紧张所致。好处是，竟把两者关系理顺了。等我学会经营时，这一年底，《三联生活周刊》竟奇迹般解决了亏损，它的印刷也终于从原来山东的一家小厂挪到了大名鼎鼎的利丰雅高——周刊终于生存下来了。

　　我一直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周刊的老人要是都不离开，那该多么人才济济？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一方面，人各有志，这个时代对各种各样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刚开始，周刊的老人们无一例外，遇到的都是出国问题——刘怀昭出国，王锋出国，邢海洋出国，胡泳出国。然后，是争取自己更大天地的召唤——方向明决心自己去创办《竞争力》了，吕祥拉阎琦去办《科学世界》了。当然，恋家的转一圈，可能又回来了，比如邢海洋、蔡伟、阎琦、李伟。苗炜与鲁伊也走过，走了，又回来了。也有的走了，就再没回来，比如王锋、高昱、王珲、吴晓东。走的人中，也有的是因为新旧更新。刊物与人总是要更新的，不更新，人和刊物都会老，有些人不能接受更新，走了之后，就会感觉遗憾。

　　《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从半月刊转为真正的周刊，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老董的决心。半月刊变周刊，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运作程序。这是因为，直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都是在对20天前发生的新闻做文化评述，传媒界承认它的思想生产力，却不承认它的独家采访能力。确定变周刊，我记得是老董在韬奋图书中心的咖啡馆对我说：“如果现在不变周刊，以后会越来越被动。”是她鼓荡了我的决心。如何变周刊？当时有人建议以两套班子轮换操作，但我说，要改，就一次到位，坚决按一周的流程。也就是，每周二定选题，下周二发排到印刷厂，印刷厂严格24小时印刷周期，周三开始在全国各地上市。

　　变周刊究竟需要多少编辑记者？按钱刚他们当年的设计，是78人的编制。可我以为，我们应该坚持走精兵强将的道路，所以，2001年转周刊时，编辑部加上发行，总数只有34人。直到今天，编辑部人数也没有达到钱刚当年设计的78人。编辑部加发行部再加多媒体发展部，总数100人。正因为坚持了人员精干，才保证了《三联生活周刊》自2005年至今，每年人均20万元以上的利润率。

　　从月刊变周刊，不仅节奏要变，更重要的是要对一个做半月刊/月刊的团队做脱胎换骨的改造。我认定以人来带刊物的原则，在确定要改周刊前，就选定了李鸿谷。选他的原因，不仅因为他1997年曾给周刊做过一个封面故事，更因为我曾在武汉与他面谈过两次，知道他有许多做新闻的抱负与理想。他曾给我一份他对办报设想的几万字论文，这份论文使我想到了80年代我自己做《东方纪事》时，那种想要撑开一片施展自己天地的渴望，我认定他是一个可为理想躬身前行、不计得失的人。在我看来，没有理想、讲究得失的人，终在算计中，难成大事。

　　李鸿谷到周刊后，我专门为他腾出地盘，让他管社会部，高昱从社会部转去管经济，吴晓东管国际。刚到周刊，李鸿谷是个边缘人，我称他为“外省青年”。他进周刊做的第一个封面故事，是到浙江温岭去调查黑社会，然后又去做泸州“少年黑帮”，做“新生代毒枭”，似乎与黑帮、毒贩摽上了，很令当时周刊一些老人不屑，似乎还远没金焱更显出色——金焱当时独身深夜去采访石家庄爆炸案，又轻易突破了刚破了张君案的时任重庆公安局长文强，做了《对手张君》。李鸿谷做黑帮、毒贩时，高昱一直在做他对城市思考的宏大叙事，这个系列从洛阳做到沈阳，从沈阳做到汕头。高昱与吴晓东当时对李鸿谷，显然是一种要一决高下的态势。在激烈的竞争氛围下，“9·11”发生了。我一直说，是“9·11”推动周刊完成了应急反应能力。“9·11”发生后，我们只用了大约12小时，就编出了一本《星条旗落下》。紧接着，从《丧钟为谁而鸣》一直到《生化惊栗？》，一共连续做了5期，彻底完成了《三联生活周刊》从半月刊转周刊的社会认可。

　　“9·11”，应该说给了李鸿谷一种压力、也给了他一种机会。“9·11”利用外刊报道的过程，他一直游离在外，这恰恰给他腾出了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能去突破《贪官李纪周》，使他所追求的密集采访、细节追踪有了足够的时间成本去实现。由此，《贪官李纪周》在“9·11”热点过去后，就成为《三联生活周刊》转周刊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封面，它的模本展示，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正是《三联生活周刊》未来所要追求的一种新的方向。许多事情可能都在于机遇——以此，李鸿谷也就开始改变了他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被动位置。《三联生活周刊》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位：谁能写出有影响力的文章，谁就牛，大家就服谁。唯稿件论英雄。

　　应该说，《贪官李纪周》在2001年11月获取影响力后，李鸿谷是紧紧抓住了机会，很快于2002年1月突破了《广西贪官网》；5月又带领金焱、朱文轶突破了李真；7月更深入到《河北贪官权力场》。2002年的4月，他还实现了我本以为不可能的对青基会采访的突破。此时，编辑部的天平就出现了倾斜。

　　周刊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更多热点新闻的动态及时展现，还是更多静下来的思考与讨论？这在2001年是有过争论的。我记得，编辑部骨干曾专门开过两次会，在争论中，我是坚决站在李鸿谷这一边的。我始终觉得，对于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而言，记者的采访突破能力是第一位的——记者若不能突破到现场，通过独立的采访发现来思考，就可能以观点找材料，以资料做文章，最终难以完成独家有力的叙述，也难产生真正的影响力。李鸿谷是强调采访量、采访所得信息决定一切的。他要求他的社会部记者，一篇两页的稿件要采访到10个采访对象，这能彻底改变《三联生活周刊》原来在采访能力上的弱势，从内心说，我是希望他能给整个编辑部带来这样的改变的。李鸿谷确实也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得他与他的团队所完成的封面越来越具竞争力。2002年4月，韩国釜山空难，新记者李菁在周刊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出国采访的突破；10月，她又再次完成对巴厘岛恐怖爆炸的出国采访突破。到年底，由社会部主导《三联生活周刊》，已经不再被大家所怀疑了。

　　关于这一段时间的道路选择，现在回头看，我仍然坚信这取舍是正确——如果没有这样的选择，《三联生活周刊》就不会有一支敢于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突破的采访队伍，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优秀记者的出现。没有独家采访能力的刊物，怎么可能成为大刊呢？

　　我习惯于将1995至2000年看做周刊创业的第一阶段，2001至2004年看做周刊积累的第二阶段，2005年以后看做周刊真正开始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中，现在回头看，2003～2004年，可能是《三联生活周刊》历史上的焦灼期。这个阶段，老董退休，三联书店新领导上任，《三联生活周刊》于2003年4月从原办公地安贞大厦搬回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对周刊原来的管理方式改变了，刊物的管束加强了，致使一批老人先后离开。这两年，SARS期间是非常被动地应对，然后开始转向一些边缘性的选题，广告与发行都在原点上徘徊。如果不能突破瓶颈，即使到了这个阶段，周刊实际仍有夭折的危险。

　　真正开始闯出困境，是2005年。闯出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三联书店回归了放手让周刊按自己方向去发展的宽松管理；另一方面是，我们又完成了一次从传统新闻周刊向综合性周刊的转型。2004年末，周刊其实面临过一次究竟做多本还是做一本突破的路径选择。老董是多次建议我，应该尽快分做子刊的，她的意见是，周刊已有一批骨干成长起来，应该分出多本子刊，给他们以发展的空间。但我看到，众多的传媒集团，人力恰恰被众多的子刊而分散，在人力资本不足的前提下，多刊反而会成为对主刊的拖累。于是，我就说，我们还是集中资源，就做好这一本，却可以将各子刊的形态都集中到这本母刊中来。这就有了增加篇幅，把《三联生活周刊》变成综合性周刊的想法。从传统新闻性周刊转为综合性周刊，也是看到了越来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对传统新闻性周刊的影响——既然互联网降低了新闻消费的台阶，使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不能满足于对新闻的消费了，那我们就把理财、消费、收藏、旅游、健康、美食，这些实用的内容都增加进周刊，使周刊变得更杂更丰满，使读者在其中有更多的选择性。

　　综合性周刊要完成的是“杂”与“志”之间的关系。我一直以为，做杂志就是在“杂”与“志”之间求最大值的一个过程。杂志不杂就无吸引力，但杂而无志，会一盘散沙。“杂”与“志”，是主菜与拼盘的关系，“志”一定要足够强，围绕它的“杂”才能被凝聚。要满足这样的条件，既要有一支在关键题材实现上能体现强悍的队伍，又要有一支能体现出趣味、风格各异的队伍。好在从2001～2005年，我们用了5年时间，已经完成了这样两支队伍的建设。2005年以后，《三联生活周刊》其实走上的是不断拓展新的信息传播类型的道路——2005年时逢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我们做了一个重访历史细节系列，累计5期，用了334页篇幅；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我们又做了一个考察文化地理的系列，又累计5期，用了307页篇幅；2008年抗震救灾，累计4期，用了329页篇幅，这都是使重点报道的能力激发到最强。另一方面，调度各种不同趣味，又构成了围绕封面专题的大大小小近40个，足以让不同读者可根据自己不同口味去挑选的栏目。

　　这样的“杂”与“志”相辅相成后，杂志的传播能力自然是上了一大台阶。记得2005年我们转型时，曾有新闻周刊的同行认为，我们这样做，正好给他们让出了市场空间。但事实是，传统新闻周刊的市场的确在萎缩，而我们恰因为这一次调整，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真正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刊物面貌是需要不断调整变化的，这不仅因为读者会有不断更新的需求，争取新读者也需要不断更新。而且，对于编辑部而言，也需要通过调整来刺激新的创造力。无论是谁，一旦被惰性俘获，他就会停止对追求的希冀。

　　15年，三个阶段，600期。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个15年呢？

　　这15年，前3年，不断亏损，第三年底扭转亏损，开始偿还拖欠债务。第六年盈利了，第七年起改周刊，加大投入，又亏损。但因为控制了成本，第八年又转为盈利，第九年起扩大盈利，到第十一年起，才开始进入较大喜悦的连续、持久发展。从2005至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连续5年做到了每年广告量增长超过15%、发行量增长超过20%、利润增长超过20%、人均年利润超过20万元的经营指标。这5年之后，实际上，2009年底，我们已经意识到，又到了一个需要检讨自己、重新更新自己的阶段。办杂志就是这样，不成长，不竞争，就会面临衰老、兄弟刊物就会追赶上来，你就会面临淘汰、死亡。我们面对的传媒环境正在变化，面对的读者需求也正在变化，所以，《三联生活周刊》的600期必须酝酿新的变化——为了它能持久地不断地进步的目标，为了不辜负这15年来，有那么多人为它付出的代价与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