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漆漆的、竖起来的车厢里，只有抓着观景窗边的不锈钢扶手，一节节地爬、爬、爬……大约13分钟，终于爬完了像深井一样的20米……”

　　从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福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记者刘洪涛(微博)的手机几乎一直“正在通话中”。此时，在温州南执行采访任务的他，也在被众多媒体采访着。因为，灾难来袭时，他的身份不仅是一名记者，也是D301次列车上的一名乘客。

　　脱轨、坠桥，恐惧、绝望，命悬一线、死里逃生，刘洪涛与6节“特殊”的车厢上的乘客一道，经历了那场也许永生难忘的惊心动魄。

　　“我就在竖起来的那节车厢里”

　　观察事故现场的那幅新闻图片，有一节车厢似乎格外醒目：它高高竖起、悬在桥架与地面之间，它就是D301次列车的四号车厢。

　　“我就在竖起来的那节车厢里。”刘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道出了他当时的处境。

　　7月23日晚，当D301一步步接近D3115时，刘洪涛正在行驶的D301四号车厢的软包里睡觉。他不会想到，短短十几秒钟后，身边的世界就会天翻地覆，水平的车厢会高高竖起，变成一口“深井”。

　　突然，剧烈地碰撞和颠簸一下子袭来，让他从梦中惊醒。

　　这是一阵连续不断地、紧密地颠簸，刘洪涛感到身下的每一个轮子，都咯噔、咯噔地发出巨响，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像是要跳起来往外砸、往外蹦。“列车发出很快的‘咣！咣！咣！’的声音，太强烈了。我却感觉还在前进，像骑木马一样颠簸着前进。”

　　下一瞬间，惊醒的刘洪涛发现自己已经从铺位上“躺”到了墙上。他知道的是，出事了。火车有扭动和翻转，终于“停稳”后，四下漆黑一片。

　　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D301前三节车厢都已从高架桥坠落，横在了二三十米“落差”的地上。第五节车厢以后部分仍留在高架桥上，而“连”在它们中间的，正是自己乘坐的四号车厢。

　　第一反应是给老婆打个电话

　　和地球上大多数人一样，从来没有遇到过火车脱轨、坠桥的刘洪涛，第一反应是恐惧、茫然与无助。

　　“惊醒的一刹那，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未知，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这样告诉记者，口气平和，但遥远，也许因为，其中隔了生死那么远的距离。

　　孤独加剧了他的恐惧。

　　刘洪涛当时坐的是软包间，一个小包间有两个下铺，被分别卖给6个人，当坐票用。但在灾难来袭时，其他乘客在前面的站都已经下车了，刘洪涛是彻底的孤身一人。

　　“密闭的环境，狭小的空间，我独处一室，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情景，不知道能不能出去，甚至不知道列车还会不会二次倾覆，我不敢轻易移动。”

　　所有的未知加在一起，刘洪涛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无助。稍微安静下来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在黑暗中给妻子打个电话。

　　“我希望，至少我能给家人留下一句话。”事后想起来，这就是他第一反应的全部动机。

　　此时的刘洪涛，还不确定自己刚刚经历了一次火车坠桥。

　　刘洪涛后来回忆，那段可能成为他的“遗言”的第一句话是：“老婆，火车可能翻了。”

　　第二句是：“你不要担心，我现在先看看能不能出去，等会儿，我再和你联系。”

　　挂断。

　　“虽然我听到，接到我的电话后她很着急，甚至快崩溃了，但是我不想善意地欺骗她：‘老婆我爱你，没事，好好睡吧。’”他坦承，“可能这就是我的性格吧，作为丈夫，我想最起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她一句真话。”

　　跑！跑出去！可怎么跑？

　　刘洪涛打电话给妻子的时候，看了一下时间，夜里8时45分。

　　恐惧稍稍平复，然后，他本能地想到了求生。跑！跑出去！上面下面全是乘客的询问、呼救。

　　但是，一口竖起来有如深井的车厢，怎么跑？

　　此时的刘洪涛还躺在软包里，不敢动。“总共就是个四方形的密闭空间，无非是躺在哪一边墙上的问题。”回忆当时的惊险，他终于可以带上一丝黑色幽默。

　　但回到7月23日晚上，他的第一道生死关卡，却是独自举起那个“四方形的密闭空间”的门，爬到走廊里去。

　　然而，车厢竖起来后，本来就很重的软包车门，变得必须用力往上推，才推得开。“没有任何人帮你的话，谁来给你推门？我如果要推着门，上半身出来的话，很可能半截会被中途落下的车门挤住，把自己挤死。”

　　但为了求生，刘洪涛必须冷静。他为自己制订了第一步计划：先找着鞋。

　　用手机照亮，他穿上了鞋，然后把行李规整好，电脑、证件和手机都带着。“随身携带的几件行李很珍贵，比如我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我前两年学习的所有积累。”

　　然后，他把一只双肩背的、装得满满的大书包，卡在了软包门中间，把门撑住，自己就从这个撑起的缝隙里，慢慢爬到走廊上。“让包为我牺牲一下，然后再把包拽出来。”他当时这样想。

　　但当刘洪涛再拽包时，发现装得满满的双肩包，已经在软包门的重压下，再也拽不出来了。“压力太大了，我在往下滑，一边拽，一边滑。再滑，就够不着了！”

　　旁边一位同车厢的大哥奇怪了，冲着刘洪涛喊：“现在还想什么行李不行李，快逃命吧！”

　　“这包行李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托我带回他家的东西。”告诉记者这句话时，他口气有些停顿，“这并不是我的东西，拽不出来了就没法给朋友一个交代。”

　　但当时情况危急，没有办法，他只有舍包而去。

　　踏上地面共用了13分钟

　　到了走廊，另一个关卡横在刘洪涛面前：没有地面！在一口深井里，没有支撑物，怎么爬才能不“坠落”？哪里是出口？“人不是壁虎。”他认真地告诉记者，当时，火车走廊观景窗户边的不锈钢扶手，成了他们的生命通道。

　　“就是那种横的、一节一节的、短短的扶手，同样的高度，正常时是一道断断续续的、水平的线，竖过来，就是垂直的线。”当时的刘洪涛，和车厢里的其他乘客一起，抓着一节节的生命通道，一寸寸地往下滑。“滑到根上，再抓下一节。”

　　就这样滑了多久？自称“对数字不敏感”的刘洪涛，想了一下，说将近20米，是有的。

　　接下来，是最后一道关卡：找不到门！

　　四号车厢坠桥时，车门已走不通了，乘客开始敲碎玻璃自救。“有一位冷静的乘客，希望把玻璃砸烂，给大家找条路。但是玻璃太坚硬了，双层玻璃，用很大的劲才能敲碎里面一层，外面敲不碎。”

　　此路不通。

　　临近绝望时，乘客们发现，另有一道门！“我们后来发现，竖着的车厢已经断开，有一个裂缝，夹角处的一个口子可以爬出去。”刘洪涛发现，在一片漆黑中爬到最后，“已经分不清是车厢的口子还是连接处的口子了，只知道，爬到地上就可以匍匐爬出来了。”

　　惊心动魄后，当刘洪涛终于踏上地面时，手机显示8时58分。

　　从给妻子打电话，到完全脱离危险，他用了13分钟。“有一些敲碎的玻璃碴划出的轻微擦伤，还有下到地面时，裤腿、鞋、包上沾了很多泥。其他的，还好。”

　　“其实，人是很坚强的，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柱。”讲完整个过程后，他说。

　　“如果没有那位牺牲的司机，可能脱轨的不止这几节”

　　当刘洪涛乘坐的D301撞上D3115的一刹那，据后来他采访的一位旅客说，当时时速表显示的速度是212公里/小时。

　　“事故发生时，没有乘务员或列车工作人员的救援吗？”记者问。

　　“乘务员，我没找到。但大家都是受难者，乘务员也是。”亲历过事故全程的刘洪涛，平静地说，“司机已经牺牲了。当时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列车员了。”

　　回忆当时的情景，刘洪涛对那名牺牲的D301司机，更多的是理解与感恩。

　　“每小时212公里撞上前方，你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他反问，“在这一刹那，司机进行了很及时地、猛烈地刹车，如果没有那个紧急制动的话，可能不光我们这节车厢，后面很多车厢的旅客，也不可能活着出来。”

　　“司机当时死得那么惨，制动闸穿过他的胸部，当场死亡。”他最后告诉记者，“我觉得当时列车上幸存下来的乘客，应该感激这位优秀的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