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尊严缺失状况审视

　　作者：人民论坛记者 刘 建

　　如果基层干部没有尊严、没有权威，如何让群众信服，怎能处理好基层错综复杂的矛盾，又怎么解决基层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基层干部应当享有应得的尊严

　　基层干部身处执政一线，他们是中国复杂国情的“亲历者”。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任务不仅多，而且难度大，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面临诸多挑战。而最终各项改革任务要靠基层干部去落实，各种发展目标要靠基层干部去实现，基层干部还要想方设法满足群众日渐多元的利益诉求。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基层干部面对的都是实际问题，省、市、县三级政府都可以用文件落实文件，但所有文件到了基层干部这里，都要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去落实，这更要求基层干部应当享有与工作内容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如果基层干部没有尊严、没有权威，如何让群众信服，怎能处理好基层错综复杂的矛盾，又怎么解决基层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工作重心在基层，无论怎样强调基层干部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但现实中，基层干部普遍面临权威丧失、尊严缺失等问题，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从小处着眼，基层干部尊严缺失导致其工作难度加大，许多政策难以落实，许多工作无法展开。但更为根本的是，基层干部形象长期被污名化，极易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而解决问题，首先要摸清基层的真实生态。为此人民论坛通过采访调研梳理出了基层干部尊严缺失的几大困境。

　　基层干部尊严缺失的实际状况

　　一，不被群众理解，甚至受到群众非议。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上落实得不好。”很多基层干部认为这句话很值得商榷，他们权力最小，掌握的资源最少，能够动用的手段极为有限，却要为所有政策落实不力负责很不公平。一位乡镇干部反映，“出台一个好的政策不仅不难，而且应当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要把好政策落实好，绝不是出台文件，然后层层落实文件那么简单，这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

　　群众的维权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很多人认为，政府为百姓服务理所应当，而某些事情做不好，群众就要责问干部。甚至居民生活遇到各种不如意，基层干部就经常被当成出气筒。一位副镇长向人民论坛记者说道，“现在是上级、群众都指责我们工作没干好，老婆孩子又说我不顾家，想起这些就让人感觉没尊严。”

　　二，责大权小、事多钱少没尊严。近年来，取消农业税、乡财县管等政策的实施，使得乡镇财权急剧减少，大多数乡镇只有靠上级的转移支付才能顺利运转。而许多地方将“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与一票否决联系起来，一位乡镇干部向人民论坛记者表示，“这让许多基层干部有为了得到转移支付而不得不完成任务的感觉，这当然会使基层干部感到没尊严。”除此之外，乡镇搞发展也面临很多制约，为了获取资金支持，乡镇干部不得不看很多部门的脸色，而许多部门故意制造困难、吃拿卡要。一位基层干部说，“我们办这些事又不是为了自己，如果这些部门不改变工作作风，那么就不仅仅是伤害我们尊严的事了，这会让我们失去为基层干事创业的动力。”

　　中部某省一乡党委书记向人民论坛记者说，他要签订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等许多责任状，哪一项落实不好都要被一票否决，“感觉自己疲于应付各种上级布置的任务，领导说啥就要干啥，没有商量的余地，落实不好还要挨批评。”

　　一些基层干部还向人民论坛记者反映：上级交待的任务不仅多，而且很多时候上级的要求未必合理。有些要求任务重，时间却很紧。有些要求不考虑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却要求一刀切。除了任务的艰难繁重，许多基层干部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级只给任务不提供经费保障。更要命的是，一旦出了事，基层干部往往要背黑锅，这样的角色很难让人感到有尊严。

　　三，到条条部门办事太难。一位乡镇干部说， “我宁愿到县里哪个局当虚职，也不想在乡镇当实职。乡镇里再大的干部也只有落实的份，而县里某个局随随便便就发号施令”。某县组织部副部长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来，往乡里调派干部越来越难，很多人不愿到乡里工作，与之相反，乡里干部请求调回县里的越来越多，而据我了解，这不是我们县独有的情况。”

　　四，工作辛苦、待遇微薄、升迁无望。乡镇发展空间小、工资待遇低，使很多基层干部产生了较重的自卑感。一位基层干部说，“如果我们工作清闲，那么工资拿得少也无可厚非。可大家都知道，我们干的工作最多，可偏偏挣得最少，这让我们感觉很没尊严。”许多基层干部坦言，一辈子只能处在官员序列最底层，承受最大的压力，这让他们感到很不公平。

　　五，维稳任务让基层干部尤其感到没尊严。乡镇干部普遍向人民论坛记者反映：现在维稳任务太多，上级领导说维稳是硬任务，对于上访群众要“谁家的孩子谁领回”，可以说信访是上级最为看重的一票否决指标，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都耗费在了维稳上。然而很多问题不是乡镇一级能解决得了的，为了“零上访”的指标，有时候只能是硬着头皮上，想办法去围追劝阻上访者，一位负责信访的乡镇干部说：“一方面有上面的硬任务，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怨气，我们是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尊严何在？”

　　六，屡屡成为媒体关注的负面焦点。有乡镇干部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说，“看现在的新闻报道好像我们基层干部的形象就是本事不大、脾气很大，就是慵懒散，就是饱食终日，甚至都是都是贪官污吏、横行乡里，现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时，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乡镇干部，还谈什么尊严。”

　　解决问题关键要处理好两对关系

　　通过梳理基层干部尊严缺失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处理好基层干部与上级部门，基层干部与群众这两对关系。基层干部处在政府层级的最末端，同时直接面对群众，他们承受两方面的压力。在面对上级时，基层工作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但基层干部面对群众时，又是“上面一根针，底下千条线”。

　　对于如何解决基层干部尊严缺失的问题，人民论坛记者采访了近百位基层干部，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意见：赋予基层干部与他们责任相符的权力；完善基层政权的财力保障机制，不要“只叫马儿跑，不叫马儿吃草”；采取多方面措施提高基层干部的成就感 ，要么提高基层干部的工资待遇，使在基层比在 “上面”挣得多，要么给基层干部足够的向上流动空间；完善现有的信访制度等等。

　　应当看到，处理好上级政府与基层干部的关系，尤其需要上级政府做出努力。例如基层干部权力不大，责任很大的问题，就需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使得各级政府掌握的人财物资源与其责任相匹配，而不是越到基层权力越小，责任越大。而厘清权责关系显然不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权力范围内的事情，这需要上级政府作出相应安排。

　　另外，当前利益关系多样，价值理念多元，可以预见基层工作的生态会更加复杂，各类矛盾会更加凸显。因此，让群众与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更和谐，简单地要求群众多理解基层干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必须面对群众压力，这也是搞好基层工作的动力，所以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到政府自身建设上，只有赋予基层干部相应的权力，他们才能调动足够的资源解决群众面临的诸多难题，这样基层干部在面对群众时才能有“底气”。与此同时，群众的监督必不可少，这是保证基层干部获得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根本。

　　改善党的“微循环”系统

　　——基层“微恙”尚属“疾在腠理”阶段

　　作者：雍天荣

　　基层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形象，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若不及时改善党和国家机体的“微循环”系统，久而久之，党和国家的机体必出毛病

　　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那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就是微循环

　　若把整个国家比作人体的话，那么中央政府无疑是心脏、是大脑，而基层政府则是充斥于全身各处的毛细血管，虽然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仅靠心脏的力量是不能把血液输送到组织细胞中去的。毛细血管是人体新旧物质交换的场所，它既能把静脉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等排泄出去，也能在呼吸中将氧气吸入，再将这些新鲜氧气输入动脉，变成鲜红的动脉血液流到全身各处，供给组织需要，这个过程就是微循环。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那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就是微循环，承担微循环功能的有机组合便是微循环系统。

　　基层组织是将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细化、执行的单位，基层政府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能否落实、落实的程度、执行的效果，是一个国家执行力的神经末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良好的执行力，这些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不仅会大大降低组织的威信和效率，而且也会导致百姓产生政治冷漠感，疏离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形象窗口，是和群众直接接触的行政组织，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政府的直接对象。基层干部是基层政府的主体，基层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形象，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若不及时改善党和国家机体的“微循环”系统，久而久之，党和国家的机体必出毛病。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倾向，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的负面评价，高度叠加的网络认知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致性。要是不加深思，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已经是暗无天日了。出现这种“一边倒”评价的原因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百姓幼稚，也不能武断认为是背后有人指使，别有用心，要颠覆现政权，这些判断与实际是不相符合的。有学者对这种现象研究后指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肯定，个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即总体上肯定党组织是好的，具体到某个官员则是坏的。简言之，党是好的，官是坏的；对组织抽象肯定，具体到组织成员则是否定的。

　　正确地评价党的微循环系统，并进而改善党的微循环

　　为何会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这种倾向呢？只有对这种倾向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才会正确地评价党的微循环系统，并进而改善党的“微循环”。

　　首先，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领导艺术欠缺、政策水平偏低是首要原因。由于基层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很多人不愿意下到基层，导致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近年来接连出现的某些官员的雷人话语，就暴露了少数基层干部素质较低，群众意识薄弱，政策水平偏低，领导艺术缺乏等问题。如某地方官员讲：“我们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谁跟政府作对，谁就是恶”……这些雷人话语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其他的任何部门都是权力的附属物，其高高在上的骄横霸道作风暴露无遗，完全忘记了党的宗旨和性质。

　　其次，角色的混淆与错位疏离了官民关系。所有的干部都应该明白，你只有在执行公务、处理公事时，或者领导集体给你授权后，你才能代表组织说话。有些人动辄代表组织，把私人事务用组织的名义表达出来，这是极不严肃的态度，损害了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如某乡干部醉酒后在走廊里撒尿，渗到楼下，楼下人气愤地质问：“谁在上面撒尿？”这位干部居然高声回答：“乡党委。”与此相关的但又略有差别的另外一种形式是角色的错位，我们每个人都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其言行举止必须与充当的角色相吻合。有极少数基层干部官不大，官瘾大、官架大，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很不相符。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中的刘能就是典型的例子。刘能官儿不大，可以说是最基层的村官，还仅仅只是个副职村官，但他却把很多具有明显官方色彩的词汇生硬地套在自己身上。例如在多种场合下说自家是干部家庭，批评自己老婆身为干部家属，境界却上不来……种种严重错位的言行，令人哭笑不得。真是一分的官职，五分的官架。时时刻刻要把自己和周围的群众隔离起来，画地为牢，高高在上，这种干部不受到冷遇才怪。

　　再次，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在这种拟态环境中情感认同取代理性论辩，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前现代的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和荣耀中。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网民在持同一个立场的场域中寻找认同和共鸣。网络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网民是在电脑屏幕前寻找社会真相，以为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真实的社会现实。从信息渠道上看，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导致民意诉求渠道的阻塞，而新媒体打开了一个缺口，于是网络诉求立刻井喷。底层群体情绪的集中宣泄将网络上呈现的政民关系推向对立，且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

　　最后，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引起百姓的误解。人民公社解体后，底层百姓渐渐脱离原有的国家政治的轨道，乡村社会逐渐代替乡村政治，尽管国家想通过村民自治制度来重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然而农民对选票政治并没有表现出令人期待的热情，表现出选谁与我无关的冷漠态度，认为乡村选举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乡村选举成为农民精英自娱自乐的活动。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总结为“无政治的村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农民把自己的目光转移到发家致富上来，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村落意识逐渐瓦解，特别是在农村税费取消后，一些新型的价值观便逐渐根植农民心中：“只要能挣钱，别的都不管”、“只要你不要我交钱，你想怎么搞都行”等等这些这无政治性的政治品性，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性，侵蚀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乡村的公共事务总得有人来完成，如修路、修水渠，于是乡镇一级政府只好选择村里的富人治村，他们有经济能力，在村里有经济地位，便于一些公益性工作的开展。这就形成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而这种结构给了底层百姓一个误解：有钱才是大爷，有钱才上得去，金钱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殊不知，这是他们为自己的无政治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综上分析，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只需汤熨便可及也。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作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作者：马 勇

　　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

　　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干部”这一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治人与治于人

　　在中国与西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的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

　　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也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已经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

　　君子之德风

　　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

　　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的道德垂范。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言行为标的和诉求。这是传统社会对牧羊人的基本要求。

　　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多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多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在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干预政治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和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公众监督，经得起历史检验。

　　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

　　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

　　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

　　古代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

　　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并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名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

　　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

　　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

　　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应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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