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进程，一个“智者得立其功，勇者得行其志”的创新创造大潮将喷涌奔流

　　文/慎海雄

　　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保民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努力克服不利因素，推动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习总书记还指出，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仍然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确，尽管35年来我们取得了“当惊世界殊”的巨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发展中大国，调结构、促改革、保民生，维护社会稳定，都离不开稳增长这个前提。因此，我们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恰恰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突出的。这种挑战，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着发展观的偏差，把GDP数字这个衡量发展的指标之一当成了发展的全部，有的地方为了GDP“好看”不惜竭泽而渔，有的地方甚至通过注水把GDP“泡大”。另一方面，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的制约依然突出，质量与速度的背离依然突出。而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我们大多数行业仍处于供应链的低端，自主创新的能力仍很薄弱。这些都表明，延续既有发展方式，经济发展受到的制约将越来越大，发展也越来越不可持续。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还在于，发展观的偏差，必然助长对既有发展方式的依赖，而一些既有发展方式由于缺乏内生活力与动力，反过来又会强化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偏差的发展观与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的交互作用，知错而不鉴，知不可持续却饮鸩止渴，正是结构难调、方式难转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十八大闭幕不久的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经济工作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这次在湖南调研时，总书记再次强调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要求，必须双管齐下：一要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来一场彻底纠偏，把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上来，牢牢确立“质量、效益、可持续”意识，从理念上“排水”；二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在行动上“挤水”，拒绝不可持续的“泡沫”。

　　事实上，转方式已越来越紧迫。近段时间各地屡爆的雾霾天气，揪起了许多干部群众的心。虽然产生雾霾的原因比较复杂，但高能耗、高污染显然是一个主因。比如，在京津冀这个面积占不到全国1/20的区域，却密布着超过全国一半的炼铁高炉，这直接导致钢铁行业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造成的污染将比其他地区更严重，防治难度更大。为此，京津冀三地已经着手联防联控。

　　日益严峻的环保压力后面，折射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据测算，目前我国的人均能耗达2.6吨标准煤/年，已经赶上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每年能源消耗总量的1/5，用来制造发达国家不再生产的高耗能产品。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受到了益处，也加大了我们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困难。粗放的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转方式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转方式、调结构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

　　转方式无它途，唯有坚定不移靠改革。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现在，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解决这些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事实表明，体制机制不合理是制约转方式的最大障碍，转方式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把抓改革、促转变、谋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激活全社会的经济细胞，以市场配置资源和要素取代行政管制，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

　　创新的动力活力，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思科CEO钱伯斯有一句名言：在互联网经济下，大公司不一定打败小公司，但是快的一定会打败慢的。这就是“快鱼吃慢鱼”的原理。快就快在创新有招，慢就慢在创新乏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唯有创新，才能抓住机遇。创新，要从全面深化改革找动力，要向体制机制要活力。只有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上不断实现新突破，才能抢占国际市场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

　　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要求，要靠改革来突破，要靠开放来带动。以体制创新形成倒逼机制，在改革开放和创新探索中创造新的经验。改革和开放是推动发展的两个轮子，只有一起转动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当前，我们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借鉴他人之短长，避免重走人家的歪路，付出不必要的学费。诞生只有一个月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采用发达国家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审批流程精简，其它地方8个月才能完成的项目审批，在自贸区只需4天；散落在各部门的外资领域审批规章多达17万项，而自贸区精简到了190条。

　　习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现在，我们已进入转方式的关键期、发展的转型期和改革的深水区，推进改革开放的矛盾多、难度大，但空间和潜力同样巨大。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进程，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从体制机制上祛沉疴启新路，一个“智者得立其功，勇者得行其志”的创新创造大潮将喷涌奔流。我们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幸运的亲历者，更要做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智勇兼备的实践者，奋发有为，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的新跨越，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道路新境界

　　站在公元2013年的时代山巅，回望历史，当下正是1840年以来国强民富“中国梦”实现与否的决胜时刻；眼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能否最终凝聚为13亿多国民“制度共识”的“中国道路”正在此一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11月9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请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使之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十八大以来，从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力改“四风”；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重整党纪承诺，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从严治党“组合拳”；从“壮士断腕”力推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到连续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权和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公司登记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六字已成为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统领各项工作的核心词，也成为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共识的关键词。

　　然而，既不同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穷则思变”成就的上下同心，也不同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卸下“计划”包袱向市场经济体制轻装疾进的势如破竹，更不同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时驾驭全球化风浪的高歌长进，当前改革面对的现实：

　　一方面，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依然持续，全球化深刻调整，国际竞争格局进入新一轮大变革时期；另一方面，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仅有6年多时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最关键时刻……时间窗口之紧迫、利益调整之复杂、内外环境之多变、改革任务之艰巨、破解难题之众多，堪称空前、世所罕见。

　　人们在关注：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何在？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何在？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完成两个百年的历史目标？

　　在此深刻大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审议的这部“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毫无疑问将不仅是新中国成立64年和改革开放35年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实践和创新的结果，更将是新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跃升至“制度自信”新境界的现实来源和指导纲领。

　　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深刻革命

　　从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大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又一次全局意义上的战略性深化和革命。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提出了自己的论断，“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在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层面新的跃迁过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接受本刊采访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作为《决定》主要起草人之一回忆说，“我当时参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这方面的会议，知道改革的紧迫和工作的艰巨，也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之大。像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这样大的利益关系调整，绝不是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能够做到的；即使设计了方案，如果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力领导，改革也是难以推行的。”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本刊记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旨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制度和机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最重要创新之处就是在改革和发展全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现实，在制度建设层面带有上述三次改革所具有的变革性质和全局意义上的诉求。对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而言，相比1978年、1993年和2008年，尽管面对着迥异的现实环境，且改革所涉领域扩展至全方位的“五位一体”，任务空前繁重和艰巨，但遭遇的改革情势却是相同的——中流击水，不进则退。这样的改革也必然拒绝棱模两可、含混其词，而直击改革巨坚的肯綮所在。

　　因此，十八大报告不但继承了十七大报告“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的论断，而且在十八大闭幕一个半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轮改革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

　　开创人类发展新道路

　　从国家建设角度看，此次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重心的新变革，是中国能否规避和摆脱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资源消耗型发展道路，而走出一条绿色、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现代化能否跳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跃迁过程中“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之举。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产生，外因是经济不自主，表现为产业和金融的不自主，乃至政治上的不自主；内因是分配不公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逾越的内生性障碍。

　　社会主义中国有信心跨越这个陷阱。正在将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送入工业社会，这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故事。下一步，还要建设一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为绿色、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经济体系。

　　我们还要摆脱西方掠夺发展的历史原罪，创建互利共生的世界经济新模式；打破西方对非西方体系的经济垄断，使现代工业文明成果服务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让人类平等、自由地共享文明的进步。

　　刚刚过去的10月份，我国中东部雾霾呈现高发态势，也使得今年我国平均雾霾日数为52年来最多。“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资源消耗型经济和环境破坏性生产导致的雾霾天气，说明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各项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研究员胡应南向本刊记者警示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五位一体’的社会制度建设再滞后了。”

　　胡鞍钢将新一轮“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称为2.0版本的改革，它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他认为，这个全新改革版本同时追求三大目标和进行三大改革：

　　一是追求经济更有效率，继续推进竞争改革。今后，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体系，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追求经济更加公平，需要实行公平改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机会均等、充分就业的社会服务，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农民、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三是追求经济更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绿色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在他看来，2.0改革版本将产生三大效益和红利：经济效益和红利，社会效益和红利，生态效益和红利。最重要的是，如果此举成功，中国不但将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资源消耗型经济”和“环境污染性发展”的破坏性发展道路，而且将跳出因不能实现更多发展成果共享于最广大劳动群众而导致社会“翻车”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两年前的2011年3月底，面对中国制定的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曾感慨地评价说，“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周的11月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语气坚定地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民族自强运动”高潮期

　　从民族复兴大业角度看，未来十年可谓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民族自强运动”的高潮阶段，同时面对的内外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空前复杂。此时此刻，改革能否“背水一战”实现质量和制度层面的发展道路创新，直接决定着复兴大业是成功登顶还是功败垂成。

　　新中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向无数先贤志士致敬：……“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今天的中国梦，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时代表达；是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默默牺牲奉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心切愿。中华民族，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

　　1861年1月11日，清朝恭亲王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洋务运动发端的“民族自强运动”自此肇事。

　　此后，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中兴名臣”操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梁“百日维新”变法图强，还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中国两千年帝制，都未能改变中国百年落后挨打的局面。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倍受列强凌辱掠夺的悲惨命运，实现了人民的自由、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采访中，在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白钢看来，民族自立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随后，在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短短35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一次在规模上走到了世界前列。

　　然而，胡应南认为，这种规模上的积累，更多来自于“过去那种资源消耗型经济、环境污染型经济、来料加工型经济、房地产拉动经济、重复建设投资型经济等等低水平发展”，不但不能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绿色发展的全新时代要求，而且延续下去已经不是难以为继的问题，而可能是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倒退。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又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分析说，就现今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我们自身存在的发展难题，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的调整、社保制度的建设等等，如不通过系统性改革予以解决，任何一场大的经济危机或衰退都有可能引发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广泛领域的震荡，甚至造成35年改革开放成果得而复失。

　　此时此刻，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仅有6年多时间，距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只有26年，我们决不能允许，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在距登顶咫尺之遥而毁于一旦这样的历史大悲剧发生。

　　1919年，29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刊发《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94年后，接过“民族自强运动”接力棒的中国新的领导集体作出了历史回应。3月17日，习近平在履新国家主席一职的讲话就坦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从社会主义道路角度看，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造成史无前例的全球性贫富分化、经济危机频发以及民族宗教冲突向全球蔓延，使其冷战后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落空，“华盛顿模式”唯我独尊的合法性面临空前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此次改革在吸收市场经济体制效率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多数人公平、公正和富足的制度创新，是人类摆脱新自由主义思想桎梏重新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实践指引。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所决定的，无法避免，并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普遍性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国家不安定、地区差距加大与地区动荡的深层原因。唯有始终追求超越自我、超越自私自利、追求天下为公的中国文化基因，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现代工业文明相结合，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的有形与无形的 制约。

　　“我们为什么更多地关心谢顶，而不是疟疾？”3月12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全球重大挑战峰会上，微软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比尔·盖茨痛斥“这个占全球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若以人为本，那么疟疾疫苗是最迫切需要的，但它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资金。如果您正在研究男性谢顶或其他东西，你得到的科研经费就会比这高一个数量级，因为它在市场上更具‘发言权’，而疟疾等更加重要的疾病的‘发言权’则很弱。”

　　过去20多年来，这种资本对高额利润的疯狂追逐，已经进一步演化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化，直接表现为虚拟经济的无孔不入。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全球化问题专家萨米尔·阿明对此剖析说，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资本力量主要是处于生产环节的资本，“但是，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被金融化了，实体经济也被吸纳到金融体系之内。”

　　例如，西门子作为传统的制造企业，其利润的60%来自金融业务，而不是生产制造，可以说西门子也变成了一个银行。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用来投资于扩张及深化生产系统，持续累积的唯一选择是把这些剩余用作金融投资。包括能源、食品等人类基本生活用品都已经囊括到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渔猎中。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金融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扩大的原因，它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这位出生于埃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从“占领华尔街”到开罗的“街头起义”，都表现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深全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不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22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11月22日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美国需要民主专政，不需要党派斗争》的文章，耐人寻味地认为，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三权分立”已经发生了变异，“美国需要民主专政，需要不受党派斗争、利益集团控制的技术行政官员，需要进行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

　　其实，福山只是从“危机管理”的视角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在胡鞍钢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有三大国家组织能力能够最终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

　　“由于中国共产党时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方才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前进。”采访中，胡鞍钢由衷地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广大人民最需要的因素，我们所谈到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的，不只是意识形态的。”

　　事实上，早在2009年，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断言的福山，就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制度自信”聚集共识时刻

　　“‘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是十八大赋予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使命，也是十八大有别于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年的新的历史特征。”胡应南认为，“制度建设”将成为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词。而这也是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意所在。

　　就执政党而言，新中国创建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两次国家建设转型中产生的众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已经到了国家治理全面总结形成完备制度的奠基时刻。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64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制度是完备的，也因此才保障了今日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伟大成就。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一些具体领域中，一是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二是制度之间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很不够；三是制度的执行缺乏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可以说，这三方面已经成为当前执政党完成两个百年历史目标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碍。

　　胡应南认为，推进“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回答全球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要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由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代，经过科学发展，在向现代文明的制度时代全面发展转变的标志，也是十八大划时代意义所在。”

　　具体讲，“没有‘五位一体’的现代文明制度的保障，反腐败的措施到不了位，人民民主的权力到不了位，经济公平竞争的政策到不了位。而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缺位的发展是没有‘刹车’的发展，缺位的经济是短板经济，缺位的社会结构是短板的社会结构。‘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其实就是制度的补位建设，为发展装上控制协调系统的安全建设。”

　　就劳动者而言，如何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让国家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和红利，制度化地分享于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群体，正在成为中国长治久安的执政基础。

　　近期，本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农民工生活现状时了解到，农民工群体对通过技术、管理和资本获得更多收入并不反对，而且竞相积极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以期改善自己的工作生活现状，但他们对自己多年付出辛勤劳动却难以获得有尊严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而无法释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认为，这集中反映出，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用制度提高和保障中低收入者获得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积累相匹配的劳动所得和改革成果分享。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如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所言，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就有产者而言，如何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健全执行有力的合法资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制度保护，是能否将广大新兴阶层等更多国家建设力量聚集起来，共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十八大以来，国内民营企业家一度对发展前景的认识产生了分歧甚至混乱。事实上，十八大刚结束，新的领导集体就已反复强调和阐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初级阶段”是“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初级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等等。这意味着，要完成“两个百年”的历史承诺，必须要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包括占GDP比重已超六成的民营经济。这是有理性、有胸怀、有自信的执政党的必然选择。

　　10月29日，习近平就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采访中，作为改革开放35年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告诉本刊记者，听后感到“十分振奋”。

　　现在，本刊付印之时，距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时刻仅仅几个小时了。此刻，我们想到的是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条标准：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非常自信地讲：“到那个时候(指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现在，小平的历史嘱托落在了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26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

　　经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92年的拼搏奋进，经历了新中国64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了35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探索，此刻，中国站在了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是向十八大所确立的两个百年目标扎实奋进的新起点，这是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扎实奋进的新起点。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35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画卷。

　　35年后的今天，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把改革开放大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推向新的更高境界。

　　这是一次动员全党全中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为全面深化改革清障，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全会。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今年7月在湖北调研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时，习近平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这是一次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制度设计的全会。

　　也是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今年7月在湖北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习近平强调：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2013年10月2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会议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是一次在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全面思考基础上整体部署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各项重大任务的全会。

　　此前的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就明确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他强调，要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作的有益探索。

　　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从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一，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

　　第三，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四，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

　　第五，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人们可以相信，全会一定会围绕这些统领改革大局的重大问题，在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上，作出整体战略部署。

　　这是一次为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坚定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全会。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即向全党全国人民庄严宣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必须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今年6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他指出，我们要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增强自信，在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继续开拓，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今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2013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量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向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奋勇前进的全会。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习近平饱含深情地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满怀信心地说，“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破解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需要不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可能也会面临阵痛，但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

　　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需要有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只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能够永远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再高的山、再长的路，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前进，就有达到目的的那一天。”这是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向世人发出的铿锵誓言。□

　　中国基层改革脉动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设立郡县制，不论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演进如何繁复多变，唯有县延续至今2234年未改。这说明县级政权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者，也是“海晏河清”的体现者。所谓“郡县治，则天下安”成为中国历代治世基本之道，事关国家兴亡大局，正在于此。

　　目前，我国有2862个县级政府单位。现在，中国的确拥有北上广这样越来越多的国际大都市，但没有两千多个县域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富足，中国难称“富强民主”；中国有深圳、浦东和滨海这样的改革先发者，但如果改革不能在县域形成燎原之势，也难以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

　　进入新世纪以来，县级单位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者，发展矛盾集中向县转移。农业税取消后，乡村政府职能大为弱化，基层矛盾解决的责任全部落在县级政府；二者，发展不平衡最突出表现在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处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结合部，做好了能消除“二元经济”，做不好就放大城乡差距；三者，城镇化进程的压力直接承担在县域社会。新型城镇化“主战场”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决定了县将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题和难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这是数千位县委书记为下一步加快推动基层改革创新久已期待的“尚方宝剑”，也是考验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线指挥员”的关键时刻。正如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直言，“上面说，‘往东走’，我们就要告诉老百姓，从哪儿到哪儿才是‘往东走’。”

　　在这改革大潮再次到来的历史一刻，数千位县委书记如何思考、如何期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此深入十位县委书记的工作第一线，听取了他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未来的肺腑之言。

　　受访对象(以姓氏笔画排名)

　　王韶华(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

　　王雪峰(中共黑龙江省青冈县委书记)

　　王立彤(中共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

　　田志明(中共山西省襄垣县委书记)

　　冯守权(中共辽宁省法库县委书记)

　　李建阳(中共云南省石屏县委书记)

　　张仕雄(中共贵州省福泉(县级)市委书记)

　　唐献泰(中共河南省汤阴县委书记)

　　高  昇(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委书记)

　　周  斌(中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书记)

　　中国改革的基层动力

　　《瞭望》：新阶段改革的基层动力在哪里？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才能获得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回应和支持？

　　张仕雄：改革，既是设计的，也是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无法前进。没有群众的应者云集，顶层设计无法真正实践，更无从谈起全面推广。

　　因此，改革的基层动力首要源于基层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群众能获得更多利益，过上更好生活。要想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必须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改革的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基层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想，这才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周斌：第一，改革要让大部分人得益。改革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第二，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是否让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

　　首先，我认为顶层设计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很大希望。只有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先发现问题，再采取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改革才能推进下去。

　　其次，地方上也要不断地大胆探索。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现成模式，从全球的发展来看，也是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发展阶段、人文理念、发展支撑都不一样。所以，必须在鼓励改革、大框架支持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要大胆探索。

　　冯守权：我认为，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中国梦”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这个梦想在我们手中、在我们心中，也在新一轮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需要我们每个人扎扎实实地去做。

　　二是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要求。就基层而言，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完成。尤其是我们在新型城镇化上推进产城融合、以产带城、以城促产，已经成为改革发展重要推动力。

　　三是人民群众的所想所盼。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改革就是要进一步顺应发展的新形势，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田志明：怎样才能最大地激发生产能力，怎样才能最公平地解决和改善民生，这是最大的动力。一项政策或是一个方案的出台好不好，检验的标准就是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承认不承认。当年小岗村的改革，那不是说你同意不同意，那是一夜之间就在全国推开，就是因为老百姓认可它。

　　比如，对电动自行车刚制定政策的时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辩论，如该不该上路等，或是存在什么问题等。但这一潮流是抵挡不住的。县城老百姓认可它，汽油摩托车就自然淘汰了。可见，关键看实践。我觉得还是要大胆放开，顶层设计和基层首创一定要相结合。要在更大范围内放开基层创新的自由度，给予更多的空间。

　　王韶华：现在，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深水区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难。现在社会上的情绪大，表面看是大家心理越来越脆弱、火气特别旺，实质是利益调整问题。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没有得到，或者某种人得到利益的方式太容易，而不是按照劳动和付出匹配。农村农民利益、城市居民利益、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如何调整，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就得让顶层设计更加科学，才能释放出全新的改革动力。

　　最近，中央媒体开始宣传黑龙江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土地流转，从原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到现在经营权和收益权进一步分离。这种改革就激发了农村一场大的革命。可以说，特别是现在很多问题不是靠推动就能解决的，得让十三亿人民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这样社会才能出现良性的高质量发展。

　　高昇：改革的动力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从而激发基层发展的活力。对我们牧区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改善牧区的生产生活问题。一方面，要推进草原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提高牧民群众的收入，处理好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问题，让牧民群众无后顾无忧；另一方面，要不断缩小牧区的贫富差距，提升牧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只有让牧民们更多地得实惠，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牧民群众才会真心拥护改革，才能形成新一轮改革的基层动力。

　　唐献泰：如果不以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改革，中国下一步就可能走向衰退。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就是当前改革的动力。目前，这个动力还来自高层的清醒认识。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敢于把这层帷幕撩开，非常令人敬佩。不管后面改革如何展开，这种勇气和高瞻远瞩的决心，让我们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充满信心。

　　现在，基层改革为啥缺乏动力？一是基层的改革存在风险。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搞改革，有可能引起关注，这个关注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一旦是负面的，就会对改革者产生影响，甚至危及政治生涯；二是改革开放35年，形成了呈部门或阶层式固化的既得利益团体。这些既得利益团体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改革就得先革自己的命。我觉得来自心底的改革原动力，是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这不是唱高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方水土的带路人，必须时刻记住，跟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大利比起来，个人的利益太渺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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