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城镇化发展战略部署
十八大以来城镇化发展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上下功夫。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具体发展战略中，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同时，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对城镇化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此次会议还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同时，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将城镇化导入科学之轨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受到的关注超乎寻常，持续长久。
在这一次改革中它被赋予诸多深意，既事关亿万人的城市安居之梦，又被寄予新一轮大发展引擎的期待，同时还与土地、财税等重大制度改革密不可分。
从规划目标和宏观方向观察，中国新型城镇化路径基本明确，关键是如何将这一蓝图化为现实。因为，近年来部分地区的城镇化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深感担忧。
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于土地城市化模式的崇拜，城市建设大肆圈地无序扩张，一味求新求大求快，忽视产业支持与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造成土地的过度浪费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出现所谓半城市化、伪城市化以及“物”的城市化。
2002年以来的十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城镇化率较2002年提高12.26个百分点，但同期城市建成区面积也由2.6万平方公里左右，扩大到4万多平方公里，扩大了50%以上，城市面积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
新一轮改革中，主政者首先需要思虑的是如何遏制地方在城镇化建设中对于土地的过度依赖，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有序地将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到城镇中来，安居只是第一步，乐业才是长期保障。不仅如此，伴随着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要提速，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多数地方政府的财力是无法承担的，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完整的政策和制度设计。
进一步而言，转移农村人口还面临着城镇化发展的层次问题，既定的战略是，未来城镇化建设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但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的过度集中，让大城市愈发膨胀，由此衍生出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大城市病，而中小城市由于资源缺乏，发展乏力。
因此，如何建立相互分工互相补充的产业体系，让不同的城市在产业错位中共同发展，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布局的关键所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十八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进展
服务型
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提出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要求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时间表
2013年2月召开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画出了改革的路线图。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任务分工公布，确定了改革的细化分工和时间表。
地方接力
8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
11月1日，国务院召开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正式启动。
削减1/3
全国两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本届政府下决心将国务院现有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1/3以上。
4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重点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
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
6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
9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75项行政审批事项。至此，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成效正在显现。
购买服务
9月30日，国办下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扩展了职能转变后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形式。
为经济社会发展松绑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经历了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使得中国政府逐层褪去了计划
经济色彩，不断向现代政府转型。尤其是近年来，职能转变已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
心。政府的改革，越来越服务于“为市场松绑、为社会发展腾挪空间”这一目标任务
。
然而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使简政放权落地显效，“理念短板”和“能力短腿
”是绕不过去的两个关口。
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厘清三者边界，关键在于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
不可否认，时至今日，“我说你做”的“官本位”思维仍存于各级行政部门的日常工
作之中，消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行政惯性、重新塑造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需要建立以此为导向的绩效考核、选拔任用和奖惩制度，真正触动公务员的切身利
益，方能见效。与此同时，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健全法制约束、建设法
治政府，也给正在转型的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的改革要求。
而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放权后的中央政府如何强
化职能整合，提高宏观调控能力、丰富调控手段，还需在央地互动的实践中摸索经验
；在地方，如何承接好上级政府下放的权力，能不能把放给市场的权力真正放到位而
不是换个形式延续审批门槛，能否在审批取消后及时增强事中和事后监管而不至于出
现“管理真空”，则是对各级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更大考验。
对照“将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削减1/3以上”的改革承诺，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脚步
还将不断向前迈进。只有尽快补齐理念和能力上的短缺，方能使“政”简下去、不反
弹，使“权”放下去、管得好，真正为市场和社会松绑，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
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十八大以来创新体系改革不断推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国家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013年5月1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机关干部会议，正式启动院机关科研管理改革工作。目前，中科院完成了自1998年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力度最大的院机关改革：撤销原有的4个核心业务局和院地合作局，合并组建3个新局。
●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学习的“课堂”首次搬到了中关村，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所以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地把握好世界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切实地把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好。
●11月4日，习近平在湖南长沙考察了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胜集团有限公司。他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消化过剩产能，最终要落实到一家家企业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企业要抓住机遇，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
●11月4日，习近平来到中南大学，视察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高校进行科技创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情况。他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荟萃、学科齐全、思想活跃、基础雄厚的优势，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民生建设大领域，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努力形成更多更先进的创新成果。
●11月5日，习近平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要牢牢扭住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要加强自主创新团队建设，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形成推进科技创新整体合力。
创新驱动发展
从1985年开始，科技体制改革至今已28年。其间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科技产出不断提高。可以说，在三次大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加快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密切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让科技与市场接轨。尤其是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距离2020年实现创新型国家目标，还有不到七年。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中国与创新型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交汇，为我们实现从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供了机遇。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必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在创新驱动战略中，企业、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在创新链条中，企业既是创新的出发点，也是创新的落脚点。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竞争力，向创新要效益，通过建立研发中心，自主研制开发并生产出高技术产品，创立自主品牌。政府需要做的是创造能使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创造有利于千千万万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
但这绝不意味着“单打独斗”，要实现创新驱动这一系统工程的“运转”，企业与科研单位建立的协同机制十分必要。这就要求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型：一方面，要将科研成果推向应用，科研人员要参与孵化新技术；另一方面，企业应将技术创新环节延伸到大学提供的科研成果的孵化创新阶段，这样在孵化阶段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交汇，就能够形成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互动合作。
企业这一主体的持续创新“动力”，还来源于激励创新的公共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垄断和独占创新收益，可以使创新成本得到充分的补偿，通过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可以克服对创新成果“免费搭车”的行为，还可增强创新动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屈一平)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进展
●2012年，“美丽中国”第一次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同的高度，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写入党章。
●2013年5月14日，《2012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发表，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人权保障，提出将坚持树立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表示，中国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提出终身追责制，凡越过“生态红线”的，就应当受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并且使用了“不能越雷池一步”的表达。
●9月12日，国务院公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2013～2017年，中国将投入1.7万亿元进行大气污染治理；要求达不到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城市，必须制定达标计划和日程表，鼓励城市采取严于国家要求的治污措施等。这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大气治理计划。
●10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京津冀蒙晋鲁六省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10月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其中已明确的68件立法项目中，修改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等11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环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到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拓展，“美丽中国”作为一个宏伟目标，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关键词，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十八大规划的生态文明，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节能减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而是上升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现代化发展高度，并且在一项项具体的工作部署、发展目标、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
但当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困扰日益凸显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丽中国”仍然道阻且长。现实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人口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绕不开的坎；清新空气、干净的水、宜居环境、放心食品等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质量，是人民群众日益迫切的新期待。
要建设“美丽中国”，关键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变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新的发展方式的探索，不同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碳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的探索，没有先例可循。如果追随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城市扩张和消费格局，现有的资源环境已经难以支撑“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已经出发。“十一五”期间，中国运用行政力量短时间内实现了能耗的迅速下降。“十二五”期间，中国正在探索更多运用市场力量，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的体制机制。目前，碳交易试点、低碳城市试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循环经济试点等都在有序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领域，需要统筹协调多个部门和利益主体，需要在此过程中统筹各方，协力推进；更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与体制机制，使各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和措施制度化、规划化；还需调动起全社会的积极性，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生态文明建设更是一个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的工程，难以一蹴而就。有经济学家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法制基础上的竞争性市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让人充满期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温泉)
释放中国企业时代活力——专访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作为中国改革35年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柳传志最期盼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希望在全球竞争中看到不同所有制团结有力的中国企业“联合舰队”，最愿意自己所代表的企业家群体被称作中国社会财富创造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尚前名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最大的改革红利，就是政府能够给企业发展创造一个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开门见山讲出了自己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大期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服务型的现代中国政府就不能再通过审批来决定微观市场竞争中谁行谁不行的问题，而要更多依靠企业家“在赛马中识别好马”。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队伍里的旗帜性人物，柳传志既是3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他的率领下，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全球性企业，甚至成为国有企业竞相取经学习的榜样，书写了一部中国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的时代传奇。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改革有了比常人更深的理解。“改革开放35年，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但社会发展到今天，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像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此外，民营企业家的拼搏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对于高举改革大旗、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他充满期待，“盼望着能出台一整套令人惊喜和振奋的改革措施，能够突破性地解决好当前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瞭望》：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有关改革引发的讨论日益热烈。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未来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柳传志：对于民营企业家自身来说，最希望的就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最明显的就是减少审批，给企业创造一个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我对此有切身体会。上世纪80年代，经济运行还主要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便向国家申请希望生产电脑，但是因为科学院的企业不在国家体制内，所以就得不到批准。当时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已经引进了八十多条生产线了，都做得不好，何必再多引进一条”。
没有办法，为了做自己的电脑，我们只好专门到香港设立了一个公司，因为香港生产是不需要许可证的。有一次，我们带着在香港生产的主机板到国际上参加一个展览，结果被国内的领导发现了，这才给了我们生产许可证。
后来在外国电脑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国家批的其他项目都垮了，只剩下我们这一家。这说明在同样的环境下竞争，一个企业究竟能不能做得好，不在于是不是经过审批的。审批过多，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的情况，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企业的发展动力。
《瞭望》：中央也在强调，经济改革的核心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减少对微观经济干预并不意味着“撒手不管”，你觉得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主要应该在哪些领域更多发力？
柳传志：当前，国家强调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消费需求。而要提高消费能力，除了企业要更好地善待员工，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要做好公平的二次分配。国家应该想办法把税收更好地用到弱势群体中去，减轻两极分化的状况。
两极分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些人利用特权、贪腐，这种造成的矛盾最大；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会造成两极分化，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把挣得多的公平地挪到低收入群体一边。当前中国的税收已经不算低了，跟国际税收比还存在重复税收的成分，所以我认为关键要用好税收。
此外，还有解决好土地确权的问题，让农民更有消费能力，我觉得土地确权是城镇化的基础，要不然农民一无所有也不行。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用消费拉动经济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规则国家订好了，剩下的就让企业公平竞争。
《瞭望》：任何一场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你认为下一轮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在哪？
柳传志：坚决推进市场体制改革，势必会减少一些政府的权力，这就产生了博弈。另外，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有利益在里边，因此对新的政策会有对抗。所以，即使改革的方案确定了，真正实施起来也会面临许多挑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希望中央能坚定不移推行改革。
“民企国企都是中国企业”
《瞭望》：从你的角度分析，国企和民企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柳传志：一些回报期比较长的投资，比如在一些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上，国企可能更擅长。而在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民企可能会更灵活。此外，国企由于有任期制，到一定时期就换人，因此当期的领导者对企业发展缺乏长久布局可能也是国企的一个缺陷，民企的管理层往往更有主人的感觉。
虽然国家对国企发展也有保值增值的要求，但是他们本身对保值增值的考核依据是什么？对民企老板来说，利润增高了以后，财富一部分是自己的，一部分是员工的；但对国企管理者来说，做到了保值增值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光讲觉悟是不够的。更何况有的大国企领导人一旦想去当公务员，那么他对自己未来道路的设计未必就是按照企业发展道路去设计，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机制问题。
《瞭望》：在10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再次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对此你怎么看？
柳传志：我认为显示出中央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与支持。近年来，有关国企与民企的话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议。我的观点是，应当一视同仁。
必须承认，在当前，不见得所有领域都适合民企发展，某些领域由国企来做，我觉得大家都是能理解的。但是大部分领域，民企国企都应该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竞争，其实这对国企也是一种推动。
我们作为民企，特别不愿意老提所有制身份，因为民企国企都是中国企业，大家都交税，都作贡献，不要采用特殊待遇。就好比银行贷款，不应该看出身是什么，而应该看哪个企业资质更好，而且贷款的利率也应当是一样的。
《瞭望》：在如今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阶段，面对的竞争对手都是外国企业，这个过程中要构建跨国公司群体，是不是更要强调国企和民企的优势互补？
柳传志：的确如此。如今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因为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正面临着许多条件约束，所以我们应该更好利用国外资源，像东南亚的成本就比我们便宜得多，为什么不用？
实际上，在“走出去”过程中，民企往往有着特殊的优势。因为对方对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提防心理。另外，根据以往的经验，要想“走出去”投资并购取得成功的话，经常要和当地资本合作，否则很难被批准，而且中国企业对当地环境不熟悉，也需要人引路。
但问题是，国企往往喜欢要大股，这人家就不愿意。相比较而言，民企看重的就是赚钱，有时候要不要大股没关系，这样对方往往更愿意接受。
《瞭望》：在你看来，国企民企合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柳传志：我觉得淡马锡的方式就很适合中国，这种做法为新加坡挣了不少钱。
比如淡马锡就曾向联想的投资基金投资，我们管理的，效果确实非常好，因为我们懂企业，能给企业增值，淡马锡把钱投给我们比直接在中国投资更有把握。
淡马锡的管理方式是纯企业的管理方式，希望国企将来能够和政府部门分开，做国企就是做国企，不要走做官的路。
“给民营企业家
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
《瞭望》：对于民营企业家自身利益的公正体现和公平保障，你希望这次改革应该作哪些制度保障？
柳传志：我认为，首先应该给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群人。
第二就是私有财产的保护。据我了解，近年来资金外流、企业家移民比较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大家看不清楚，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第三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减少审批，用市场规则确定经济的发展，让企业完全按照平等透明的规则办事，这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民营企业家也应该诚信经商，关心公益事业，最重要的是通过多缴税来体现民营企业家的价值。这正是“在商言商”的真实含义所在。
民营企业家还有自律的问题，如果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过于严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对民营企业家自身也没有好处，民营企业家自己也应该牢记这一点。□
绥化“破题”基层改革
一个农业大市，依靠坚强的基层组织，通过合作化经营、乡镇村经济、异地经济和园区经济，环环相扣的政策创新，不但在普遍意义上破解了“三农统筹”的时代难题，而且在“四化同步”中率先突围，更以内生力量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活生生”地实现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陈迪
一辆接一辆的货车将大半个青冈县城围了起来，黑龙江深秋细雨逼人的寒气仍然挡不住这条源源不断超过8公里的长龙。在一家大型玉米加工厂泥泞的大门前，青冈县委书记王雪峰自豪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都是外地等着卸玉米的货车。每天运到青冈的玉米原料3400吨左右，年加工量125万吨。”
截至9月末，这个以盐碱地著称的省级农业贫困县，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1户，工业企业产值和税金分别实现29.5亿元和8350万元，同比增长28.3%和15.8%；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4.2%。“年底我们2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将增加到22户，是2011年的3倍多。”这一切是王雪峰三年前不敢想象的景象。
过去三年来，青冈县这种突飞猛进的逆势强劲增长，只不过是农业大市黑龙江绥化市所属十个区县经济发展很普通的一幕。按照最新统计数据，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的2011年至今，绥化却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质量最高的阶段，到今年年底将用三年时间再造了一个绥化工业总量。为了探其究竟，10月下旬本刊记者深入这片创造奇迹的黑土地。
“关键在政策。一个包产到户政策，没花一分钱，就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绥化市委书记朱清文手里拿着自己亲手起草的市委扩大会议报告，向本刊记者介绍了绥化实践，“我们用大规模合作经营解放劳动力、解决农业现代化，用乡镇村经济富裕农村做强基层政权，用异地经济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用园区经济走主体功能区意义的新型工业化。农民、企业、基层和国家，四个赢家，没有一个输家。”
绥化市总人口586万，其中农业人口429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但三年来，绥化市共实际开工产业项目2095个，计划总投资2300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080个，5亿元以上项目112个，10亿元以上项目27个。据近日《黑龙江日报》报道，该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指标增长始终领跑全省，工业用电量增幅超出全省10个百分点以上，连续三年保持第一；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40.5%，高于全省近30个百分点。
“说什么农民‘市民化’成本十多万元，事实上，按照绥化的实践，只要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依靠创新，新型城镇化完全可以做到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实现。”黑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祝福恩告诉本刊记者，绥化依靠环环相扣、互生互补的政策创新，在实践和理论上基本解决了一个农业落后地区如何借助基层内生力量消除工农、城乡和地区三大差距，而步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发展难题，“绥化破题了。”
合作化经营：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
以合作农业为重点的现代化大农业是对家庭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深化和发展升级。
“今年一号文件的作用太大了，这次老百姓真懂了。”望奎县东郊乡党委书记李亚文回忆，看到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我们非常兴奋，正月初八就开始组织干部挨家挨户去讲。就是用两种种植模式的效益算账，老百姓的认识程度特别高，年初那三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到乡里申办合作社。”
“我的积极性就来源于我自己，我一直种地，我就是农民。”这位40出头的基层女干部告诉本刊记者，自己2010年就领头搞合作经营，从18户800亩马铃薯一直干到去年的228户1.2万亩，“实现户均收入3万～5万元，发起的18户大户每户分红37万元。”
“流转的土地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和统一销售的模式，节约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她介绍说，“没有规模经营的小垄土地，亩产玉米1200斤，规模经营的大垄亩产达1600斤。而且集团购买种子化肥还要省些钱。我们就是用这种对比来打动老百姓。”
而且，东郊乡搞的是订单农业，“我们都是有产业链的。东郊乡引进11个项目，均为‘协会+公司＋基地+农户’的新型发展模式，与农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使农户在产、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稳定增收致富。”
据其介绍，目前，东郊乡有49个合作社，全乡113382亩土地，流转面积达96753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5.2%，规模经营面积87304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7%，涉及农户3906户，“合作社的领头人都是乡村干部，每个村支部书记至少领办一个合作社，规模经营至少为2000亩。”
尽管合作经营的实践在全国并不新鲜，但本刊记者发现绥化的规模经营，其发展速度之快和比重之大，为国内罕见。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三年，绥化全市规模经营土地从2011年的496万亩、占耕地面积18%，已经发展到目前的2153万亩、占比74%；合作社从2011年的3508个发展到今天的55295个；整乡推进的39个，整村推进的86个。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扩张，而且速度还在加快。
对此，朱清文波澜不惊。这位1956年出生，从大队书记、公社书记一步不落走到今天统领十个区县的地区主政者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亲身经历过大锅饭集体下“统”的极端弊病，也深知现在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阻碍生产力提升的“分”的无奈，“现在，分散的家庭小农经验弊端越来越明显了，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绥化人均6亩地，户均24亩。现在一亩地700多元的效益，一年收入也就1.5万多元。”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土地流转出来，每亩收取土地出租费500多元，一年每户收入1.2万元。夫妻俩在绥化打工，每年至少收入4.5万～5万元。加起来近6万元，农民很容易就能实现三四倍的收入增长。同时，规模经营后，实行大农机、大科技、大水利的现代化生产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绥化粮食生产从2010年的269亿斤增加到2012年的330亿斤，保障了粮食安全又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这就是绥化大规模推动合作经营的动力所在。”不过，朱清文从国情现实认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但规模经营过程中有两个不能变：其一，家庭承包的基本制度不能变。这是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维护农民核心利益和稳定农民社会保障的根本；其二，农业耕地集体所有的属性不能变。这是稳定社会、稳定农业农村的根本。
乡镇村经济：
基层活力和繁荣的源泉
以规模化为重点的乡镇村经济是对过去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升级。
大规模合作经营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流向哪里去？这是当前基层城镇化实践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绥化的经验是，不放任农民“漂泊异乡”外出打工，而是积极引导帮助农村劳动力本乡本土就业致富。要实现这一点，就是大力发展乡镇村经济。
李亚文介绍说，东郊乡在农业种植上以特色见长，“我就把工作思路定位在发展壮大乡镇村经济上，提出依托马铃薯、万寿菊等经济作物招商引联的想法，通过引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推动全乡农业产业化进程，带动富余劳动力实现就地安置。”
“我们根据种植优势、资源优势去招商。”她和同事多次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洽谈对接、招商引联，成功引进了青岛大学与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公司等几家单位企业共同投资3亿元的色素浸膏。东郊乡用4.5万亩马铃薯，招来了马铃薯加工企业；用两万亩的万寿菊，引来了立达尔。去年该乡财政收入1500万元，今年预计超过2000万元。
朱清文从全局层面思考了乡镇村经济，“家庭承包以来特别是税费改革后，村集体经济大多名存实亡，乡镇实体财政大多解体，乡村经济薄弱、职能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突出，发展建设服务保障活力能力严重不足，且长期没有有效的办法，很多基层基础工作断层空转，产生了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负面矛盾和影响。”
“实践中我们强烈感受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强化乡镇村基层职能，必须发展好乡镇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一直处在“三农”第一线的朱清文深刻地感受到，乡村现在是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但更应该是经济发展财源建设的主要生长点，“我们搞的新型乡(镇)村经济，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些历史性时代性难点重点问题。”
而发展乡村经济，在朱清文看来，关键是抓项目。针对过去乡镇企业的经验教训，朱清文认为，今天的乡镇村经济是由乡镇村人招商创业，到适宜企业发展的园区落地；由企业家经营，利益共享的完全新型的乡镇村经济。
他抓项目的策略不同于别人，而是走群众路线，“以全民招商全民创业为主体，最广泛地调动基层积极性，以壮大发展力量。”一是乡村招到的项目，地方财税收入归乡镇或用于村集体；二是招商成功的干部优先任用、群众重奖。
最核心的激励，就是建立税收分成向农民、农村倾斜的利益共享机制。按照乡财县管体制，实行财政收入“双轨制”，在原有基数基础上实行新增财力全部或大部分归乡镇所有，有条件的逐步向实体财政过渡；村级引进企业形成的财力，通过转移支付或以奖代补的方式返还给村集体使用，用于农村基础建设和民生事业。
如此激励下，绥化乡镇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年来，绥化市共上投资千万元的乡镇村项目1120个，总投资630亿元。乡镇财政收入保持60%以上增长，收入超千万元乡镇达65个，超亿元乡镇达6个。村一级收入超过100万元的比比皆是。
“绥化有十个区县，十个区县长都在发展经济。可是我们还有166个乡，有166个乡干部班子。还有1336个村，也有一套班子。”他笑着说，绥化现在之所以经济迅速达到如此规模，与我们有一支数千人热情高涨、自主招商的基层干部队伍分不开，“有些人怀疑我们好、学习我们好，如果搞不懂我们的乡镇村经济，还是十个县长少数人忙活，就很难又好又快地发展。”
异地经济：盘活全局的妙棋
以区域化为重点的异地经济是对区域间、城乡间协调发展的改革创新。
过去的乡村集体经济有一个“死穴”——表现在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上的地区差距。如果优势不明显，就会造成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因全球化“近水楼台先得月”而竞相化蛹为蝶，而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纷纷凋敝消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绥化的破解政策就是异地经济。
其思路最早的萌芽，来自朱清文任双城市委书记时发生的一件事，“前进乡党委书记招来了一个塑料编织袋厂，可老总发现该乡投资环境不行，说双城市还行。乡党委书记跑来找我，说能不能落在双城，税收归乡里。我说双城不在乎那点儿税，你来吧。”然后，朱清文就在双城定了一个政策，乡镇招商到县里办企业，税收归乡镇。
不过，直到2011年朱清文履新绥化市后，异地经济才真正大规模实践。绥化市所属十区县之间发展差距巨大，既有肇东、安达这样全省数一数二的强县，也有兰西、明水和青冈这样的全省老末。“开会时条件差的县有人就说，‘我要是靠着哈尔滨、靠着大庆，我也能第一、第二。’我说那行，你招商项目落在肇东、安达，税收七成归你。肇东、安达的优势全市共享，别光一个地方享受。”
为此，绥化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按照省市规划布局，在全市范围内实行资源共享，即在绥化区域内，不论哪个市县、乡村引进企业在哪里落地建设，税收产值全部或大部分归引进方，放大发展优势，缩小发展差距。
安达市太平庄镇远离市区，资源、交通、区域位置都无优势可言。在安达市的支持下，该镇引进的危化品物流运输企业安瑞佳公司，摆放到安达工业园区，税收由太平庄镇和园区按比例分成。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年产值30多亿元的综合性化工物流集团。太平庄镇也在2012年实现1.38亿元的财政收入，乡镇综合实力排名位居全市前列。安达市则获得了10%的财税分成和数千个就业岗位。
“区域间、城乡间发展差距过大是时代难题，影响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建设。”朱清文认为，异地经济这项政策创新，放大共享城乡区域优势，促进均衡协调发展，在国家转移支付政策外，创造了一条劣势地区依靠自身招商创业、创造财富、加快发展、缩小差距的新路子。同时也拉平了干部的责任和作为，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为此，绥化市针对异地经济出台了详细的财税分成政策，包括村一级都能得到分成。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调研完后，将异地经济总结后，“穷县招商、富县落地，税收分成、共同富裕。”朱清文听到后补充说，“乡村招商、城区落地，税收分成、乡村富裕。”
在当前“省管县”的财税体制下，绥化市不论是发展乡镇村经济还是异地经济，对其市级财政收入不但无补反而是增支。“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理论’，这种体制下有些地区的市级政府会纷纷通过‘强县划区’拼命增强本级财政，绥化市的主政者能够用全局胸怀反其道而行，推进加强乡镇村财力的政策。”祝福恩感慨地说，“所谓‘改革要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不就是这样吗？”
目前，值得关注的是，绥化正在进一步放大异地经济政策效应，鼓励吸引域外资本到绥化集中区异地设园中园、区中区。在黑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已经有农垦总局和大兴安岭地区在绥化实现了跨地市行政区域的异地经济。祝福恩的思考更广阔，“异地经济的发展思路不但可以在一市一省之内实现，也完全可以在国家统筹规划下跨省搞，突破财税体制限制，更大范围消除我国地区发展差距。”
园区经济：新型工业化的载体
以园区化为重点的农村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对乡镇企业和分散低水平发展工业化的发展升级。
“不过，乡镇村经济和异地经济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还需要一个建立在长远规划基础上能够落地的载体，这就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绥化推进的园区经济。”朱清文认为，绥化发展园区经济为重点的农村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是对过去乡镇企业和分散低水平发展工业化的改革深化发展升级。
他分析说，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无工不富”，农村要真正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要有工业化，历史上我们有过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符合工业经济发展规律的曲折和教训，历史上也曾反复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能耗过高、污染严重的困扰。
“快速发展实践以园区经济和园区化为重点的农村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有效地破解了这些历史难题。”三年来，绥化的发展实践也显示，通过园区经济、异地经济、乡镇村经济使工业化实现集约集群发展、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科技化生态化发展、均衡化协调化发展，展现了强大的发展优势、生机和活力。
目前，绥化先后建成了绥化国家级经济开发区，肇东、安达省级经济开发区，望奎、兰西、海伦、绥棱四个省级工业示范基地。明确产业定位按照既定规划科学摆放。比如，绿色食品项目要交给肇东建设，石化项目要交给安达建设，亚麻纺织类项目要交给兰西建设，新材料、新能源、机电等类项目要交给绥化市本级建设，避免了恶意竞争、无序摆放，提高项目的集中度和集群效应。目前，绥化园区建成面积76.12平方公里，入驻企业1061家。
采访中，令本刊记者尤为惊喜的是，园区经济与异地经济的结合，突破性地以内生力量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活生生”地实现了。
早在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就布置了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十二五”规划纲要又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但多年来苦于找不到抓手，使得一幅美丽发展图画难以落实。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现行财税制度尤其是中央转移支付“杯水车薪”、横向省际转移支付无法推行的现实下，不但省与省之间，即使一省一市之内，形成了谁都想发展、谁都不愿意保护的体制“死结”。
“没有大兴安岭地区的停伐，我们不会拥有优良的生态。但大兴安岭地区也不能没有经济支撑‘喝西北风’过日子吧。它要发展工业，可以到我们工业园区来，获得的税收返还，完全可以解决地区间发展差距问题。”朱清文认为，绥化市园区经济的实践创新，走出了一条园区集约集群集中高效发展的新路子。”
基层组织：“共产党抓啥有啥”
锻炼一支有作为、有朝气、有理想、在群众中有凝聚力感召力的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带路人’，是基层改革最终成功的关键。
乡镇村经济、异地经济和园区经济的崛起，带来的最突出好处就是绥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比如，李亚文所在的东郊乡征得村民的同意，合并了两个屯，把485户98万平方米的宅基地全部倒出来招商引资。按照全乡总体发展规划，第一家投资企业支付的1500万元资金，首先为103户村民盖楼，过上高质量的城镇生活，同时规划好了住宅区、生活区、养殖区、种植区，村民在这家投资企业上班，“老百姓过上市民生活，非常高兴。”
青冈县祯祥镇在城镇化建设上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企业牵动”模式。昊方集团投资1605万元建成住宅楼14栋7.6万平方米，可入住村民1100户5000人。该镇党委副书记李冰说，“这种模式不但解决了乡镇建设资金紧张的难题，还带动了乡镇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村民进城上楼提供了就业保障。”
2012年以来，绥化市坚持农民愿意、农民受益、实践可行、符合规律的原则，不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积极探索市场化为重点整乡镇推进的城镇化建设，创新“六种模式”，宅基地开发置换、市场开发置换、政府主导开发置换、耕地等农牧资源由加工龙头企业补偿置换、土地增减挂钩开发置换、远近置换，加快中心集镇建设，启动整乡镇推进城镇化试点41个，创新了复制性很强的城镇化模式。
朱清文开心地说，“现在绥化的基层干部在村民中威信很高，过去我们连‘办法总比困难多’都不敢说，现在老百姓说‘共产党抓啥有啥’。”
在绥化的调研中，本刊记者发现，从外面看，合作经营、乡镇村经济、异地经济和园区经济如一条龙灯舞得生龙活虎，但下面全靠绥化有一支作风扎实能打硬仗的基层干部队伍支撑。
对此，这些年，朱清文深有体会。在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三农”、“四化”工作的一切任务都必须落到户、到人、到地块、到村屯，没有乡(镇)村基层组织和干部有效的群众组织工作、思想工作、服务工作，就无法落实，就会出现党和政府各项工作在基层的断层和空转。
比如，一个时期以来，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内涵虚化，统的需求和统的功能弱化，乡镇村基层组织职能也相对弱化。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镇工业化和农民市民化等重点工作快速发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机制随之快速发展，统的内涵、统的需求急剧扩大，对乡镇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统的工作职能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所以，从我们基层工作的实际看，现在中央提出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不是空洞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当前我们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朱清文认为，正是深刻认识到，“三农”、“四化”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强化乡镇村基层发展建设提出新要求、新挑战，绥化将财力和事权下放基层，赋予基层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也赋予了探索创新解决问题办法和措施的权力，“就是要锻炼出一支有作为、有朝气、有理想、在群众中有凝聚力感召力的坚强有力的共产党‘带路人’。”
“关键在于老百姓相信我啊。”采访的最后，李亚文向本刊记者透露了自己能够做成事的秘密。她花了40万元请黑龙江高等设计院为东郊乡城镇化设计了规划方案，“现在老百姓经常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李书记，我能不能住上楼啊？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过上他想过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