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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09年02月0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在全国率先突破“左”的框框，积极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影响之大，人人皆知。历史经过30年的洗礼，使人们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与成功，首先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邓小平说：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是对万里历史性地评价。
一、万里在安徽主政期间，是怎样促成农村改革的呢？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走马上任后，首先到广阔的农村，看农业，看农民。他下乡调研时，轻车简从，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想到哪就到哪，直接到村到户，随时随地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他认为这样看到的才是真实情况，听到的才是农民群众的心里话。1978年春天，万里一行从定远县城来到该县的卢桥镇附近，看到一位正在路边休息的年轻农民。当时已是3月下旬了，阳和风暖，可是这位农民还穿着一身破旧棉衣。万里走上前去，同他拉起家常来。那时老百姓看不到电视，不认识万里，也没有其他人在场，谈话很随便。聊了一段生产生活情况之后，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干子！”事后，万里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通过调研，他发现安徽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远比城市问题严重得多。万里认为，农民吃不饱肚子，生产搞不好，主要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根本原因是党在农村的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摸清了根底，万里和以他为首的安徽省委便以极大的胆识和勇气，大胆纠“左”，大胆破除旧的条条框框，促成农村改革，支持农村改革，推进农村改革。
1、制定“省委六条”，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在全国率先突破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给农民“松绑”。
如何正确地对待农民？这是万里一直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万里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所以我提出了个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他动情地说：“农民的种植权，产品分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过巨大贡献，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必须正确对待他们。”
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万里决定从解决生产队自主权问题入手，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会后发全省各地农村执行。其主要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允许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六条规定”的中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贯彻“六条规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万里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是反对瞎指挥。它对农业生产影响实在太大！我看只要尊重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内容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自己有权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支配，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作主。”
这六条政策规定，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可以说，它是粉碎“四人帮”后徘徊的中国诞生的第一份关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农村既定政策“左”的框框，给农民“松绑”。所以它一诞生，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据有关记者描述，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省委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像看戏似的在听宣读文件。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一些群众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群众喜欢听的关键的地方，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声喊：“再重念一遍这句话！”“念慢点儿！”那时已是冬天，有人问身旁的一位老汉：“冷不冷？”他笑着说：“不冷，不冷！听到新精神，天冷心里热，冷点没关系！”
《省委六条》的产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了启动和开创的作用。
2、明确提出农村工作“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8年2月14日至16日，万里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
安徽是个农业省份，“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实质上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抓纲治国”是党和国家的战略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针。“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口号的提出，公开否定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标志着安徽在全国率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生产为中心”口号的提出，对跃跃欲试要走改革之路的安徽农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对此，《人民日报》3月初给予报道，并指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口号……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3、大灾之年，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做出“借地度荒”的决定，激发农民的抗灾热情，由此而引发“包产到户”。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旱灾，大部分地区10多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旱情造成全省农田受灾6000万亩，400万人缺乏生活用水。入秋以后，旱情更趋严重，田地干裂，禾苗枯黄，秋种无法进行，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省委做出“借地度荒”的决定，是经过了激烈争论的。有的同志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的同志说，为什么借给社员个人能种，集体不能种呢？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是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都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遭遇如此严重旱灾，但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同省委及时做出这一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
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户的事情被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6日，省委又专门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针对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思想顾虑，万里打趣地说：“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即使滑下去，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把它拉回来就是了。有人提出如果减了产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有了万里撑腰，有了省委的态度，肥西县山南公社干脆把所有耕地都划到户去包，开创了全省包产到户之先河。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
二、面对舆论压力，万里是怎样坚定地支持农村改革的呢？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出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当时，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
改革伊始，就遇到风波，典型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由安徽省委《六条》的产生引起的。1977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49号文件下达后，万里召开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根据本省农村实际，制定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六条》强调的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等内容，与49号文件强调的“穷过渡”、“大概分”，明显不相符合。“六条”的新规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激起了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特别是当时中央主管农业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有的人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路线有问题；有人说，安徽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他们指使一些人针对安徽进行批判。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一篇长达6000多字的文章——《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署名“驻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而对许多想真正干社会主义的老实农民又是个打击；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是冲着安徽来的。
信念坚定的万里，得知情况后，毫不动摇。他说：“对于我们安徽的做法，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说我们‘右倾’，搞‘资本主义’，也有人赞同我们，但不敢公开表态。……我们干我们的，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让群众去做结论，让历史去做结论吧！大队核算、‘穷过渡’、‘大概分’，你这些东西我这里没法学，学不了，难道还要强迫学？你可以不要自留地，不让社员养猪，不要集市贸易，我们这里可不行。”
万里还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也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的意见得到落实。1979年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这篇长达6000多字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并充分肯定了包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经验，这是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报道“包产到组”。1至3月间，通过记者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连续报道，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安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肯定了他们的经验，这无疑对全国农村改革是个巨大的推动，对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用事实和道理做了很好地回答。
第二次风波是署名张浩的一封来信引起的。就在安徽农村改革势如破竹、热火朝天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 “编者按”还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引起震动，不少地方干部和群众深感不安。面对扑面而来的新的舆论压力，万里镇定自若，毫无惧色，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村改革。
张浩的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广播的当天，万里正在合肥。他听到广播后，说糟糕了，这跟省委“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对他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根据万里的指示，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
针对“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万里理直气壮地说：“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根据省委的指示，省农委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信。信中说；“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的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就瓦解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封信，同时配发了题为《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语，承认3月15日刊登的张浩来信及按语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要注意改正。”并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人民日报》的明确表态，避免了“张浩来信”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利影响。
张浩来信发表的第二天，万里就出发到基层去了。他首先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万里一再对干部群众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经过万里紧张的、大量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都稳定下来了。1979年5月21日，万里驱车来到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此时正值农民开镰收割，一派丰收景象。万里紧紧握住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的手，问道：“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王立恒说：“是有点怕。”万里说：“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搞错了，不要你负责。”在和小井庄群众交谈中，万里果断地对群众说：“大胆地干吧！省委支持你们。”并再三嘱托：“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待秋季取得大丰收，再来山南看望大家。” 万里这次山南之行，给坚持搞包产到户的干部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万里说话算数，这年的12月13日，他第二次来到山南，了解了山南包产到户一年来的实际效果，用赞许和肯定的口气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
1979年6月初，万里乘车前往凤阳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来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陈庭元反映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政策变。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都不要怕！”“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凤阳县小岗村，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户户粮满囤，十分高兴，在场的人告诉他说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他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1980年1月2日至1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总结一年来全省农村改革、试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万里做了《要敢于改革农业》的讲话，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增产效果更明显。”“支持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实行联产责任制、敢于坚持按劳分配的各种形式而不动摇的根本所在。”这次会议，对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农业大包干的做法和经验做了充分肯定，指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的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鼓励和支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三、万里到中央工作后，是如何为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的呢？
1980年3月，万里被调任国家农委主任一职，全面主持农村改革。
万里上任后，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改革，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研，倾听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意见。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明显。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国家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在他的主持下，由国家农委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发了1980年第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撇开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不谈，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初步为包产到户定了性。这个文件对广大农民是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文件正式发下去以后，农民感到理直气壮了，不怕再说他们违背中央决定了。就这样，包产到户逐渐成了全国性的改革浪潮。
万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为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发了五个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起了指导、推动的作用。1982年1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号文件形式发出的农村工作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新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中央以文件形式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明确肯定它姓“社”又姓“公”。文件下达后，反响很大，农民特别高兴，说是吃了“定心丸”。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农村第一步改革初步胜利实现。我国连续几年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幅度很大，1984年达4000亿公斤，人均400公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8年，万里离开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在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对农村工作、农村改革仍然十分关注。1992年10月，万里主持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他的这一建议，在修改宪法中被采纳，并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至此，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由万里亲手为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万里在农村改革中为什么有如此的智慧和胆略？
第一，万里了解民情，关心农民。万里来安徽后，用了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搞调研，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在深入基层调研中，他亲眼看到一些农村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心里十分难受。时光过去20年后，万里对此仍记忆犹新。他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安徽农村当年那种穷困的局面，促使万里决心打破“左”的框框，探索农村改革之路，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
万里关心农民的疾苦。1977年冬天，省里不断收到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山东等地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据不完全统计，那年冬天，仅凤阳县外流人口就有13000多人。万里来到安徽后，决心要解决讨饭问题。他说，讨饭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搞好。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气愤地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的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问题查清楚！”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动情地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条件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 说到这里，他蓦地站起来，用手敲打桌子，激动地高声说道：“我上次说过，如果今年秋后哪个县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去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我们的农民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万里的这些话，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这种深厚的感情，也正是万里决心改革的内在动力。
第二，万里搞农村改革，得到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万里在安徽能够大刀阔斧地搞农村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改革家的背后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万里到北京参加了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这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表态支持。万里受到鼓舞，信心百倍。回安徽后，他以坚定的口气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有人在报纸上对我们的新办法做了批评。报纸不种田，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有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人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人心有余悸，表态说：“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正当全省围绕包产到户、大包干进行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他于1980年4月2日，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去谈话。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这番谈话，无疑是对安徽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莫大支持与鼓舞，为几年来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这番谈话，一下子给决心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更是给立志改革、决心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万里，以极大的鼓舞。
因为有邓小平坚定地站在从中国农村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有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的思考，有邓小平对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县大包干的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由万里促成的安徽农村改革，这才大功告成！从此，发源于安徽的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沿着邓小平指引的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三，安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鼓舞了万里。安徽农民是极富智慧和创造力的人民。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安徽农村即试行过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责任田”办法，它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一时的经济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责任田”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市场供应迅速好转，城乡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称赞“责任田”是“救命田”。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安徽省委不得不于1962年3月做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定。“责任田”虽然被扼杀了，但安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无法扼杀，一遇时机就会重新被激发出来。30年前，安徽农村兴起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正说明了这一点！199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安徽考察时说：“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起到了先锋和示范作用，促进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这一历史性的贡献，是安徽人民的功劳，是安徽人民的骄傲，也说明安徽人民有革命的精神和创造智慧”。正是安徽人民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创造智慧，极大地鼓舞了万里，极大地激发了万里的政治智慧和革命胆识，使得万里坚定地站在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促成改革，引导改革，支持改革。邓小平曾把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功劳深情地记在了农民的头上。但是，安徽的人民知道，全中国的人民知道，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万里功不可没，邓小平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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