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烈士陵园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鄢烈山
在微信朋友圈读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的一篇文章：《站在施洋律师的坟墓前》。读来感慨万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是别人7月13日转贴在博客上的。乔教授此文作于何时呢？且不管这个，反正我只是就观点说观点，就概念辨概念。
先说，我跟乔教授一样，也多次站在武昌这个洪山南麓施洋烈士墓前，向这位在“二七”大罢工运动中被军阀杀害的大律师的雕像行注目礼。乔教授说：“如果能活到现在，他也许会脱掉自己的长衫，西装革履，行走在写字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成为了历史英雄。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功名利禄，甘愿为那些生活在下层的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呢？真诚地希望法律专业人士来到这位前辈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深深地鞠上一躬，以表达对这位先辈的敬仰之情。社会的发展不会是一马平川，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必须面对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前行，那么，理想总会实现。”乔教授的内心独白，基本上也是我的心声：期待与祝愿。
1976年秋天，我借调在湖北省中小学教材教研室，参与编写小学数学(算术)教材，到郧阳地区的竹山县去了一趟。不知怎么就来到一个镇上，当地干部告诉我们这里有施洋烈士的故居。是他的亲戚在看护，我们见到了那个中年妇女。
我当时也像乔教授一样想：“他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又是如此的灿烂。假如他能和当时的资本家结盟，或者能投靠北洋政府，那么，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站在那些衣衫破烂的铁路工人兄弟中间，这位知识分子显得异常高大。”“文革”那些年头“阶级斗争天天讲”，又讲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不过，在今天我的观点略有修正。上世纪民国时期包括军阀混战年代和“蒋家王朝”，并不像老师教给我们的那样“漆黑一团”：施洋律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不是只有“和当时的资本家结盟，或者能投靠(北洋)政府”，才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还是相当大的，比如一些教授，比如一些作家。如果你说鲁迅一直在领政府的薪俸不足为据，那么茅盾、巴金那些人呢？
另外，你搜索“施洋”的生平：施洋(1889～1923年)，竹山县麻家渡镇双桂村人。施洋家境贫寒。1907年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蚕科学习，1910年转入郧阳农业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学校停办，不得已终止学业。1912年回乡创办国民学校，任校长。他还创立农务会，被推为会长。1914年，他考入湖北警察学校。1915年考入湖北法政学校专门学习法律。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武昌从事律师职业。
再搜索一下“江姐”：江姐(1920年—1949年)，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至今存世的1940年中华职业学校发给她的修业证书和她随后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的入学登记表上，都写的是这个名字。
——你看，穷人家，底层的孩子，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有这样的成长空间，表明“阶层固化”远没有老师灌输的那么令人发指。
下面来说本文的正题。
乔教授写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谈论专业主义。笔者一度非常认同专业主义的概念，认为专业主义就是埋头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是现在我越来越怀疑专业主义的价值。”
如果“专业主义”真像乔先生“认为”(定义)的就是“埋头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么，它的价值确实是可疑的。
“知识分子只是埋头书斋”，不一定必然“成为冬烘先生”和“活动的图书馆”。虽说强调“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而在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也在理，但在事实上，理工农医实验室里的专业知识分子，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他们是不可能成功发明和制造新产品的。他们是可以不关心时政和社会事务的——甚至这些专业知识分子不必关心时政了，社会可能更正常(处于更发达的阶段)。
我赞成乔教授的这一说法：“专业人士参与社会运动，是专业人士的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专业人士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笔者从来都不认为专业人士只能发表学术论文，或者只能在课堂上按照圈定的教科书进行宣讲。……专业人士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只要专业人士的行为不触犯国家的治安管理法律制度，不危害他人的合法利益，那么，执政者就应该保护他们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不过，总有一些人把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看作是对权力的挑战，他们千方百计地把知识分子打入牢狱，试图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事实上，他们彻底错了。假如知识分子彻底失望，假如那些缺乏知识分子引导的阶级兄弟彻底绝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定时炸弹，人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引燃导火索，从而使自己和他人粉身碎骨。”
实际上，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公共事务，乃至“运用专业知识帮助穷苦兄弟解决问题的专业人士”，通常名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相对于只埋首专业的知识分子讲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不应该分高下带褒贬。这就像，有的人在实验室呆一整天不觉累，有的皇帝喜欢做木工活；而有的人生性喜欢演说或表演，有的皇帝喜欢当戏子。
乔先生说：“对于那些运用专业知识帮助穷苦兄弟解决问题的专业人士，我们应当给予崇高的敬意。这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出风头，也不是因为他们借此争取名利，而是因为只有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工人阶级，这个社会才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他这样说可能过于乐观。当年“提着脑袋闹革命”尚且有投机分子，“公知”良莠不齐也很正常。就像教师、医生、党员、官员不能一概而论，既不要污名化全体，也不必美化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
这里特别要辨析的是，就我们新闻行业来说，所谓“专业主义”是一个褒义词。它应该是资深媒体人胡舒立提出来的，如果不是她首倡“新闻专业主义”，至少是她提倡最力吧。
我理解，“新闻专业主义”是用来对抗“新闻工具论”的。它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里的“敬业”。干一行爱一行，按照专业的标准以专业的态度来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衣食父母”(掏钱的订户或顾客)。
了解一点新闻史的人，都知道“政治家办报”的出处：那是“大跃进”年代，毛泽东主席痛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不愿根据政治需要吹牛烧虚火，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新闻界的人讲“专业主义”，就是要汲取历史教训，“负责任地报道一切”，讲真话，报实情，对得起社会，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样的“专业主义”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所谓“专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
（原标题：两种“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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