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康健，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是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1995年开始，她先后参与了11起对日索赔案件，在她的参与下，2002年4月，福冈劳工索赔案件的一审胜诉(二审败诉)，2004年3月，新潟劳工索赔案胜诉。这两次历史性的胜利对民间索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话背景
根据日本政府战后发布的报告，战争期间，三菱矿业(现称三菱材料公司)在日本12处工矿点共奴役3765名强征中国劳工，其中约720人罹难。近年来，幸存的中国劳工家属多次到日本起诉，希望获得赔偿。
7月24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三菱材料公司计划就二战期间强征中国劳工一事向中国受害者道歉，并以基金方式补偿每人10万元，支付对象为3765人。报道称，双方准备于近期在北京签署和解协议书。7月25日，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发布公开声明，否认与三菱和解，称其尚未真诚认罪、悔罪，所谓的“和解”全无半点诚意。
7月26日，关于这次和三菱谈判的具体细节，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康健接受了华商报记者采访。
“和解”无诚意
“谈判后，日方只是把雇主改成了‘使用者’”
华商报：律师团在25日声明中指出“三菱公司在承认罪恶事实、谢罪及赔偿等核心问题上极力模糊”，在谈判中“他们是如何模糊犯罪事实的”？
康健：据我们了解，在我们中止和他们谈判之后，三菱公司并没有修改那个和解方案，包括谢罪文书也是。只是把“雇主”改成了“使用者”，本身这个词就是暧昧的词汇，不是书面语言。如果你是无偿的，你就是对劳工的奴役，是人身伤害。在谢罪文书这么重要的文书中，怎么能用“使用者”这么一个词轻轻带过呢。其实这种“极力模糊”还不仅限于此，只是我们还不方便全部公开。
华商报：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要成立？
康健：这个律师团主要是2010年成立的。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和日本公司谈判，代表中国劳工集体向日公司索赔，因为调查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考虑成立一个律师团。
华商报：就您个人而言，什么时候参加到这个劳工案的进程中来的？
康健：1995年底的时候就参加了慰安妇的案件，后来1996年我就参加了日本劳工的案件。不是这两年才参加进来的。
华商报：初衷是什么？
康健：我们是希望给受害者在世的时候一个满意的结果。但是好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儿。
“赔偿”无诚意
“和解文案中既没写补偿金，也没写赔偿金”
华商报：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计划补偿每人10万元？
康健：实际在和解文案中既没有写补偿金，也没有写赔偿金。说是为了中日友好的贡献，它拿出这么多款项来，赔偿金是法律上一种责任的承担，它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华商报：起诉中要求赔偿多少钱？
康健：起诉中要求是每人100万人民币。
华商报：谈判过程是怎样的？
康健：谈判分了几个阶段。2011年我们交了个提案，当时提的是10万元人民币，但三菱公司不回应。直到去年春节前夕，三菱公司才说可以谈，但说因为他们在日本得到的判决都是胜诉，所以不能承担赔偿责任，金额也不能过高，并且还要和解协商。我们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要求他们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真诚谢罪。三菱公司大年三十拿出一个方案，还是不行。于是我们起诉。
去年3月，法院受理后，三菱公司才开始谈。由于三菱公司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受害者一个一个的去世，所以我们就提出，如果法院在开庭前能达成庭外和解的话，要求赔偿30万人民币，如果是开庭后和解的话，要求赔偿50万人民币。
华商报：赔偿金额的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康健：主要参照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给美籍日裔人的赔偿。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军把在美国的日裔关押起来。80年代的时候，给他们赔偿每年两万美元。我们觉得参考物价上涨的因素和当时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较，30万元人民币就相当于八十年代的两万美元的比值。所以我们提出以三十万元为赔偿下限 。
“谢罪”无诚意
“日方把事情淡化、责任淡化”
华商报：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康健：当然还是事实和责任了。就是对基本事实的确认，还有就是责任如何承担。
华商报：在谈判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和瓶颈是什么？
康健：日本企业方面不愿意承担责任，直接把事情淡化、责任淡化。我们认为承认事实，把基本事实给固定下来是很重要的，不能太暧昧，但这一点恰恰是他们极力要回避的。对事实的表述、对责任的承担，它都是暧昧化的。因为要遵守承诺，我们没有全文公布和解条款，那里还有些其他的问题。
华商报：谈判到现在初步的成果有哪些？
康健：现在出现了一些谢罪的字样，但是它谢罪的事实是暧昧的。另外，人权侵害这点它承认，但是前面那些暧昧的事实人权侵害又是一句空话。
华商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康健：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推动，具体细节我们也不方便透露太多。
华商报驻京实习记者 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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