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顾则徐
据媒体报道，从近日召开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0次会议透露出的信息，北京市居住证制度将年内出台，该制度内容之一是将推积分落户政策。尽管2010年国务院就已经明确要在全国实行居住证制度，但在推行中作为首都的北京市现在能够实际执行，其意义不可小觑，必然是一个具有标杆性的户籍制度改革事件。
不过，不能过于看重这一事件的意义，甚至也不能过于抬高整个居住证制度改革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在商鞅以前就已经有了户籍制度的国度，即使从商鞅算起，也已经有2400年左右历史。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萧何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缴户籍档案，成为他被历史所永载的一件光荣事迹，由此可见，户籍制度在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有着被特别重视的悠久历史。在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应该是已经积淀下了多么深厚的管理经验，而今天却依然还不得不纠结于如何“改革”，实在是应该为改革而高兴时，也有一份羞惭。
户籍在中国古代有多重涵义，它是族群、乡土的维系方式，比如户籍体系中有一个原籍概念，不仅处罚官员可以遣送原籍，而且一般民众在困境中也可以返回原籍，原籍地必须给予接纳并提供生产、生活的帮助。不过，户籍直接具有的功能是跟纳税挂钩，一个人在哪里纳税，他的户籍也就注册在哪里。因此，户籍既是保守的，也是开放的，它为人们提供了原籍退路，但不限制迁徙自由，其基本原则是户口跟随纳税走，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拥有户口。
正因为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拥有户口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安定之后的重大事务就是调查户口并重新登记，及时确认纳税人及其权利、义务。然而，由于户口与纳税相结合的关系，在城镇地区尤其在大城市，民众恰恰并不愿意登记户口，总是试图通过逃避户口登记以逃避纳税。这一矛盾在清末形成了尖锐的社会冲突，政府在城镇地区给住宅普遍执行钉门牌政策，通过住宅编号体系实现更加完全的户籍登记体系，以使每个当地城镇居民登记户口，然而民众则进行大量抵抗运动，希望能继续享有逃避纳税义务的漏洞。
城镇居民拒绝和逃避登记户口的意识一直到民国时代依然强烈。1958年上海有一台经典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这台戏后来被拍摄成电影，2008年广东又演绎成了以广州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深受粤语文化观众喜爱。《七十二家房客》反映的是民国底层市民生活，其中一个反面角色是警察三六九，这位三六九在戏里用来敲市民竹杠的手段之一，就是报户口，动辄恐吓要把不报户口的人拉到局子里去。
无论是上海，还是广州，民国时都是中国最发达、最现代的大都市，按照今天很多人毫无历史经验事实基础进行推理的逻辑，理应是全国人口都想要涌入，以能报上户口为幸运。然而恰恰不是如此，当户口充分放开时，当坚守数千年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户籍跟随纳税时，人们并不会以获得户口为主要价值取向，而首先会以自己的工作、生活为价值取向，哪里适合自己工作、生活就去哪里，并不会失去基本理智，只想着到上海、广州这样地方去颠簸。就如清末、民国所突出过的景象那样，当户口只是税收管理的基础制度，户口本身不过是自由的一个简单手续时，人们恰恰不是强烈要求报户口，而是试图在理应纳税地回避报户口。
因此，在一个拥有两个半千纪悠久户口制度历史的国度，早已经积累下了一个如此简单的智慧：一国之内，公民在哪里纳税，哪里就应该有户口；反过来说，公民户口在哪里，就应该也在哪里纳税。这不仅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且也是国家基本利益，是完善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保证。外籍人士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但不享有相应的公民权利。只要户籍制度还没有实现如此明白的原则，一切改革措施就都不过是暂时的、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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