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贾康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位是制度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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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北京市、上海市政府特聘专家。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郭静雯 本报记者 梁现瑞 李欣忆
日前，中国PPP创新发展论坛在成都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贾康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PPP模式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现状、困惑、对策等问题发表观点。
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有必要加杠杆
记者：当前，社会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体有两种倾向，一是“窄化”，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补”；二是“西化”，即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萨伊定律”相提并论。我们该如何准确把握这个概念？
贾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借鉴国外成果，并结合实际国情所作出的系统性工程式的创新，是全局的，长远的。本质是以改革为龙头，以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从制度创新拉动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等整个系统体系的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位是制度的供给，而非产品。“三去一降一补”是当下、年度、中期特别强调的。这其中有些是改革，有些与改革有关，有些是具体的管理措施，不能将其等同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国家现在提“三去一降一补”，但从地方落实来看，有些似乎是彼此矛盾的，比如去库存的过程中又在“加杠杆”。
贾康：这就是我说的，要合理掌握结构性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防风险的去杠杆。房地产市场库存过高，拖累整个经济，需要采取有效的去库存措施。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有必要配上加杠杆，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最严重的区域。加的不仅仅是商业金融杠杆，需要特别加政策性融资的杠杆。
也就是说，“三去一降一补”是整体的、宏观的，具体到某些行业或地方，去和加是不矛盾的，要具体分析。
PPP不是走回头路
记者：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PPP项目中，政府要和企业开展合作。有人担心，这是在走回头路。
贾康：由政府、市场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到政府和市场主体一起做事情，这背后确实有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对传统体制的回归。
记者：区别在哪？
贾康：传统背景下，政企分开强调的是政府不能插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PPP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是一种新的，更带有绩效提升特征的制度状态、制度安排。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与企业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是运动员与运动员的关系，而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防范“角色惯性”，让“法”说话
记者：很多环节中，离不开政府的裁判员角色。
贾康：确实如此。在政府和企业作为伙伴关系签约之前，过程当中可以说政府的身份不可避免带着裁判员的色彩，要给出规划和政策信息，要处理只有政府才能处理的和规则相关的事情，而一旦签署了协议，政府的身份就只能局限于运动员了。
记者：角色是有惯性的，如何防止政府将裁判员角色带入PPP，或者说，政府与企业合作后，裁判员的角色该谁来充当？
贾康：裁判员的工作在法制范围内，要由“法”来规范。从签合同开始，政府就只能是运动员的身份。裁判员到哪里去了？裁判员是“法”，国家的合同法和与合同法相关所有的法规作为裁判员，不光要求企业，还要求政府一起守约、履约。
记者：上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条利用私营资金建造的收费公路——91号公路，在加州正式投入运行。1999年，当地宣布将在91号公路上新建车道并连接到附近的另一条公路，为此，加州交通部被告上了法院。最终，政府以远超造价的价格回购了这条路，成为PPP历史上一个失败的案例，你怎么看？
贾康：这个案例中，存在对车流预计不足的问题。但后期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掩盖项目成果，从你的讲述来看，这个项目并不是完全失败的，至少从前期来看，它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缓解了财政压力，后期也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了解决。
推进PPP倒逼法治政府建设
记者：在中国当前形势下，政府的能量太大，对此，民营企业心存忌惮。在这种背景下，PPP如何顺利推进？
贾康：推进PPP的过程，就是倒逼、催化法治政府甚至法治国家的过程，就是要把权力关进“法”的笼子里的过程。通过立法程序，不断动态优化，这样企业才可能可持续地进入PPP实施伙伴关系的操作过程。
记者：PPP的本义是政府与企业相互合作、自由恋爱的关系，但在落实过程中，使用的还是原来的招投标方式，对此，有些企业不能理解。
贾康：招投标的意义在于规范竞争，但不排除竞争性磋商。某些项目其实对应的对象很少，这时可以采取竞争性磋商的关系。以后政府工作进一步阳光化，也可以考虑“邀约采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