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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董启章:在想象世界里理应如此(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7日18:48 南都周刊
作家董启章:在想象世界里理应如此(图)

董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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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廖伟棠

  华人作家系列访谈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硕士,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著有小说《安卓珍尼》、《地图集》、《衣鱼简史》等十余部,
他的最新作品是去年年底出版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台湾麦田出版社),这是他计划中的卷帖浩繁的《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厚达480页),刚一出版即备受好评,被台湾《中国时报》评为2005年度中文创作十大好书首名。

  董启章可以说是香港当代小说家中最勤奋的一人,自从1994年夺得台湾权威的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以来,他已经写作出版了超过二十本书,其中过半是中、长篇小说,而且,董启章的小说绝非我们所知的“港台小说”,他的老师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他们的小说,是需要殚精竭虑、潜心建构的深度艺术品。

  八、九年前,因为做客他主持的香港电台的读书节目,我认识了董启章;后来因为北上,没见董启章几年了,当我再回来香港,他又已贡献出几十万字的小说。坐在他位于粉岭(香港北部郊区地段)的房子,我要董启章说说他最近的状况,他开玩笑说:“你就说那是一个写作写到要卖房子的小说家吧。”原来他正打算卖掉他这座住了没几年的新房子,和家人搬到更远离市区的联和墟贷屋而居,“那将是一间开窗能看见大片真正的田野的房子!”他向我强调,看来他搬家也不只是因为受不了香港抢劫式的楼价和高利贷式的按揭,还是出于对远离尘嚣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

  既然如此,我们就从生活谈起,实际上生活早已和写作纠缠不清。

  能够生存一天,我就能写作一天

  《南都周刊》:可以大致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吗?

  我想先讲一下之前几年的生活,有两三年时间其实是很繁忙的,因为大概2000年的时候,刚刚买了这个房子,自觉压力,想是不是需要赚点钱,自己不工作是不是太离谱了?于是想到搞写作班,去不同的中学教,要自己构思内容、自己和学校联系,正巧那时的学校也对此很有需求,于是越做越多,所以那两年做得很密,几乎像上班一样,每天下午都出去,有的学校在很远的地方,常常要花掉整个下午的时间,回来还要批改学生的习作。那段时间收入比较好,但做了两年发现不能这样下去,我的初衷被违背了——原来我是以为发明了一种可以支持自己写作的工作,结果变成占据了自己所有的时间,没法写作,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去年已经把这些工作全部停下了,现在生活有两种形式。一是到大学兼职的,会在某个上午去中文大学,教香港文学(明年会在城市大学创意媒体系教一个写作班),每周只花一天时间;其他时间是上午带儿子上学,然后回来看一点书、写一点东西,中午接儿子放学,把他交给我妈妈带,下午一点到六七点都用来写作,晚上把儿子接回家、吃饭、陪他玩……一直到他睡着,这晚上也没剩多少时间了。很少去市区,每周一两次而已,只是周末陪孩子,所以周末也没可能写作。我觉得时间很不够用,因为写长篇小说需要大量的时间。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可以与世隔绝、万事不理地去写完一部小说?

  当我很缺时间的时候,我会如此奢望,但没有可能。因为我已经去除了日常人们称之为工作的那部分了,如果我再去除了家庭需要我的那部分,那好像太过分了,如果我不工作的话,经济上就要靠我太太,如果我连陪小孩这些事情也不做,我太太也没时间做的,她在大学教学,有时忙得晚上都不回来,需要我更多的时间陪儿子。所以我没有理由要她双重负担。

  《南都周刊》:是什么促使你在纯文学生存困难的香港选择以小说写作为自己的事业?

  动机可能是一直累积和变化的,开头并不很清晰要很专注去从事写作,读硕士时想自己可以边读书边试着写些东西,于是便开始写了。事实上香港许多文学作家都不是专业从事写作的,甚至没有多少人是能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的,都是一边有着学院或编辑的工作,一边挤出时间来写作的,开头我也以为自己也会以这种形式写下去。不过越写越投入,同时自我感觉写得挺好的,就觉得不能不多花些时间了,那是看你自己定位自己想做一个怎样的作家,是想做一个偶尔写作并保持自己写作兴趣的人,还是要全心全力投入,而我属于后者,很想自己尽量走得远一些。

  《南都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决心的?

  1994年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之后,这种感觉开始比较强烈起来,而且那时以为靠写作就能生存,因为那时环境比较好,写书评之类文章的空间比较大,我有两年写很多书评,最多每个月能发表四五篇,每篇三四千字,作为单身人士,那时的稿费收入已经够花,所以觉得可以靠写作为生了。之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幸好我读过硕士,能够偶尔在学院里兼职教一两科,钱不多但又饿不死。我觉得能够生存一天,我就能继续写作一天,所以就一直以不做全职工作的方式,尽量把时间都用来写作。

  《南都周刊》:《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出版以后,在进行什么写作计划?

  现在还在写第二部(《时间简史》),已经接近杀青。其实还有好几部小说想写,但我不会同时进行几项工作,不过有时会有一点断续,比如现在这第二部也不是一口气写出来的,我是先写了当中一部分,就把它放下了去写另一个东西,隔一段时间再去继续写。还有,我写完这一部我会写另一部书,那部已经写了四分之一,但它并不是《自然史》的第三部,而是另一个东西。它是我之前很想写的,但只写了十万字就停了去写《自然史》。我不想太快写第三部,因为这个构思令人很累,同时我觉得第三部应该是更进一步的东西,应该酝酿更久。

  写小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抗衡之一种

  《南都周刊》:你的作品会给人印象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作家,对于家庭生活琐事和外界时事,你是否不太热衷?

  其实我对日常生活不只是很有兴趣,我还一直去写它,可能最初几年的东西是比较脱离现实,很理念地构想一些东西;近几年的作品很多内容都是从日常生活的内容来的,可能我会把它作了文学的变化,但感受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很多普通人的经验会令我产生很多感受,比如我准备写一个小说关于我的一些旧同学,因为近年参加一些旧同学聚会,虽然没什么意义,就是胡说八道,但偶尔会发现一些同学有了特别的想法、特别的转变,这都让我想到应该写一下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现在我比较倾向从人生的角度出发想问题,而不是从理念出发。

  社会上的问题我也会去想,我不是一个行动型的人,不是直接以行动参与,但也不会不想理会这些事。其实我很想将这些群体事件融到小说里面,但不会写成时事小说。比如我之前提到那部写了一部分的小说,是讲一些青年人的,会联系这几年香港发生的一些事,如去年反世贸的事件,我会放进小说里,作为隐含的背景。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这样大的东西,能将各个层面:我内部的东西、日常人之间的东西、群体社会的东西、甚至之前的那些很理念化的东西都融合进来。我并非反弹之前那些抽象和理念的东西,而去写现实,我觉得不应有这种绝对的区分。

  《南都周刊》:现实以什么样的形式介入你的写作?

  现实不停地介入我们的人生,我们也拒绝不了。很多事情在世界上发生着,生活形式、权力的转变,都影响着我们。我的写作生活可能与现实相对,因为现实一直在希望我们融入它的潮流、价值观,所以我是抗拒它的吸纳的。但这种抗衡要是在作品内部处理,我觉得不适宜采取一种直接评论和反对的方式,那就像发表意见,那不是小说该做的东西,我喜欢在其中设置不同的人物和角度,让其自己去冲击、碰撞,制造内部混乱,看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

  很多作者尝试处理“回归现实”、“批判现实”的作品,但我发现他们一开始就容易做成了简单的意见表达或者是扭曲了许多东西。写小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抗衡之一种,所以在小说内部的抗衡就不应该太简单,甚至有的对立面的人也应该得到一定分量的表达,其实这是很困难的——所谓“复调”的问题,真正的复调是很少见的,虽然大家都在宣称写复调、多声部。

  我的第二部《时间简史》是三声部小说,那只是约略的说法,不是很严格依照音乐规则去做的。只是作为一种比喻,严格依照音乐会令小说很机械化。

  《南都周刊》:你的灵感来源一般是什么?

  以前是来自意念、看书来的意念,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人来,看了就想写。近几年从《体育时期》和《衣鱼简史》里的一些短篇开始,从人、生活处境中触发而来,现在更多是从人而来,我发现身边很多人物是凝聚了很特殊的情形,我很感兴趣,个人的处境是很独特的,你不能简化的,小说往往有一种对典型的表达、写典型人物,这种普遍性不是我追求的,我更想找到一个普通人内里独特的地方,普遍和特殊是同时主宰他的。

  《南都周刊》:我们在你的作品中发现,“现实”往往以回忆/虚拟回忆的形式出现而显得更饱和,你的童年、少年回忆对你的写作是否比现在的经历更加重要?

  其实不是,主要是我现在拿出来的东西,尤其是《天工开物》给人这种感觉比较强烈,那只是阶段性的,尚未发表的东西并非这样,之前是想对成长的回忆做一个总结。下一部开始会更接近我现在的状态,非关成长,甚至不是青年时代,而是中年时代的人,会写到将来十七年后,一个类似我的人物即将进入老年的时期。我想象那个阶段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觉得童年、少年时期并非我唯一和非常重要的阶段。

  《南都周刊》:你对家族史的沉迷是来自真实的家族回忆还是更多来自文学想象?

  一半一半的,很多内容是“真实”的,所谓真实是我听我父亲讲的,但他自己是否会改变或加添了内容我就不知道了。当然我会把他的讲述结合到我的想象中去。

  其实这三部小说虽然是有延续性的,但往后下去家族的观念反而会消失,第一步我们会觉得有家族这个单位的存在,到第二部人物的关系就出现分支了,我构想中读者在这三部小说中可以一代代地追索人的渊源,但之后并不强调家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个体的渊源。他们只是广义的连在一起的“家族”,第一部中的我在之后也会更明显地分裂成几个人。

  不应该根据理论的正确性去写作

  《南都周刊》:后设小说是你擅于采用的形式,从你出道这些年来你对它的认识和使用有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或者说,它对于你的写作的意义有没有变化?

  有变化。开始时是很自觉的,先有了这个理念,然后才去这样写,因为它在一个青年人的眼中显得比较刺激、新鲜。甚至带着为做而做,以反面角度去打破某些东西的心态。但到现在我已经不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不会想我在写着什么后设小说,它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一个思想与感受的方式,不觉得自己在打破什么东西,时空的前后不对应、冲突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我的想象世界里理应如此,没有不能越过的界限,所以变成了很正面的东西。并非为了反抗外来压力,而是内部的心理需求,自然发生出来,别人指出时我反而觉得不自然了。

  《南都周刊》:盛衰是你关注的一个主题,香港的盛衰对于你的小说创作最大的意义在哪里?你认为它和文学有直接关系吗?

  香港文学对此是很敏感,可能建基于我们自己感觉上城市脆弱的根底,觉得很多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和发展,那么这些东西也许同时也会在瞬间倒塌,这种不安和担忧也许是过敏,并不是必然。可能我们集体过敏,可能这是视野狭窄的结果。挺好笑的,把自己单一的城市看做如此重要。它的好处是不容易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当你有脆弱感的时候会反思每件事是从何而来、如何消失,不会视之为恒在。盛衰这个意念我想我难以抛弃,会继续深究下去,但是会把它推向自然史的层面上:人类作为一种物种的盛衰这个问题。这样可能能把这个过敏和狭小的看法拯救回来,不应该只限于社会性和历史性地关注香港的盛衰,那最终会是一种狭窄的东西,应该要超越到普遍的人类要面对的东西,意思才能深刻。

  《南都周刊》:你也一直对于女性议题感兴趣,为什么?你的女性、性别思考并非符合性别研究者的预期,是否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我希望自己能够把小说写出来后,不用自己再作解释和辩护。有时我听到有的批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对我应看做一个进程,继续环绕这条线索下去时能否逐步扩宽与复杂化它,使它不要变成轻易出现的带有局限的问题。我也不会因为有人批评而避讳这个题材,只要女性角色能够刺激我的小说想象。只是希望我的态度和角度会有变化。所以最近我是想写个中年男子的故事。

  我觉得不应该根据理论的正确性去写作,尤其关于性别的,现在存在一套套的理论教导你如何写才是正确的,难道我要参考它们?政治不正确不代表作品无价值吧?我也无所谓刻意去反对也不刻意去迎合它,不能被它绑住。有时我看到那些政治正确、理论先行的作品我就觉得很难看。

  《南都周刊》:如何理解“栩栩”这个人物,她好像对你写作的意义大于她在自己文本世界中的存在意义。

  我也很强烈地感觉到,虽然我很想写她独立的存在,但最终她还是反照我自己更多。有时我会徒劳无功地尝试解释这种不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写到另一个人。这种解释很疲弱,我也觉得讨厌。把自己的局限化为自己的题材,标举为很重要的事情,重复太多我也觉得没有出路,常常把理解的不可能、沟通的不可能变成题材本身。那只是我领悟到自己的问题时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辩解,但我始终一直在想,一个自我能否写出他人?这种尖锐性——作者与被写者的权力关系——在“男”与“女”上显示得更显著,但难道这是无法超越的吗?所以我继续的下一部小说不会再写“栩栩”这人物,因为已经写到一个过不去的关槛了,很难再推进更远,因为最终都是讲我自己。下一部我会尝试写“她人”(大多数仍是女性),这个“她人”不同于“他者”,只是一个相对于自我的另外的人,这个“她人”在第二部至少有两个:一个叫“欣欣”(属于第二部的三部分之一:“欣欣与婴儿宇宙”),是一个普通的售货女孩;另一个叫“哑瓷”,身份是一个作家的太太,女主角。反而那个叫“自我”的作家将会尽量缩到后面。我希望最后一次处理掉“作家”这个人物,所以最后他会有一个毁灭的下场。我心目中《天工开物》讲的是一个自我,由成长到确立,然后膨胀为一个写作的人,我希望中间这本书能把这个膨胀戳穿,然后让他崩解,通过如此去质问他。到第三部分就没有了这个自我,完全由很多个“她人”组成。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写作野心是什么?最终要通过作品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或者通过作品解决什么问题?

  这混合着几个欲望,当中有一个很原始的就是纯粹的创造欲,当你创造的世界成功,你的创造欲也得到满足,这是人皆有之的。但除了这个自我的成分,我创作的世界并非与真实世界无关的,也不是反映或揭示的问题,而是创作一个对应着现在世界的世界,当中有相似也有极度不相似的地方,它对真实世界隐藏或排挤的一些东西给予放大,希望最终对真实世界有所反弹,永远处于一个相对的情况,希望读者在我的作品中也会看到这层关系。

  我的作品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甚至会制造更多问题,或者把原本不觉得是问题的东西彰显为问题,把“不是问题”变成问题。如果不接受这一套的人继续看我的小说,也许会觉得我无中生有。因为我要讲的的问题也并非表面上的社会问题、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等,我只想挖下去寻找人内心深处的问题。

  至于写作本身的问题,我不知道能否解决,像我自己也自觉到的:自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在他的世界里所施行的权威为何?我为此感到不安,常思考是否可能通过写作解决它,还有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的问题……我越质问,问题就越多,解决不了。这次的写作我就很想解决掉“作家”这个问题,以后再不用写他(笑)。

  (南都周刊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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