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水浒人物之最》与《加尔布雷思文集》

最戆直的好汉--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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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水浒》人物“酷评”

　　《水浒人物之最》一反作者崇尚实学的文风，文字流畅，文心细腻，以学术论文之外的“另一种笔法”，婉转诉说了他对《水浒》的恒久痴迷。

　　《水浒人物之最》

　　北京三联书店

　　马幼垣著

　　2006年6月版

　　定价：12.8元

　　张晖 撰文

　　《水浒人物之最》立论新颖固然可喜，更可贵的是论述平和，有理有据，从来没有单凭个人好恶而信口开河。熟悉马幼垣著作的读者，当不难发现这些新颖机巧的文章背后，大多有厚实的个人研究作为基础。

　　最戆直的好汉——武松。

　　痴迷的《水浒》研究者

　　说起马幼垣，凡读过金庸与池田大作谈话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的人，多半会知道他是金庸的表弟。在谈话录里，金庸对这位表弟在研治小说上的成就十分赞赏。不过，以马幼垣的学养与资历而言，他其实并不需要这份“荣誉”。当他还是香港大学大三学生时，马幼垣就已经表现出超凡的研究能力，与其弟马泰来合撰了一篇名为《〈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的论文，发表在著名的《清华学报》上，一举奠定他在古典小说研究界的地位。随后他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先后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地，最关心的问题依然还是古典小说，而《水浒》更是他研究的重中之重。

　　马幼垣研究《水浒》，全然不保持什么研究的距离感，他对《水浒》人物的痴迷，宛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所以竟发出“每恨晚生八百多年，没有给逼上梁山的机会”的人生感叹。对于大陆读者来说，这样可爱的一位《水浒》专家的宏论万万不可错过。马幼垣曾先后出版过《水浒论衡》(联经1992年版)、《水浒二论》(联经2005年版)等深具影响的学术专论，可惜都是在台湾发行，大陆读者很难获睹。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在上海《中华文史论丛》上的《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等少数文章(多已收入《水浒论衡》)，不过，因为这些文章，对于他讲究版本、考据的学风，我们也算是曾经尝脔知味。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水浒人物之最》，则一反作者崇尚实学的文风，文字流畅，文心细腻，以学术论文之外的“另一种笔法”，婉转诉说了他对《水浒》的恒久痴迷。

　　梁山好汉，重新排座

　　在这本书里，马幼垣别出心裁地给《水浒》人物重排座次。在这位超级《水浒》迷的英雄谱上，每个人物都有坐头把交椅的可能。众所周知，梁山虽是草莽之地，但等级分明，大小头目，不但有天罡、地煞的区别，还有一百单八将的先后次序。人人“第一”，岂不乱套？而马幼垣的人人“第一”论，正基于他对书中原有排名的不满而发，其论述之妙，试举一二可知。

　　鼓上蚤时迁是读者熟悉的梁山好汉，可他的排行却不靠前，正数是一百零七，倒数才是第二。马幼垣为此忿忿不平，认为这是“莫名其妙到极点”的事情。因为《水浒》中的一百零八位好汉，不但大多没有什么知名度，而且也没有什么本领。时迁却不然，不但闻名遐迩，而且本领独特，绝对不是凑数的英雄，特别是在保卫山寨的多次战斗中，时迁可以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么小说《水浒》为何如此贬低时迁，大评论家金圣叹为什么也如此迂腐，将时迁列入《水浒》中仅有的两名“下下”人之一(另一位是宋江)？本书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首先指出时迁多次立下战功，如在抵抗双鞭呼延灼的攻打时，利用盗甲之法引得金枪手徐宁上山入伙，学得破解连环马的钩镰枪法等。而且时迁从来不给山寨添麻烦，李逵却刚好相反。究其根本，时迁被排斥是因为他曾是宋江向晁盖夺权过程中的一颗棋子，既然夺权成功，宋江为掩饰自己的不良心术，只好过河拆桥，委屈时迁了事。所以，马幼垣称时迁为“最不为人赏识的英雄”。

　　对于智多星吴用，马幼垣也发奇谈。他称吴用是“最本领被夸张之人”，乍听之下，令人难以接受。在普通读者的印象中，吴用是梁山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称之梁山诸葛亮，又有何妨！然而，本书仔细分析了吴用所谓“智取生辰纲”的“愚笨计谋”，从而揭了吴用的底细。只是，梁山头目文化水平太低，吴用这么一个“脑袋不足”的人也就显得鹤立鸡群了。

　　马幼垣对于梁山的核心人物——宋江，更有独到的议论。他将宋江评为“最难理解之人”，宋江在小说中常常言行不一，前后矛盾，时而是乐善好施、宅心仁厚的及时雨，时而是玩弄权术、忘恩负义的伪君子。究其原因，则在于《水浒》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多次改动，不同来源的宋江故事混杂在一起，使得宋江的形象出现了不统一的问题。可是，学问家的理智终究敌不过《水浒》迷的情感，马幼垣对宋江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因此，作者在明修栈道的同时，还是按捺不住来了个暗渡陈仓，通过剖析“杀惜”事件，一举揭破宋江伪善与狠毒的真面目，同时怜悯地将阎婆惜评为“最背黑锅的女人”。

　　《水浒人物之最》立论新颖固然可喜，更可贵的是论述平和，有理有据，从来没有单凭个人好恶而信口开河。熟悉马幼垣著作的读者，当不难发现这些新颖机巧的文章背后，大多有厚实的个人研究作为基础。分析宋江夺权，依据的是马幼垣早年的论文《架空晁盖》；分析吴用的智取生辰纲上的失败，则有《生辰纲事件与水浒布局的疏忽》一文的支撑；至于书中反复提到梁山好汉的名次问题，马先生对此也早有《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人物安排》一文作为正传。《水浒人物之最》就是建立在这种扎实的学术研究之上，同时又注入了作者真性情的妙文。

　　自古以来，阅读《水浒》就是一件难事。金圣叹曾在《读〈水浒〉之法》中感叹道：“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方解说道好。”马幼垣先生生得一副“锦绣心肠”，又有多年的学术积累，这本《水浒人物之最》就这样水到渠成的诞生，成为一部深入浅出、“解说道好”的《水浒》人物“酷评”。

　　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

　　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凯恩斯，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

　　《加尔布雷思文集》

　　[美]加尔布雷思著

　　沈国华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定价：39元

　　李华芳 撰文

　　纪念加尔布雷思

　　加尔布雷思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一生著作等身。2006年4月29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去世，享年97岁。不过，在加氏生前，中文世界对他并不是特别重视。这从他总结一生理论成就的小册子《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中文版的尴尬境遇就可见一斑，这本书不是由经济学家作推荐，而是作家池莉。出版社似乎认为加尔布雷思应该沾着池莉的名气才能获得良好的销售成绩。这对英文世界里加氏著作的畅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讽刺。

　　在加氏过世之后，也没有很多的纪念。只有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们陆续发表了一些纪念文字，但在中文世界里影响寥寥，这与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界的反应差不多，人们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离去，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也许在经济学家看来，加尔布雷思更多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而非一位经济学家。那么何以经济学界对加尔布雷思视若无睹呢？也许这恰恰表明加尔布雷思曾嘲讽过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汪丁丁在《财经》上为加氏撰写的讣告，对其一生的重要思想提纲挈领，做了充分肯定，而且讣告结尾充满温情，是少有的纪念加氏的好文字。而刘晶的文章将加氏放在政治左派的位置上进行了衡量，当然在阐述加氏对保守派态度的同时，刘晶的文章也指出真正严肃对待加氏著作的恰恰是像弗里德曼这样的高手。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尔布雷思文集》的时候，与加氏去世是在同一月，这是巧合，因为译者序言中未曾提及加氏去世，而且出版社似乎也来不及调整宣传策略。但我以为恰是对加氏最好的纪念了。让一本书带着加氏的思想慢慢发挥其对社会时弊的“抗衡力量”。

　　作为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加尔布雷思对老师的死对头熊彼特在尊重之余，也不赞同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或许正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加尔布雷思是在消费领域提起对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的挑战的，认为追求新的消费物品和消费形式，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并非必要，但由于这种过分的消费追求，产生了环境和社会成本，却是整个社会要负担的，这恐怕不是合算的事情。实际上，加尔布雷思是采用比较静态分析，而熊彼特关注的是演化的思路，加尔布雷思并没有打到点子上，但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可见一斑。

　　强烈的现实关怀

　　正是加尔布雷思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他无意中也可能是自觉地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现代经济学的数学化道路是萨缪尔森开创的，萨缪尔森是熊彼特最出色的学生。凯恩斯与熊彼特的恩怨并没有延续到加尔布雷思与萨缪尔森身上，但两种不同的趋向却依然明显。与熊彼特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同，凯恩斯更倾向于实际问题的讨论和经济分析，这也是他的《通论》直接针对大萧条的原因。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思继承了凯恩斯，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

　　所以对于这本《加尔布雷思文集》，我个人的看法是读者最好先读131页到216页，这部分乃加氏表明自己思想的来源，是理解加氏理论的关键。在这一部分中，讨论了亚当斯密、马克思、凡勃伦和凯恩斯的思想对加氏的影响，加氏始终认为经济学应该如斯密那样，面向真实世界进行写作。不过加氏的写作如果趋向实证研究，其地位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尴尬。因为加尔布雷思犯了一个作为经济学家看起来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观点主要是规范性的。这还不算，他的写作方式是平易近人的，以至于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著作，而更像是畅销书的写作方式。尽管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除了在实证和规范上并驾齐驱之外，论述的语言也是日常生活面向大众的语言，但在今天，加尔布雷思在圈中受到冷遇是意料中的事了。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加氏公开欣赏马克思的态度，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所以将加氏与马克思一起打入冷宫。当然加氏也声称受老制度学派凡勃伦的影响，因此加氏在《丰裕社会》一书中处处体现出这种痕迹。在《加尔布雷思文集》从第1页到第130页部分，几乎是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扩展。例如在讨论加氏一生中的重要概念“抗衡力量”时，加氏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所以在他看来，工会组织并不是因为像傅凌霄(Sean Flynn)在2005年讨论的那样是因为劳资合同的完备与否，而是因为资方实力强大，而工人必须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因此在资方缺少竞争的情况下，工人只好组织起工会来作为一种抗衡力量，为自己争取权益。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但却被传统的经济学忽视了。但实际上这仍旧是新古典经济学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集从217页到270页，是加氏对1929年大崩盘的一个思考，这些思考我相信是为了响应老师凯恩斯的理论。而在我看来，也是本文集中不算特别重要的部分。英文版的最后，是加氏最为人称颂的演讲“本世纪未竟的事业”，这个于199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不仅是对人类千年来的事业的评价，也是加氏对自己理论的一个总结性回顾。有意思的是，在此演讲开头，加氏认为自己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完成致命一击”的哈耶克的不安，而在演讲中，对于人类社会的成就如何评价，让加氏又提到了凡勃伦。在金融危机部分，他表达对凯恩斯的敬意。在演讲最后，加氏提出最后一项20世纪未完成的事业是消除核武器，这是一个善良的长者对和平的期待。不过中文版的《加尔布雷思文集》最后还附加了一篇《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让读者领略一下加氏的经济学论文中展现的功夫，算是额外的收益。

　　本书中的文章均是加氏亲选，体现了加氏的重要思想，读一读这本文集，是对于这位经济学巨人最好纪念。当然正如梁捷在《巨人加尔布雷斯》一文中写的那样：称他为巨人，决不仅仅因为他6英尺5英寸的身高，而是因为他的33本著作展现了一颗真诚而又勇敢的心灵所能达到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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